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　组　发　言 （二）

计艳莉委员

经济界计艳莉委员的发言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支持民企“28条”措施　大力促进民营经济改革发展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围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提出了28条措施。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支持民企“28条”措施，对于进一步激发贵州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制约贵州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第一，对民营企业发展重要性认识不足。观念保守、思想不够解放依然是当前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一些部门对发展民营企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仍然存在。

　　第二，对民营企业扶持政策落实不力。一是政策宣传不畅，民营企业不能及时有效掌握政策导向。二是一些政策可操作性不强，内容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难以落地。三是依然存在以“履行社会责任”为由，向民营企业进行摊派的现象，增加企业负担。

　　第三，对民营企业待遇落实不好。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土地征用、资源取得、信息获取等方面都还处于弱势，存在隐形壁垒。

　　第四，对民营企业融资支持不够。“融资难、融资贵”仍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痛点。对于成长初期急需资金支持的中小民企，金融机构往往“惜贷”，企业无奈只能转向利率高昂且无保障的民间借贷，进而使企业负担进一步加重，陷入恶性循环。

　　二、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支持民企“28条”措施，促进贵州民营经济改革发展

　　第一，解放思想，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依靠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营造市场化、法制化营商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民营企业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第二，多措并举，推动政策措施落地落实。为民营企业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使其及时准确掌握政策导向。细化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的政策措施，及时出台相应的配套性、解释性文件，推动政策落地见效。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清理违规涉企收费、摊派事项和各类评比达标活动，切实降低民营企业成本费用。

　　第三，一视同仁，强化公平竞争体制机制。建立刚性体制机制，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确保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打破招投标中的隐形壁垒，放开民企市场准入，精简审批事项，让各类市场主体充分竞争，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

　　第四，勇于创新，建立健全民企融资制度。支持发展以中小微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金融机构，合理增加它们的信贷，鼓励提前对接企业续贷需求，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进一步健全融资担保体系，着力发展政策性担保机构，让信用担保业来发挥政府投资“放大器”和银行投资“减压器”的作用。探索建立小额贷款和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风险补偿机制，发展贷款保险和信用保险服务。政府可以探索建立一定额度的补偿风险金，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放大10倍左右，专项用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既解除了银行的后顾之忧，也解决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燃眉之急。进一步规范民间融资机构，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也要帮助、引导其健康发展，作为民企融资的有益补充。政府有关部门要帮助民营企业规范财务制度，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员工的管理水平，为民营企业获取银行信贷支持提供技术帮助，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郑国旗委员

九三学社界郑国旗委员代表九三学社省委的发言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有企业　风险防范机制建设的建议

　　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风险防范机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完善的企业风险防范体系既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防火墙”，也是广大领导干部尽职免责的重要屏障。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重业务、轻规范的现象，企业风险防范机制建设相对滞后，与2018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要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就监察法在国有企业中如何落地，与原有的监督机制如何有机衔接、形成合力，加强我省国有企业风险防范机制建设，九三学社省委组织社内专家进行了认真调研。

　　一、我省国有企业风险防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风险意识淡薄。当前，国有企业领导层对风险的认识较以前已有了大幅提升，但风险意识总体还比较薄弱，合规管理意识不强，一些企业连独立的内控部门都没有，有的就算成立了内控部门，也往往流于形式。没有危机意识，就不会防患于未然，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就会措手不及。

　　二是法治观念不强。一些国企领导对依法治企重视还不够，仍存在重专业能力提升、轻法律知识学习，重行政指令要求、轻制度流程规范，重业绩目标达成、轻依法合规管理的现象，甚至认为只要能实现好的经营业绩，打打法律的“擦边球”，碰碰制度的“警戒线”，都是可以接受的，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机制不够健全。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内部体系不健全、职责不清、责权不对等、多头管理等诸多问题。同时，一把手政治导致同级监督难以发挥作用，企业内部纪检、审计监督流于形式。

　　四是外部监督乏力。省纪委省监委在省国资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对省属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履职情况进行纪检监察，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纪检监察机构及相关人员的独立性，但也存在密集监察或监察不足现象，存在“不管就乱、一管就死”的问题。

　　二、加强国有企业风险防范机制建设的建议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风险意识，坚决防范化解各领域各行业重大风险。为加强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制定《省级国有企业合规管理指引》及实施细则。2018年11月2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为央企的合规管理体制机制建设提供了蓝本。我省可参照《指引》，并结合我省企业实际，建立符合国家规范、本省省情的企业合规指引，强化组织实施，按照拟定的工作实施方案在全省国有企业全面推行合规化管理。

