大　会　发　言 (二)

罗俊委员

罗俊委员代表致公党省委的发言

以海外投建营一体化模式推动贵州公路基建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

　　贵州是中国西部地区“一带一路”重要陆海连接线。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贵州要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针对“三驾马车”中投资下滑和消费疲软的双重约束，“走出去”成为贵州经济转型和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人口密集，基建需求大，投资机会多。投建营一体化模式集项目投资、规划设计、建设以及运营维护于一体，实现对项目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的掌控，已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趋势。在“一带一路”带动下，大量中国基建企业通过投建营一体化模式，与沿线国家的基建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贵州堪称世界级“桥梁博物馆”，因特殊地形地貌造就了贵州公路基建企业领先的技术能力，有解决“最复杂地质问题、最大跨径桥梁、最长隧道”等技术难题的更多优势。推动贵州公路基建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既是企业拓展市场发展自身的必然选择，也是贵州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的重要领域。

　　但是，贵州公路基建企业“走出去”的道路并非坦途。2018年，贵州省海外基建工程总承包营业额约10亿美金，占全国比重不足1%，与周边的湖南、云南、四川相比差距也很明显。这些省份企业已经走在了海外总承包市场的前列，而我省较为滞后，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缺资质。商务部对外援助工程项目有前置资格认定程序，贵州公路基建企业尚未获得商务部援外资格认定，以至于无法独立走出去。二是缺资金。投资海外基建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国家设有“一带一路”建设两优贷款F+EPC，但贵州公路基建企业难以获得。三是缺经验。贵州公路基建行业中的大型优势企业，既未形成企业联合体，又缺乏海外投资的经验和人才，没有资本运作和海外并购的经验。

　　为推动贵州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议发挥政府支持和引领作用，以海外投建营一体化模式，推动贵州公路基建企业沿着“一带一路”更好更快走出去。

　　一是指导企业获得商务部援外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由省商务厅加强指导，帮助贵州公路基建企业获得商务部援外资格认定，进入其中的成套目录，即可参与大型援建项目的投标，这是省级企业无风险走出海外最容易的办法。该资格认定工作三年开展一次，2020年即将开展，时间极为紧迫。

　　二是带领企业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商务洽谈。建议由政府带领公路基建企业组团访问与中国关系较友好、国家较稳定的尼泊尔、孟加拉、菲律宾、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开展官方交流和商务洽谈，促成基建领域重大合作;特别是尼泊尔与我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蜜月期，应抓住时机与尼泊尔建立友好关系，在当地设立贵州商务代办处，促成尼泊尔在贵州设立区域性领事机构，畅通我省基建企业与尼泊尔的项目合作渠道。

　　三是争取企业“一带一路”两优贷款项目零突破。建议由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立项，调研东南亚市场投资课题，鼓励基建企业前往东南亚国家调研市场投资机会。同时，比照湖南建工获得孟加拉污水处理市政项目的两优指标做法，在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协调，帮助基建企业获得国家两优贷款项目。

　　四是推动企业与在黔投资国际资本深度合作。促成省内拟出海基建企业与国际资本在贵州的项目合作，近距离学习国际领先投资集团的海外投资经验和资本运作方式，为企业走出去积淀经验。成立海外投资产业基金，集合省内各方面优势，全力打造海外投资投建营一体化运营成功典范，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借鉴。

　　五是加大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推动基建企业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授信政策、审批效率、资本成本、资金价格等方面对我省走出去的基建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和资源倾斜，实现“银保商企”合作共赢。

梁杰委员

梁杰委员代表民进省委的发言

关于大力推动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建议

　　产业集群作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行竞合发展、联动发展、协同发展的生态网络，是世界各国推进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着力点，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志和重要支撑。近年来，我省制造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速度加快，逐步形成五大工业产业集群，优质烟酒、先进装备制造、健康医药、基础材料、现代化工、生态特色食品等制造业产值规模均达到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集群发展水平较低，集群产业链不完善。集群总体数量和规模结构偏低，集群发展层次与外向度较低，尚未进入产业链高端。产业集群中各企业之间关联性小，产业链短，集群网络联系能力比较薄弱。制造业园区“有企业而无产业”，园区内企业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内在的互补性和关联性较弱，园区对配套产业集群的“种子企业”及产业链招商，吸纳配套企业及相关服务机构，软环境建设等关注不够，企业规模、配套完整性上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产品成本高、产能低，缺乏竞争力。

