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融史明智的佳作

——《毛泽东与侗族》读后

□陆景川

　　去年，宋尧平编著的《毛泽东与侗族》出版了，这是文史集萃与侗学研究的新成果。日前，我潜下心来，静气拜读。该书的内容不算复杂，大致有“毛泽东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毛泽东与龙大道、王一知、粟裕、杨至成”“毛泽东与侗族歌女”“毛泽东与玉屏箫笛”等篇章。掩卷沉思，收获颇多，至少这本书能给读者带来几个方面的启迪。

　　第一， 侗乡是一块宝地，奇迹般使濒临绝境的中央红军绝地逢生、转危为安。

　　大家知道，空前绝后的红军长征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毛泽东曾赞誉：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为什么能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它靠的是什么?简言之，靠的就是毛泽东在侗乡这块宝地上力排众议、争取改向、获得支持、实现转兵才使红军和党中央转危为安的。血战湘江后，由中央苏区转移的8万多红军临近湘黔桂边区时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走投无路，该向何方?面对惨重的损失，当时的领导人博古与军事顾问李德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可是，他们依然不肯检讨错误，仍坚持北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而此举正中蒋介石下怀。当时蒋已将20万兵力部署在芷江、靖县、城步、新宁一线，构筑了200多座碉堡、几道封锁线，再次等待中央红军自投罗网。在这种极端危急的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领导人于湖南通道县的侗乡芙蓉镇(今县溪镇)境内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当时军情严峻，会议是在行军路上召开的，史称“飞行会议”，时间仅有一个半小时。而不知变通的李德仍坚持转向北方与红二、六军团汇合。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原订计划，避强就弱，改向朝贵州转兵，因为王家烈的贵州兵都是“鸦片鬼”，最不经打。毛泽东的提议先后得到了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于是，会议决定：“迅速脱离桂敌，西人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这就是常说的“通道转兵”。虽然通道转兵只是对行军路线进行了技术性的调整，中央红军依然向湘西进军，全军覆没的厄运随时等待着艰难行进的中央红军。但这一技术性调整，却使中央红军暂时脱离强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争取到了主动，于12月14日顺利抢占了贵州黎平县。在周恩来的周密部署下，在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目前，党史界一般公认， “黎平会议”是于1934年12月17至18日召开的，18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会上，争论仍然十分激烈，李德仍然主张中央红军北上，经三穗、江口、思南、秀山，到永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毛泽东主张继续西行，经锦屏、剑河、台江、黄平、翁安、同乐，攻遵义，建立川黔根据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果断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键性的抉择，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兵，因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军情窘迫的中共中央为何选择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当时的黎平，地处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不利于敌人的兵力运动，而黎平县城仓库粮食充足，利于红军补给、休整。加上湘、桂、黔三省区军阀之间的矛盾，黔省内的敌人兵力薄弱。还有侗乡人民风俗淳朴，忠厚善良，深恨国民党的残暴统治，认为红军秋毫无犯，是仁义之师，故而支持拥护红军。可见，黎平侗乡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性机遇。

　　黎平会议的重大意义是给中央红军带来了命运的根本性转变。杨尚昆如此评价黎平会议：“这次会议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张震评价道：“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黎平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胡锦涛指出：“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左’顷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就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为以后的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综上之述，中央红军长征艰险征途上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能在侗乡召开，是侗乡的福分与贡献;于中央红军和党中央与毛泽东而言，侗乡就是中央红军、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转危为安、由败至胜、开创光明的福地和宝地。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历史已经选择了毛泽东。从通道和黎平再出发，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

　　伟业还不仅如此，这段短暂的历史还留下了诗誉后世的文化绝唱。长征入黔，恰逢年末岁首、辞旧迎新之际，毛泽东在挥马跋涉行进途中，面对黔东南清水江两岸的崇山峻岭，莽莽林海，回味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后，自己的正确主张被采纳接受，中央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革命形势有了新的转折，濒临绝境的红军转危向安，看着红军部队千军万马在逶迤连绵的杉山林海和波涛翻滚的清水江边行进，马蹄声声，军旗猎猎，诗人毛泽东触景生情，灵感井喷，即兴吟得了流传不衰的《十六字令三首》。今天，重读这首脍炙人口的不朽词章，重温80多年前那段激动人心的峥嵘岁月，我们感受到了这篇精品杰作不仅再现了黔东南自然生态的无限风光，而且闪耀着黔东南人文历史的绚红风采，我们更深深感怀伟人毛泽东留给黔东南苗乡侗寨的这笔宝贵文化遗产!

　　第二， 侗族精英，披荆斩棘，献身革命，投身建设，功勋卓异。

　　书中记述到了毛泽东与龙大道、王一知、粟裕、杨至成等侗族革命先辈和精英的战斗历程与情谊，令人肃然缅怀而温故知新。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活动家龙大道与毛泽东是“半边老乡”，1926年他们曾在上海有一段奇缘，龙大道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龙大道投身革命后，三次坐牢。既蒙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又横遭党内王明的政治迫害，无情打击，但他坚贞不屈，忠诚信仰。最后高唱“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的绝命诗，慷慨就义，谱写了一曲侗家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不忘初心的大歌。被鲁迅誉为不能忘却的“革命家”。毛泽东称赞龙大道等烈士说：“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至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建国不忘故人，毛泽东亲自为龙大道签发了革命烈士证，褒扬他“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王一知是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先驱之一，1922年经刘少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个侗族共产党员。1925年受党组织派遣前往邓颖超领导的广州妇女协会任宣传部主任，不久与张太雷结为夫妻。1927年张太雷在广州起义牺牲后，她转入上海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系统工作。1946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在亲切接见她时，对其革命意志和工作成绩赞誉有加。上海解放后，她奉命接管上海吴淞中学并任校长。之后历任华北中学校长、北师大二附中校长、北京一○一中学校长等，习近平、曾庆红、李铁映、刘淇、伍绍祖、张梅颖、廖晖、施光南、谢飞、翟树杰、柯云路等都是她的学生，桃李满园，成为新中国的知名教育家。1991年11月23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