　　二是探索建立有效的国有企业监督(监察)工作机制。深入推进省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国企实行派驻监察机构或派出监察专员工作，探索派驻监察机构和专员的法律地位、职责定位和权力边界等，使《监察法》在国企全面落地。整合巡视巡察、审计、组织人事等监督资源，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大监督”工作格局，实现对国有企业党委、董事会、经理层和履行公权力机构、人员的监督全覆盖。科学把握监察频率及方式，抓住少数关键人物及环节，实现以点带面的高效监察。

　　三是加快建立及落实“容错纠错机制”。以企业合规建设为契机，防范当前形势下“为官不为”的消极心理产生的风险，激发全面深化改革的内生动力，调动改革创新者的积极性，建立创新的环境和机制，形成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政治氛围。

黄秋委员

工商联界黄秋委员的发言

对县域营商环境进行测评排位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

　　营商环境是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好的营商环境能“筑巢引凤”，差的营商环境会导致“孔雀东南飞”。

　　2019年，我参加了省工商联组织的民营企业走访调研活动，先后深入毕节、六盘水、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民营企业进行调研。在与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交流中，大家一致认为，2019年省政府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以来，市场环境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优化营商环境的合力加快凝聚。但大家也反映，除融资难以外，县域营商环境还存在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执行走样。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出于地方财政考虑，执行中央和省里政策时，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政策落实得非常认真，对减轻企业负担、减少企业支出、降低企业成本等可能减少地方财政收入的政策，执行起来就拖拖拉拉，甚至大打折扣。

　　二是新官不理旧账。对前任签订的招商引资合同，后任往往态度模糊，执行走样，甚或以种种理由拒绝执行。

　　三是办事程序繁杂。政务大厅线上办事一套系统，线下纸质资料走流程还有一套系统，线上走完跑线下，费时费力，效率不高。一个单位内部又有若干部门要走流程，少了谁都不行，程序繁杂办事难。

　　四是资源分配不合理。土地资源、信贷资源多向国企倾斜，民营企业所占份额较小。就调研的毕节、六盘水和黔西南来讲，三个市州民营企业税收占比超过50%，GDP占比超过60%，而贷款占比都没有超过20%。

　　从当前情况来看，县域营商环境的好坏，关键取决于时任主政领导的态度。领导重视，营商环境就好，领导不重视，营商环境就差。深入分析，导致没有建立起营商环境持续稳定改善长效机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县域营商环境没有考核，缺乏对地方党政班子的实质压力。由于县域只有经济指标排位，没有营商环境测评排位，致使有些地方不重视营商环境优化工作，要么是党委政府重视，部门不重视，要么是上面强调时重视一阵，过了之后又不当回事，导致营商环境优化变成了“游击战”“运动战”。二是县域营商环境的评价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目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三是县域营商环境优化涉及多个部门，评价县域营商环境没有牵头机构，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现在，沿海发达地区都在快马加鞭优化营商环境，如果我们的步子不够快，力度不够大，我们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为使县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形成稳定的长效机制，特建议：

　　一是对县域营商环境进行测评排位。建议像开展县域经济指标增比进位一样，在全省开展营商环境优化的增比进位，可以每半年测评排位一次，结果在省主流媒体上公布，给地方党委政府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增加压力，以此促进县域营商环境优化、改善和提升。

　　二是制定科学系统的县域营商环境测评标准。营商环境优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助推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的大事。建议由省发改委牵头进行深入调研，借鉴发达地区成功经验，组织专业机构制定我省县域营商环境优化测评体系，并负责后续测评工作实施。

　　三是尽量扩大参加测评人员覆盖面。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是直接感受者。要吸收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中的企业家参加测评，还要吸收商会代表、中介机构、个体工商户等代表参加，增强测评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四是把营商环境作为地方党政班子考核的一个重要方面。形成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是长期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助推县域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并保持稳定。

王明亮委员

民盟界王明亮委员代表民盟省委的发言

关于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机遇　推动我省对外开放的建议

　　2019年8月，我国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擘画了深化陆海双向开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宏伟蓝图。西部陆海新通道位于西部地区腹地，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在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连接“一带一路”的陆海联动通道，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运输通道。