　　二是集群效应不突出。各园区之间耦合不足，协同性差，集群内企业缺乏相互协作，产业发展尚未形成合力。集群内规模化生产、专业化分工等机制尚不健全，企业间相互支撑能力、聚合能力、集群整体竞争力不足，集群品牌实力与影响力亟待提升，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较弱。

　　三是集群发展环境有待规范与优化。政府作用发挥不够，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缺乏有针对性的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扶持措施不够有力。集群发展的条件较差，资源要素集中度低、保障不足，优惠政策落实不够好，融资环境不畅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产业集群发展所需的技术、人才、信息、法律、现代物流等服务相对滞后，很难及时响应市场需求。

　　为推动我省制造业集群发展，民进省委建议：

　　一是选准需要集群发展的产业。在顶层设计上，结合我省制造业发展的资源和要素，选择发展基础较好、配套企业较完整、产业链条长、市场前景广阔的制造业作为集群发展的重点。比如十大千亿产业中新型建材、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基础材料、生态特色食品、大数据电子信息、健康医药等。我省在旅游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产业方面具有一定发展优势，可考虑作为集群发展重点产业。

　　二是大力发展集群内核心企业，围绕核心企业培育集群。我省几大重点产业大都是核心企业为主导，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应进一步发挥好核心企业的作用。建议编制产业集群核心企业名录，围绕核心企业完善集群分工。一方面要完善中小配套企业引进培育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原材料、零部件、服务品供应采购机制等。另一方面要以龙头企业、优势企业为核心，建立产业联盟组织，支持联盟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搭建共性研发平台，形成一批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和重要设备等，提高行业的整合度与产业的竞争力。

　　三是建立健全集群发展机制。制定产业集群整体发展规划，明确集群内的产业布局、产业链配套、重点建设项目、关键产品的国产化与国际化进度等，予以落实。强化产业支持，灵活运用财税、金融、产业投资基金等手段支持集群发展。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社会服务体系，服务于产业集群的发展。强化产业监管，维护好集群内的市场秩序。

　　四是优化调整产业布局，整合产业园区。产业集群需要一定程度地理上的集中。应按照空间相对集中的原则，梳理省内工业园区，产业定位相同或相近的要予以撤并整合，不能撤并整合的引导企业建立纵横联系，通过集群成员之间供需关系的连结，实现采购本地化，形成整个集群的成本优势和稳固联结。

汪振武委员

汪振武委员代表民建省委的发言

多措并举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政策措施，民企经营和融资环境正在不断优化。

　　但调研发现，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仍是民营企业发展中较为突出的痛点，表面上看是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之间融资供给不足、渠道不畅、成本较高，实际上涉及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多重深层原因。一是多部门信用数据不能共享，银行与企业信息不对称，导致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二是相关支持政策出台较匆忙，精准性操作性不强，政策宣传及培训不到位，执行层面落实不力，民企未能及时配合，获得感不强;三是民企本身也存在小弱散、管理不规范、诚信及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

　　为更好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民建省委建议：

　　一、务实高效，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建议有关部门梳理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作为2020年第一季度专项任务，制定省政府督办任务分解表和操作性强、普惠性强、务实管用、简单易行的实施细则，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和跟踪督办。对近几年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及效果评估，认真倾听民企反馈的问题和建议，并尽快调整完善。既要注重政策出台，更要注重政策落实，真正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二、多措并举，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获得感

　　一是用好用足人民银行政策组合。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导向作用，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创新金融产品，更多配置信贷资源到民企。二是鼓励地方政府组建引导基金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鼓励以政府引导基金方式加大社会资金对地方实体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组建风险担保基金、纾困基金、风险补偿基金、续贷基金及产业脱贫攻坚基金，帮助民企走出困境。三是鼓励发展供应链金融，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建议我省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通过供应链金融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以大带小，以弱带强，抱团取暖，共融发展。

　　三、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上市是直接融资的最佳渠道。建议我省尽快出台更大力度的支持政策，鼓励民营企业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推动符合条件的挂牌企业向更高层次交易市场转板，推动一批核心技术突出、自主创新能力强的民营企业登陆科创板，借力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融智、融资源。

　　四、完善政府服务机制，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营造竞争中性的营商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并非仅靠特殊政策倾斜，更重要的是构建一个没有特殊标签、竞争中性的营商环境，除国家战略特殊行业之外，国企民企并存并拥有同等市场化待遇和竞争环境。建议我省出台相关政策时，在市场准入、招投标、用地、税收、融资、人才、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同等待遇，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二是建立民营小微企业信用体系，有效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民营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是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的根本原因。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表面上看是缺钱，实质上是缺信用。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并非没有信用信息，而是缺乏对经营活动信用信息的有效挖掘、整合、处理和分析。建议由财政出资，汇集发改、市场监管、税务、人民银行、工信、人社、公安等部门的企业经营发展的实时数据信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多维度、广覆盖的数据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分析，建立民营企业黑名单和白名单，在此基础上增强民营企业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优化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信用关联，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帮助民企渡过难关，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石校瑜委员

石校瑜委员代表民盟省委的发言

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

　　营商环境是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多措并举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企业开办时间平均压缩至2.2天，“一网通办”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100%。但是我们对全省民营企业进行的实地调研发现，我省营商环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因政府财政支付能力不足，导致政府违约失信事件时有发生，县级政府尤其严重;因放管服改革力度不足，导致基层政务服务能力及水平较差;因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导致市场主体待遇不公;因对外开放不足，导致市场资源配套不好，等等。

　　谌贻琴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着力打造服务和效率高于周边、成本和负担低于周边的营商环境新高地。结合实地调研的情况，我们建议：

　　一是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用新政绩观引领干部新作为。事实证明，传统举债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的新政绩观，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同时，要高度重视政务诚信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避免“塔西佗陷阱”。

　　二是严控新增政府债务，大力盘活国有存量资产。要坚持控制和盘活两手抓。一方面要严控政府新增债务，防范和化解刚性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要盘活存量资产，以存量引增量，把贵州近年来在脱贫攻坚、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方面巨大投入形成的潜在优势，逐步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要深化国企及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建立混合所有制，激发内在活力;要加强政府性资金支持建设项目的绩效评价，查找问题，及时整改，盘活存量。

　　三是坚决整治政府重大违约失信案件，维护政务诚信形象。政府失信案件对地方营商环境和政府形象的破坏极大。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作为头等大事急事来抓，必须拿出诚意和勇气，直面问题困难，尽快研究彻底解决违约失信的工作方案，尽快完成对民营企业的“清欠”任务。少数基层政府及部门必须改变回避、拖延、推诿等不负责任的做法，以身作则，垂范和引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四是建立和完善基本法律制度，营造良好法制环境。省级人大立法机构应尽快推动出台《贵州省社会信用条例》《贵州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等重要涉企法规，从制度层面推动和促进企业发展，规范政府政务行为。要进一步加大各级政府政务公开力度，建立基层政府及公务员诚信档案，建立政府违约失信的赔偿制度，发挥社会监督和沟通协调职能，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五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职责归位。要抢抓国家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机遇，学习上海、深圳等地经验做法，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加快推动各项改革政策措施的落实。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企业尽量“无事不扰”。

　　六是加大政策落实评估力度，以评促管以评促改。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加强相关政策出台前的评估论证，进一步提高可操作性。同时，对已出台的重大政策开展实施效果评估，及时总结经验，发现不足，改进提高，破解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提高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