　　《规划》布局了三条主通道，其中重庆经贵阳、南宁至北部湾出海口这条通道作为中间通道，我省是中间主通道的节点省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我省带来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抓住这一机遇，不仅能够促进我省交通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更重要的是能为我省发展外贸经济、推动“黔货出山”搭建国际大通道。在当前我省进出口总体水平不高的现状下，可以预计，西部陆海新通道必将把贵州“进出口”这驾马车拉动得更好更快，必将成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近年来，我省交通建设突飞猛进，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贵阳成为西南地区的高铁中心枢纽，通航机场市州全覆盖，乌江“黄金水道”全线通航，极大提升了我省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同时，我省着力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强力推进三大试验区建设，连续举办数博会、酒博会等重大国际活动，深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推介，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为贵州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机遇、沿着新通道“走出去”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有信心把通道上的贵州节点发展成最大的亮点。为此，我们建议：

　　一是提前布局，科学规划，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按照总体规划要求，着眼长远、及早谋划，系统梳理我省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优势和短板，结合我省实际，优化发展路径，形成新动力源，在“十四五”规划中衔接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同时，积极争取中央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上对我省给予更多政策、项目、资金支持。

　　二是加强沿线省际协作，实现优势互补、抱团出海。加强沿线省际协作，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制定差异化政策，深化区域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区域协作和国际竞争。进一步强化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既有通道能力，向南坚定不移巩固畅通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通道，尽快推动贵广高铁提速升级等，向北对接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圈，提升物流发展质量和效率。以项目为引领，加快培育接续替代产业，特别是区域间合作产业，引进落地一批外向型重大项目。培育“专、精、特”的跨境发展领域，形成以市场为先导、以产业龙头企业为主力、以政府服务为后盾的外贸经济格局。

　　三是结合大数据发展战略，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商务数字服务中心”。我省要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发挥我省大数据优势，结合数字经济发展，出台服务贸易发展优惠政策措施，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商务数字服务中心”，以国际商务全流程为服务对象，搭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商务服务体系，为通道沿线国家、地区和有关省市提供国际贸易服务，让云上贵州再升起一朵国际商务服务云。

　　四是加强人才建设，培育符合通道需要的外贸型人才。西部陆海新通道提供了对外贸易平台，但如果缺乏外贸型产业人才的支撑，将无法推进我省优势产业和优质产品对外贸易，通道也将变成周边省市的外贸通路。因此，要兼顾内部培养和外部吸引，实施“平等待遇”，鼓励我省高校设置国际商务专业，推动院校与外贸企业合作，共同培养行业人才，提升我省优势产业从业人员的国际化经营视野，建强国际商务团队，为发展外贸型经济服务。

刘宏委员

特邀界刘宏委员代表省政协港澳台侨与外事委的发言

持续强化铁路建设与管理　助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铁路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省正全力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铁路部门也持续加大路网建设力度，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努力营造高铁安全环境，积极助推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在这些工作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需要各级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下面，我提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是我省实现借势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机遇，需要我们着力破解制约我省加快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瓶颈问题。

　　一是建立以铁路为骨干的多式联运体系。以铁路为主导，铁路物流港为枢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集合铁、公、水、空物流资源，实施物流运输一单到底，一站式、一体化服务，大幅提升铁路货运比重，促进节能、降耗、降成本，全面提升我省物流发展质量与效率。

　　二是建立发挥贵州多式联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集合效应。在地方政府的统筹下，铁路与其他各参与方共同携手，推动尽快组建贵州多式联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实现尽早运营。根据铁路运价、财政补贴、市场供需等要素，以“量价捆绑、阶梯设置、适应市场”为原则，制定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补贴和价格方案，经政府主管部门和铁路部门批准后面向社会公布执行。

　　三是推行“铁路+”一单制物权化体系。支持成都局集团公司开展以铁路运输为主干的全程“一单制”多式联运及供应链金融创新业务，参与共建陆海新通道大数据平台、“物流+产业+贸易”物联体系、区块链技术应用场景等创新项目，并以此为切入点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创共建体系。

　　二、积极支持地方铁路建设

　　2020年“五一”节前，瓮马铁路将正式通车运营，其南北延伸线项目北接川黔线、中接沪昆线、南接黔桂线三条国铁干线，构成局部南下通道，意义巨大。恳请省政府及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部门积极介入，与成都局集团公司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强力推进地方铁路建设，力争早日投产，更好地服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三、共建高铁沿线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高速铁路网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高铁运输安全是铁路系统的职业底线和政治红线。当前，我省高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8个部门合署办公对高铁进行的安全检查中，发现省内高铁沿线安全隐患1142处，其中58处为重大安全隐患，违法建筑和施工点多达133处，急需路地双方形成合力，坚持“共商共治”基本工作思路，在高铁安全环境治理方面打出“组合拳”。借助地方媒体加强高铁安全的宣传，提升社会公众的铁路安全意识，为呵护、擦亮中国高铁名片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高铁沿线市(县、区、特区)政府要将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纳入当地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明确牵头部门，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完善隐患信息通报制度和协调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双段长”工作责任制的有效落实，确保我省高铁运营安全的长治久安。

　　同时，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高铁外部安全环境的重要批示，确保我省高铁外部安全，请省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在2017年实行的政府规定基础上，抓紧制定《贵州省高铁安全条例》，形成高铁外部安全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陈律宇委员

民建界陈律宇委员代表民建省委的发言

发展智慧交通智慧停车缓解停车难、行车堵问题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汽车保有量也在迅速增长。目前，我省小型汽车保有量约420万辆。如此多的车辆，带来了普遍停车难、行车堵的问题。再加上停车位严重不足、车位的年增长远低于车辆的年增长、城市已有停车位平均空置率高等一系列问题，使静态交通更加恶化，停车难、行车堵问题更加突出。在国家大力倡导通过共享经济有效盘活闲置资源的今天，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深度融合的当下，用“互联网+”思维深度挖掘城市存量资源与新增资源有机融合的价值，以此助力智慧城市建设，改善静态交通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静态交通恶化是影响智慧城市建设质量的重要因素。导致静态交通恶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停车行业管理不善。我省停车行业管理水平较低。据调研，采取传统方式管理的超90%，而智慧停车不足10%，车辆越多停车场静态交通问题就越多。同时，缺乏统一的智慧停车平台，大部分停车场还停留在传统管理模式，停车场都是各自独立的封闭系统，整体构成了信息互不相通的“孤岛”。

　　二是停车场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的矛盾突出。我省停车场资源十分短缺。以贵阳市为例，全市汽车保有量约为165万辆，而总的停车位约65万个，缺口数大约100万个;2018年新增车辆10.5万辆，而新增停车位不足3万个。在停车资源严重短缺的同时，共享停车资源又未发挥作用。全市大约有私家车位30万个，可共享车位约2.4万个。但目前贵阳市仅有观山湖区世纪城的2个智慧停车场项目实现了车位共享，对全市而言，2个项目对静态交通的改善贡献不大。

　　三是车辆占道停车现象严重。在城市已经严重拥堵的同时，道路上规划的停车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贵阳城市道路停车泊位约1.3万个，规划有停车位的道路160多条，上下班高峰时段影响交通的道路150多条，学校、医院、商业场所旁占道停车位严重影响交通的道路达80多条。显然，交通道路占道停车也是助长静态交通恶化的重要因素。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加强城市停车场建设作出部署。2019年初，贻琴省长签署省人民政府令，公布《贵州省停车场管理办法》，要求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停车场建设，推广运用智能停车诱导系统和机械停车设施等智能化、信息化停车和管理方式。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智慧停车，对于缓解停车难、行车堵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建议：

　　一是抓落实促成长，加速形成统一平台。以推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为目标，以落实政府出台的政策为抓手，迅速构建规模化的统一停车大数据云平台，促进优秀智慧停车平台企业成长，加速打破停车信息“孤岛”。

　　二是运用新模式新技术，盘活闲置资源。优选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且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充分挖掘闲置停车资源，支持加速共享停车。通过停车大数据云平台，盘活闲置资源，促进资源优化，从而达到改善静态交通的目的。

　　三是评估占道停车，取缔不合理方式。严把占道停车审批关口，综合共享停车资源，重新评估占道停车点，逐步取缔不合理的占道停车，解决城市占道停车位设置不当导致拥堵的问题。

　　四是合理诱导停车，事前管理乱停乱放。推动政府有关部门用好统一的停车大数据云平台，以更加文明的方式提醒、诱导停车以及鼓励遵纪守法、避免刚性罚款的方式治理乱停乱放，在减少交通拥堵的同时推动城市文明建设。