　　七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补齐营商环境建设短板。狠抓改革扩大开放，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赢得市场主体的充分认可，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逐步补齐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短板，更大范围地促进贵州营商环境优化。

程绍雨委员

程绍雨委员代表九三学社省委的发言

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点义务教育资源保障的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和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是我省必须打赢的“四场硬仗”中的两场硬仗。易地扶贫搬迁点的义务教育保障问题，是这“两场硬仗”的交汇点，也是关键着力点。解决集中搬迁安置点义务教育保障问题，必须贯彻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关于“加快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教育医疗等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后续扶持五个体系建设”的要求，让随迁子女“有学上、能成才”，这对搬迁户融入城镇生活、安居乐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据统计，全省各搬迁点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共有27.3万，其中，13.5万人的入学问题已利用现有教育资源解决，剩余13.8万人必须通过新建学校来保障。全省已配建中小学校333所，计划今年再配建393所。

　　通过调研发现，我省集中搬迁安置点义务教育资源保障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随迁子女数据精准锁定难，直接影响其就学安排，突出表现为搬迁点学校的学位不足，如毕节七星关柏杨林搬迁点缺额4715个，平均班额76人，最大班额86人。二是建设资金缺口大。市县级财政基本属于“吃饭财政”，能自筹解决的资金有限;同时，受融资政策调整影响，工程筹、融资更加艰难。三是工程建设进度慢。受城建规划限制，配建学校建设用地储备不足，征地拆迁难度大，工程建设成本高，“手续办理慢”和“建设工期紧”的矛盾突出。四是教师编制紧张。有的年龄偏大、身体抱恙的在编教师不能承担正常教学工作;部分管理和技术人员超编占用教师资源;配建学校教师没有编制，只能通过调剂解决。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切实保障随迁子女入学需求。一是统筹配置教育资源。对能满足学位供给的地方，按就近入学原则做好转学;对存在一定学位缺口的，按缺多少补多少原则，通过改扩建学校解决;对学位严重不足的，与搬迁点同步配建学校，确保随迁子女应学尽学。二是扎实做好就学服务。按“搬迁一个、接收一个”的原则，开辟随迁子女就读“绿色通道”，保障他们都能顺利入学。三是同步配齐学校设施设备。在加快学校主体工程建设的同时，同步推进运动场、绿化美化等附属工程建设，按标准配齐课桌椅、图书、计算机、学生食堂和宿舍等教学生活设备设施，确保投入一所、达标一所。

　　第二，全力化解资金紧缺难题。一是争取专项资金支持。在国家和省级易地扶贫搬迁资金预算中，增加用于安置点配建学校的专项资金;把配建学校建设项目纳入省级以上发改、财政、教育等专项资金补助申报;在主城区配建的学校，应纳入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的支持范围。二是多措并举拓宽融资渠道。各地政府要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补助资金和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加大资金统筹、整合力度;还可以采用EPC总承包代建模式缓解资金难题。

　　第三，确保学校与搬迁点同步建成投用。一是加快工程进度。各相关部门要尽快办理配建学校的审批手续，承建单位要围绕工期和施工节点目标，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饱和施工，确保今年上半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是保证配建学校学位供给。对工程体量较大、建设周期较长的项目，做好整体施工计划，分期推进工程进度，确保学位供给能分阶段及时增加。

　　第四，配优建强搬迁点教师队伍。一是以市为单位统筹调配师资。按“严控总量、盘活存量，增减平衡”原则，推进教师编制跨区域调配，根据师生比和班师比，动态核定市内教师编制，使教师从“学校人”变为“系统人”;实行“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统筹用好用足现有教师资源，采取特岗教师招聘、引进、考调等方式配备师资，满足搬迁点学校正常教育教学需求。二是通过培训提高教学水平。利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与东部高水平学校加强交流，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国培”“省培”计划向搬迁点教师倾斜，围绕随迁子女学习中的实际困难开展教研活动，不断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课堂教学质量。