　　五是破除信息壁垒，建设智慧城市。破除静态交通与动态交通、大型会议场所、学校医院商场等之间的信息壁垒，促成诸多信息系统有效衔接，如通过停车场出入口车流量预测相关道路拥堵情况等，助力城市交通预测预警，推动高质量建设智慧城市。

罗丹委员

共青团界罗丹委员的发言

关于推进坝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建议

　　加快推进坝区产业结构调整，是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振兴农村经济的重大政策措施，是我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通过调研发现，在推进坝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坝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部分坝区仍然存在农业生产大棚、节水设施、农业基地道路建设、灌溉设施等生产性基础设施薄弱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坝区的生产发展。

　　二是解决产业发展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就一般农户而言，他们没有合格的、有价值的资产充当抵押物，即使是中小型龙头企业，可抵押物也较少，同时缺乏合法合格的担保单位，在贷款上有一定的难度。在担保贷款方面，龙头企业信贷融资时难以找到合适的担保人，相互担保和连环担保又往往引起信用危机，贷款门槛高使农业企业有好项目也不好贷款。

　　三是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不强。农业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存在气象灾害、病害和虫害等风险，气象服务、农业保险、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等仍是薄弱环节。

　　四是生产经营主体培育乏力。有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经营主体缺乏龙头企业带动，融资贷款困难，难以扩大生产规模。

　　五是与贫困户利益联结不够紧密。有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出于生产成本、盈利性考虑，不愿与贫困户签订土地、资金等生产性经营资本量化入股分红协议，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脱贫意愿不强。

　　为进一步推进坝区产业结构调整，建议运用好农村产业革命发展“八要素”，推进坝区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发展。

　　第一，抓实产业示范引领推动结构调整。继续巩固和优化产业结构，抓实符合当地实际的产业和林下特色优势产业，按照市场需求，提高订单水平。按照“旅游+农业”的带动模式，推动坝区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形成示范带动。坚持技术创新示范带动，加大农机新技术新机具推广应用力度，大力推广使用集成绿色防控技术，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加强科技示范主体建设，积极开展品种试验示范，带动大面积推广应用，促进坝区转型增效。

　　第二，抓实培育经营主体推动结构调整。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着力抓好农业龙头企业引进和培育，全力做好农业企业的服务工作，实实在在支持企业发展壮大。积极引导农民合作社规范建设，提高组织化程度和生产经营能力。进一步强化企业、合作社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稳定获得收益。

　　第三，抓实七个“着力”推动结构调整。一是着力解决统筹规划问题。突出坝区特色，依据规划抓好产业布局和落实，让产业落地见效。二是着力解决基础设施问题。完善配套设施，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修建机耕道，积极推行机械化耕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三是着力解决科技攻关问题。积极与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合作，建立科技合作服务平台，推进解决检测、选种、种植、加工等问题。四是着力解决市场营销问题。抓好农产品流通体系构建，加快建设一批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引进一批有实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共建农产品直供基地。五是着力解决发展资金问题。以坝区建设为主，积极谋划项目，强化服务引入社会资本，对主导产业给予优先支持保障，注重整合涉农资金投入主导产业。六是着力解决品牌建设问题。创新整合国有资源，成立产业公司，切实解决产业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标准化、品牌化等问题。围绕市场需求，把好入口关，聚焦绿色、有机和地标做文章。七是着力解决工作机制问题。完善政策支持措施，对主导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形成重点突出、相互补充的良好发展局面。完善协调、调度、信息等相关工作机制，注重发挥考核激励作用，重点对完成既定目标的地区进行奖励，推进产业有序发展。

林倩委员

民盟界林倩委员代表民盟省委的发言

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型省份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近年来，我省坚持走差异化科技创新发展之路，着力推动各类科技创新资源的统筹、整合、开放、共享、协同，为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横向来看，我们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主要体现在：

　　一是科技创新意识不够强，投入比重偏低。2013—2018年省本级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7%—2.1%之间，平均增速为6.89%，比省级财政支出增速7.86%低0.97个百分点。2017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R&D)活动的占比为17.81%，比全国27.42%低9.61个百分点，并且对R&D的贡献主要由大型企业承担，中小企业相对贡献较少，没有发挥企业在研发投入中主体地位的作用。

　　二是科技创新着力不够准，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度不够高。我省基础研究的投入占R&D经费的比例低于全国5%的水平，与国际上15%左右的水平更是相距甚远，对一些需要几十年时间持续研发才能见到成效的关键性基础科学的研究缺乏长远规划，尚未建立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