梁显泉委员

梁显泉委员代表省政协教科卫体委的发言

巩固健康扶贫成果　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疾病是农村人口主要致贫返贫原因之一。健康扶贫是“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内容，也是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自我省2015年开展健康扶贫工作以来，全省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减少了51.88万人，健康扶贫工作对脱贫攻坚的贡献率从2015年的6.83%提高到2018年的13.73%。但调研发现，基层健康扶贫工作还受到一些制约。

　　一是基层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紧缺。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数量不足，低于全国和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学历和职称结构偏低，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11.51%，副高级以上占1.22%。乡村医生队伍不稳定，年龄老化，全省35岁以下的村医仅占10.79%。

　　二是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足。“百院大战”部分县级医院项目由于资金困难，按时完成有难度。一些地方对县级公立医院设备购置、科室建设、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政策兑现未完全到位，取消药品加成后财政补偿不够到位。

　　健康扶贫既要着力消除已经发生的因病致贫存量，更要建立完善长效机制，精准施策，防控因病致贫返贫增量。为此建议：

　　一是建立健康扶贫长效机制。加强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工作，提升贫困地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让贫困人口“少生病”。探索建立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预警机制，开展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健康状况普查，利用基层医疗卫生网络，进行抽样调查，建立贫困人口健康状况电子信息系统;定期组织贫困人口体检等，着力减少因病致贫增量。建立评估机制，推动健康扶贫各项制度、举措落地落实。

　　二是完善卫生健康事业投入保障机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经费投入动态增长机制，建议参照对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要求，对年度基本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的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予以明确。加快补齐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的短板，加大对贫困县“百院大战”、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等政府主导项目的支持力度，夯实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三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县级医院管理干部的培训力度，实施县级公立医院管理干部能力提升培训项目，提升县级医院的管理水平。深化东西部医疗协作对口帮扶，发挥省内各专业学会对县级医院的专科帮扶作用，加快提升县级医院诊疗水平。加大订单定向培养乡镇卫生院紧缺人才的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加大财政投入，依托各市州高职院校有计划地为乡镇卫生院订单定向免费培养专科医学生，毕业后直接安排到指定的乡镇卫生院上岗服务。加强本土村医培养，推广黔东南州从江县、剑河县村医培养模式，根据村医需求，面向村级招录具有初中或高中的已婚青年开展3年制中高职免费医学生培养，建立乡村医生人才保障机制。

　　四是加快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加大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力度，建立起以县医院为“龙头”、乡镇中心医院为“枢纽”、村级卫生室为“网底”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确保“基本医疗有保障”。充分发挥县乡远程医疗体系的作用，着力解决远程医疗体系运行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让信息化真正成为解决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手段。

　　五是全面建立贫困人口制度化的分类救治和保障机制。2019年大病专项救治病种已增加到25种。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等疾病的贫困人口，要进行重点管理，做好随访评估、健康管理、适时转诊等工作，确保健康扶贫取得实效。

　　六是实施面向农村的健康教育工程。加大健康教育与健康知识普及力度，面向农村，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促进和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健康意识，养成健康习惯，从源头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黄惠玲委员

黄惠玲委员代表农工党省委的发言

发挥中医药在健康贵州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同步推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工作，出台《贵州省中医药发展条例》《贵州省“十三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医药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体系建设逐步完善，服务能力稳步提升。

　　但同时也要看到，我省中医与人民群众“方便看中医、看上好中医”的需求还不适应，支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与中医药保障人民健康的贡献率还不匹配：一是中医药工作财政投入不足，未能充分体现中西医并重方针。二是中医院功能定位不准，重点特色领域不够明确，民族医药特色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三是中医药人才薪火难传、青黄不接，人才培养提高和储备迫在眉睫。四是许多支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停留在宏观层面，没有具体措施办法，符合中医药特色的价格机制和支付方式改革滞后。

　　为更好发挥中医药在健康贵州建设和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作用，农工党省委建议：

　　一是切实增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论述，推动《中医药法》《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在我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完善中医药发展思路、任务和路径，健全遵循中医药规律的管理体制机制，明确市、县两级中医药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充实管理队伍。完善投入保障机制，对中医药薄弱地区、贫困县给予适当倾斜，减轻县级财政和医院负担，提高中医馆建设省级资金配套比例，探索设立中医药发展专项基金。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协调好医保、价格、质量管理等工作。深化中医诊所备案、确有专长人员资格考核、传统制剂备案、经典名方注册审批等改革。

　　二是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治疗康复中的独特优势。加强重点特色专科建设，推进慢性病中西医临床协作，扶持一批中医专科诊疗中心，提升专科深度建设和精准分级诊疗水平。指导县级中医院明确重点优势领域，力争所有县级中医院达到二级以上标准。筛选部分质量稳定、疗效确切的院内中药制剂在全省范围内调剂使用。开展民间中医药资源普查，摸清全省中医药资源底数，发掘民族医药宝库，在有条件的县级区域设置少数民族医院，鼓励有条件的县级中医院加挂民族医牌子，围绕我省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防治，加强苗医药等民族医药的研究使用。

　　三是医教协同强化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中医药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协调组织、人事、教育、财政、卫健等部门，加快推进省市县乡村五级师承工作。大力推进中医类别全科医生培养，通过订单定向中医专业学生培养及自主招聘等方式为乡镇卫生院配齐专业人才。组织开展中药炮制、中医护理、针灸推拿等技术比武大赛，发掘全省民族民间确有专长人员，通过考试考核将民间一技之长中医药人员纳入乡村医生管理。建立中医药技术培训推广基地，为每个县培养5名以上师资，推动乡村和社区医务人员至少掌握15项适宜技术。实施中医院特岗人才计划，为每个县级公立中医院公开招聘中医人才。

　　四是健全鼓励支持医疗机构开展中医药服务的政策。增设中医治未病、苗医药、中医营养膳食等项目，推进侗医等民族医疗项目进入公立医院。筛选部分病种分别在省市县乡医疗机构实行中西医同区域、同级别、同病种、同费用，推进分级诊疗。健全符合中医特色的价格机制，深化病种、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具有中医特色的项目收费制度，加快推进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备案工作。

万泉委员

万泉委员代表民革省委的发言

激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活力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载体。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有效解决单家独户难以解决的现代农业生产规模化、社会化和技术服务问题，能有力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增强村级组织服务功能。

　　“村社合一”“村企合一”是我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截至2019年4月，全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清产核资单位数为82934个(其中，乡镇级182个、村级17308个、组级65444个)，组织成员约1228.19万人，为农业农村发展特别是助力脱贫攻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通过调研发现，我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普遍经营困难，活力难以焕发，与其功能定位不相适应，也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现乡村振兴的要求不相适应。

　　第一，发展水平低。一是发展资金来源单一。如2018年底贵安新区28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5350万元，财政补助收入4227.62万元，占总收入的79.02%。二是产业结构单一。主要以农业产业为主，缺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业多数弱而不强。三是经济收益不高。产业总体层次较低，加之劳动力大量外流，持续性盈利能力不强。

　　第二，发展不平衡。如全省每年经营性收入40万元以上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只占5.8%，基本为城中村。而建立了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发展资金，没有经营性收入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占到了18%。

　　第三，体制机制不完善。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不明确，成员资格不清晰，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这些体制机制问题，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

　　激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活力，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村产业革命的客观需要。为此建议：

　　第一，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党建。基层党建搞得好的地方，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得都比较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两委”的关系上，要坚持党领导一切，纠正“过时论”“无需论”等错误认识，夯实根基、把好方向。

　　第二，探索集体经济组织“混改”。为改善集体经济组织自身造血功能，可以积极探索引入其他所有制经济，带入资金、产业、技术等，发展集体混合所有制经济。

　　第三，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生机制。一是明确市场主体地位。积极向农业农村部争取试点支持，开展规范登记工作，给全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颁发“身份证”。二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设立村民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确保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监督有效。三是健全内生运行机制。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提高决策者素养，建立健全决策规范与制度;完善资金筹措机制，拓宽筹资渠道;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让全体组织成员共享发展成果。