　　三是科技创新体系不够完善，对重大项目支持力度不够。近年来，我省对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虽有所提升，但力度远远不够，也存在规划不充分，项目间不成体系的问题。

　　四是科技创新引领不够好，高端人才严重欠缺。科技创新缺乏高端人才示范引领一直是困扰我省发展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更为缺乏，部分人才引留政策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导致“引不来、留不住”。

　　2019年10月，贻琴省长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强调，要完善政策体系、营造良好氛围，全力优化科技创新生态，让创新创业创造之花在贵州大地竞相绽放。这为我省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此建议：

　　一是完善政府研发投入导向机制。增加省、市、县财政科技拨款，保证R&D经费投入强度的比例不断上升。健全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引导科技项目经费向研发活动倾斜。引入第三方审计机制，放宽科研经费的使用权限，对技术创新活动以绩效奖励等间接支持方式为主，发挥政府研发投入的乘数效应和杠杆效应，带动全社会加大R&D投入。

　　二是强化企业研发投入主体地位。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群体，引进培育科技领军企业，支持大中型企业建立研发平台。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合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并给予优先支持。推动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

　　三是建立R&D投入激励机制。研究出台研发奖励政策，以统计部门核定的年度研发经费支出额非政府投入部分较上一年度增长额作为补助的依据，按一定比例给予补助。强化政策叠加效应，对于相关单位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在原补助比例基础上给予加成。推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简化激励机制程序，提高政策兑现效率，保障资金安全。

　　四是加大对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对FAST等现有发展势头良好的重大项目主要考虑后续支持和加强扩展。对于区块链、量子信息、重点新材料等潜在新兴重大项目要早做规划、适时启动、重点投入。对现有59个省级重点实验室进行梳理，重点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健全全省科技创新体系。

　　五是优化科技人才引留政策。完善贵州省“百千万人才引进计划”，注重跟踪支持，搞好后续保障服务，对引进人才获得国家级奖励的，给予奖励加成。强化重点领域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对优秀人才团队可采取整体引进模式，鼓励团队成果产品化、产业化，让科技人才得利。提高科技人才待遇，鼓励兼职兼薪，提高社会地位，增强获得感。

赵震洋委员

九三学社界赵震洋委员的发言

关于建立禁采禁建区内合法矿业权有序退出机制的建议

　　绿色生态是贵州的一张亮丽名片。守好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关键是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当前，省内一些矿产资源富集区与各类禁采禁建区在空间上有重叠，存在生态保护与矿业权落实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因此，建立禁采禁建区矿业权有序退出机制非常必要。

　　一、建立禁采禁建区矿业权有序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一，矿业权合法有效期内限期关停矛盾尖锐。限期关停对矿业权人的合法利益影响较大，在国家未建立差别化补偿退出机制前，注销困难和阻力都很大。矿业权人为了自身合法利益，反复到当地政府申诉，相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在处理该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矛盾依然突出。

　　第二，矿业权有偿退出有法律依据。《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由于政策原因要求退出自然保护区的矿业权应由行政机关依法给予补偿。以上规定在法律上为各类禁采禁建区内依法存在的矿业权有偿退出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矿业权退出机制已有先例。目前，湖南省政府、重庆市政府已经建立了矿业权有序退出机制。湖南省政府印发了《湖南省自然保护区内采矿权退出处置方案》和《湖南省自然保护区内探矿权退出处置方案》，确保了自然保护区内采矿权探矿权有序退出。重庆市明确，采矿权关闭退出将按煤矿600万元、地下开采非煤矿山(地热、矿泉水除外)300万元、露天开采非煤矿山25万元、采石场55万元、页岩砖厂85万元进行奖补。

　　二、关于建立禁采禁建区内合法矿业权有序退出机制的建议

　　第一，建立禁采禁建区合法矿业权差别化补偿退出机制。对禁采禁建区内合法的探矿权、采矿权，由省级层面分类制定差别化补偿和退出方案，在保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法退出禁采禁建区。矿业权退出方案的确定应由政府部门主导，各部门及矿业权人共同商讨，委托机构对矿业权价值进行评估，考虑矿业权人义务履行情况，确定补偿金额。