　　第四，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外部成长环境。一是优化政策环境。切实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营商环境，在计划审批、工商登记、土地使用、产品销售、税费征收等方面提供支持。二是优化市场环境。通过产业联通、人才交流、项目协作等方式，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资源。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拓宽发展要素流动通道。三是优化法制环境。出台规章条例或规范性文件，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和成员资格问题，明确产权关系。按照自愿、自治、民主的原则，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通过法定程序，探索村党组织书记担任农村集体经济负责人。四是优化舆论环境。加强宣传引导，培养农民的合作精神、契约精神和奋斗精神;通过典型示范，稳步有序地发展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强舆论引导，让更多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了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提供帮助。

向守都委员

向守都委员代表省政协人资环委的发言

加强扬尘污染治理守护好蓝天白云

　　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强调，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省委、省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铁腕治污，打造良好空气环境生态品牌，牢牢守好了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扬尘污染治理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内容，我省在扬尘污染治理上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是城市扬尘污染防治和监管还不到位。2019年1-11月，9个中心城市以颗粒物为首要污染物的污染天数占比65.2%，前三季度贡献较大的分别为建筑尘和道路扬尘，两者贡献率高达37.6%。

　　二是季节性扬尘污染突出。我省轻中度污染天气主要出现在冬春季节，截至2019年1-11月，共计发生30天污染天气，其中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污染天数25天，以PM10为首要污染物的污染天数5天。

　　三是扬尘污染治理能力不足。一些地方缺乏空气质量管理理念，应对污染天气的意识不强，对城市空气质量应急管理能力不足，预案不够科学，预警流于形式，当出现污染天气时，经验不足，组织不力，不能有效精准落实污染天气下的应急管控措施。

　　为加强扬尘污染治理，守护好我省蓝天白云，建议如下：

　　一、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坚持狠抓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和物料堆场三大领域的扬尘治理。一是防治建筑施工扬尘。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企业落实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运输车辆密闭运输“6个100%”的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措施。城市内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其他区域砂浆搅拌机应当配备降尘防尘装置。加强施工扬尘监管，将扬尘治理费用列入工程造价。二是防治道路运输扬尘。实施城区和城郊结合部道路网格化保洁管理，大力推进道路清扫保洁机械化作业。制定城区渣土、砂石料、散煤等运输管理措施，规范洗车场管理，加强“脏车”入城管控。三是防治物料堆场扬尘。对工业企业物料堆场实行规范化管理，硬化施工通道和物料堆放场所，采取封闭式仓库、喷淋抑尘等措施，对土石方、建筑垃圾采取覆盖或者固化措施，物料装卸配备喷淋等防尘措施，转运物料尽量采取封闭式皮带输送，有效控制无组织扬尘排放。

　　二、落实扬尘污染联防联控措施

　　一是强化监控。行业主管部门要以大数据为基础，督促施工单位设置PM2.5、PM10和噪音自动监测仪器。重点区域内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或建设周期1年以上的建筑工地要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设备，并与当地主管部门联网。二是强化联动。住房城乡建设、城管、交通运输、公安交管和生态环境等部门要建立联动监督工作机制，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专项督查，将扬尘管理工作不到位的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三是严格执法。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带泥上路等违法行为，加大对未落实措施的建筑和运输单位处罚力度。

　　三、落实重点城市轻中度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一是制定和执行好冬春季空气环境质量应急预案。以预防和减少轻、中度污染为着力点，强化政府组织指挥、部门联动、生态环境部门监督的空气质量应急工作机制。根据预警预报结果，及时启动预案，落实应急监管和临时减排要求。二是尽快建立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细化应急减排措施，落实到各企业各工艺环节，实施“一厂一策”清单化管理。