　　第二，建立禁采禁建区合法矿业权有序退出机制。如财政无力支付补偿费用，建议省级层面建立禁采禁建区矿业权依法依规有序退出机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财政、林业、应急管理、住建、水务、农业农村等部门建立联合审批监管机制，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红线等禁采禁建区范围内，一律不予批准新建矿山，一律不予延续到期的采矿权许可证，严防已关闭矿山死灰复燃，严防非法开采行为的发生。对到期未申请延续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关闭的和矿业权人作出承诺自愿放弃的矿业权，立即启动退出程序，由当地政府督促矿业权人进行地面设施拆除、矿井封闭和地表生态植被恢复等工作，由自然资源部门按照规定予以公告，并按注销方式处理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与自然保护区等禁采禁建区少量重叠的矿业权，由登记机关通知矿业权人立即申请缩减与自然保护区等禁采禁建区重叠部分，并留足保护带，对废石废渣堆放作出明确的环保承诺。

　　第三，做好矿业权退出后的生态恢复治理。对于依法关闭的历史遗留矿山，应由地方政府组织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做好防止采矿的闭坑工作。与此同时，应借鉴退耕还林、宅基地退出复垦的成功经验，制定相关激励措施，推进矿业权人主动开展生态修复和矿山环境治理，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林业等多部门对其进行交叉监管，确保生态得以有效修复。

刘志模委员

特邀界刘志模委员的发言

优化园区产业布局　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是经济发展的铁律。2010年以来，省政府先后出台了支持工业发展的系列文件，推动了工业园区蓬勃发展。2018年，全省98个工业园区实现产值8411.43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3.3%，地均产值92.04万元/亩，工业园区成为了工业发展的主阵地、主战场，成为了全省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强大引擎。经过多年高速发展，也逐步暴露了一些问题，急需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一、当前工业园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产业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各园区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上存在抢资源、抢产业、抢项目的“三抢”现象，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层出不穷，导致产业同质化严重。另外，一些地区在园区布局、设计等方面非常随意，园区点多面广，过于分散，仅有几户企业，也号称园区，以单一项目、单一矿产设园区的现象较多，导致产业集聚度不高，影响了产业园区的质量和水平。

　　第二，园区运行体制机制不畅。省委、省政府为促进园区发展颁布的《贵州省开发区条例》和《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意见》，未得到完全落实。一方面，园区权责不对等。各园区成立的管委会，行政级别不一、编制混乱、职能不明确，落实的政策不一样，对当地政府管理的依赖程度也不一样。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管理权有限，没有独立的项目审批权，在自主创新园区管理办法、改善投资环境、引导园区企业向新型工业化方向发展等方面障碍重重，困难不小。另一方面，园区内生动力不突出。园区要实现良性发展，需要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但当前园区干部流动慢、交流少，事多人少的现象较为普遍，不能有效挖掘和激发干部的内生动力。

　　第三，营商环境改善任重道远。一方面，政策缺乏连贯性。开发区成立之初，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引进更多的项目，承诺在土地政策、税收返还上的优惠政策，在最近各级经济责任审计中，却成为了重点整改问题。另一方面，服务意识偏弱。群众和企业“办事难、办事繁、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反复跑”等问题仍然存在，致使审批效率低，费用负担重。

　　二、建议

　　一是优化产业布局，提升竞争力。按照省十大千亿级产业进行规划布局，对现有园区按照“一县一园”的原则进行整合，统筹开展规划执行、招商指导、调度和考核评比。科学确定园区主导产业及配套产业，每个园区原则上重点发展1—2个主导产业，优化园区功能定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优化产业园区产业布局，发挥集聚效应，避免同质竞争，实现错位发展。

　　二是优化体制机制，提升源动力。理顺市级管理体制，尽快启动产业园区建设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统筹协调园区建设发展相关工作，解决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问题。理顺县级管理体制，明确园区建设“属地原则”，县级党委政府承担主体责任，园区主要领导是园区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将一定权限内的事权、人权、财权下放产业园区管委会，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园区管理体系。强化园区队伍建设，把懂工业、会招商，方法活、思路清的干部调整到园区班子，提高领导能力。同时，加大园区干部关注力度，在编制、进出渠道上给予倾斜，切实激发内生动力。

　　三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影响力。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政策，特别是要统筹土地价格、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并建立招商引资容错、纠错机制，让干部安心干事。进一步创新招商方式，紧紧围绕本地区产业规划招商，切实提高招商针对性，避免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服务功能，明确审批流程，规定审批时限，着力打造“行政审批最快、办事效率最高”的一流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