　　四、落实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责任

　　各级政府应建立考核、问责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建筑工地扬尘治理的监督管理，组织、指导、检查推动落实。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推动落实道路扬尘治理措施，加强道路、广场、停车场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清扫保洁管理。交通运输和公安交管部门负责组织推动落实道路运输车辆扬尘治理措施。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扬尘污染治理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堆场扬尘治理措施。

毛良知委员

毛良知委员的发言

关于推进我省农用地膜污染治理的建议

　　农用地膜(以下简称农膜)是继种子、化肥、农药之后的第四大农业生产资料，以独特的增温保湿、保水保肥、节劳减支、增产增收等优势，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为我省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农膜的广泛应用，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影响了绿水青山的美丽容颜。

　　第一，农膜污染危害大。一是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残膜混入土壤，在自然分解过程中析出大量有毒物质，破坏土壤结构，导致土壤重金属超标，地下水污染严重，农作物减产减收。二是空气污染。农村地区焚烧废旧农膜现象非常普遍，对空气造成直接污染。三是视觉污染。废旧农膜散落在田间地头，风吹到房前屋后，挂在树枝树梢，影响环境美观。

　　第二，农膜回收难度大。一是回收动力不足。受回收网络不健全、售卖残膜不划算等综合因素影响，农业生产者缺乏回收农膜的主动性积极性，大量农膜随意弃置田间地头，很大部分没有得到有效回收。二是企业经营困难。全省已经建成的废旧塑料回收加工企业，受到用电价格高、人工成本逐年增涨、更新设备缺资金等因素制约，加上政策扶持难争取，导致生产经营困难，部分企业已经停产。

　　第三，农膜治理有条件。一是国家大力支持。国家及有关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明确把“完善废旧地膜回收处理制度”作为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的重点内容，明确了西南地区农膜使用标准、回收目标、治理措施。我们可以争取国家给予更多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二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在全省范围内合理布局、规划建设了一批废旧塑料回收加工企业，这些企业有效推动了农膜回收再利用。三是治理条件转好。随着全省500亩以上坝区集约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的推进，为以坝区为重点推进农膜污染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加大我省农膜污染治理力度，推进农膜的回收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让农村产业革命带来更多的生态效益，把贵州生态文明“金字招牌”擦得更加靓丽，特建议：

　　一是突出源头治理，减少农膜污染。减少农膜污染，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农膜的使用量。因此，要把源头治理作为农膜污染治理的首要任务，全面推广应用0.01mm以上的加厚地膜、一膜多用地膜、全生物可降解地膜，禁止使用厚度在0.008mm以下的超薄地膜，解决超薄地膜在使用中容易破损、随风吹走、不易回收等问题，提高农膜的使用次数。通过新科技新产品的应用，减少废旧农膜的使用量，逐步缓解农膜污染治理的压力。

　　二是畅通回收渠道，提高回收效率。治理农膜污染，重在回收，要在群众参与，提高回收效率。要强化政府主导，落实各级政府回收农膜的主体责任，明确目标任务，纳入年度考核，强化督促督导，加强对农村焚烧、填埋、丢弃农膜的执法监督。要突出企业带动，强化烟草企业、农膜使用大户(企业)回收责任，以500亩以上坝区、种植基地等为重点，深入开展农膜回收工作。要引导群众参与，结合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在自然村、居民聚居点建立农膜回收网点，通过积分奖励、以旧换新、提高价格等方式，激发农民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

　　三是坚持循环利用，提高治理成效。农膜污染治理的燃眉之急是降低废旧农膜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长远之计是实现农膜塑料的循环利用。废旧农膜塑料的热值较高，通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就能解决无害化问题，但成本较高需要财政补贴。经测算，焚烧发电处理1吨农膜，需补贴600元左右。如果将这些补贴用于扶持废旧塑料加工厂，推动农膜回收循环再利用，不仅可以解决企业资金问题，还可以依托废旧塑料资源“回炉再造”，提高塑料制品省内供应能力，从长远看是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省里出台优惠政策，加大补贴力度，培育一批布局合理、技术可靠、环保达标、管理有效的塑料加工经营主体，促进农膜回收加工循环再利用，提高治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