　　粟裕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将之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后进入井冈山，历经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长征时留在南方组织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等。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华东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等职，是高邮战役、陇海线徐(州)海(州)段战役、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的主要指挥者。毛泽东曾说：“粟裕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刘伯承元帅说：“粟裕同志智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据说，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时曾向毛泽东询问过粟裕指挥的大战役。事后，蒙曾对人说，他对人类战争史上最崇拜的伟大的军事家只有中国的粟裕和法国的拿破仑。杨至成是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惟一的侗族上将，也是仅有的三位少数民族上将之一。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在40多年革命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从事军事后勤领导工作，是朱毛红军的大管家，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重要领导人。建国初期，毛泽东曾当面对他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要建设。你是老后勤，搞建设，你是行家，你要在这方面多想点办法，出点点子。”他任中南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兼中南财委轻工业部部长时，为中南六省接收、巩固、建立了100多家工厂和企业，为中南的剿匪建政与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1957年底，毛主席在中南海家里招待了杨至成夫妇，并亲切而风趣地对至成说：“你这个供给部长，管了我好多年的饭，今天就让我管你一顿饭吧!”言谈间，无不体现了毛泽东对杨至成的无比信赖与深情关怀。

　　《毛泽东与侗族》叙写到的以上民族精英，仅仅是侗族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英勇牺牲与重要贡献的缩影。

　　第三， 侗族文化独特厚重，瑰丽多彩，誉饮中外。

　　俗话说，侗族有三宝，鼓楼大歌风雨桥。其实，侗族文化不止三宝，它灿如群星，耀眼瑰丽。据目前所知，全国侗族地区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32项43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0项(包括扩展项目名录)，而侗族大歌则被联合国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毛泽东与侗族》中，对这些侗族文化经典亦可窥视一斑。比如“毛泽东与侗族歌女”“毛泽东与玉屏箫笛”等。

　　1958年1月在广西南宁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在广西民族学院学习的侗家姑娘吴英花在南宁人民公园向毛主席献花唱侗歌，毛主席慈祥微笑，亲切和她握手，并夸赞她穿的侗族服装美丽漂亮，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美好故事。而黎平县三龙的侗家歌手吴学桂则是在1964年10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演会引吭高唱侗族大歌，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镌刻了历史难忘的记忆。如今，侗族服饰的侗锦、侗绣都已成为国家级非遗文化名录，而侗族大歌更早已飞出侗寨、走向全国、誉饮全球，成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受到世界的珍爱。

　　“仙到玉屏留古调，客从海外访知音”。玉屏侗族箫笛，又称“龙箫凤笛”。据记载，创制于明代万历年间，鼎盛于清末民初，成为朝廷贡品。1913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工艺品展览会上，它斩获银奖;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傲获金奖，与贵州茅台、都匀毛尖茶成为贵州获奖的三宝。它是中国最先获国际大奖的民族民间乐器，在中国乐器中独树一帜。

　　不仅如此，玉屏箫笛还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立下了一等头功。1921年7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与贵州的邓恩铭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看邓恩铭随身携带的玉屏箫笛，精美秀雅，十分赞赏。邓恩铭便趁兴吹起悠扬婉转的曲子，引得会议代表们的欢赞欣赏。后来为躲避敌人搜捕，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船上继续召开。可在会议的关键时刻，敌人的巡逻艇来了，毛泽东见状，急中生智，他要邓恩铭拿出箫笛吹曲，自己就拿着茶杯敲打伴奏，大家附和，场面嬉戏，欢乐悠然。警察靠近巡视，云里雾里，一头雾水，悻悻离去。事后，毛泽东说玉屏箫笛为党的一大召开立下了头功。

　　其实，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玉屏箫笛都情有独钟。在上世纪的外交活动中，周恩来总理常将玉屏箫笛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来访的外国政要及国际友好艺术表演团体与人士。1984年1月胡耀邦总书记到贵州考察时，于百忙之中亲临玉屏视察箫笛的生产、销售、出口与传承情况，并指示对玉屏箫笛要大力宣传，提高产量，保护竹林，科学发展，号召青少年学习箫笛吹奏技艺，传承制作工艺，弘扬民族文化。1988年，按照邓小平的意愿，女儿邓琳订做了玉屏的龙箫凤笛及牛角手杖作为送给父母的寿礼，深受邓小平和卓琳同志的喜爱。

　　2006年，玉屏箫笛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品种已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一箫一笛，发展到现在的7箫12笛100多个品种，并在箫笛上雕刻格言警句和漫画图案，深受海内外箫笛爱好者喜欢。如今玉屏箫笛年销售50万余支，大量出口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与欧美等海外市场，为侗乡的经济发展与脱贫攻坚贡献辉煌。

　　《毛泽东与侗族》不仅故事生动感人，文笔流畅。而且编排科学得体。每篇人物故事后都配有链接资料，可知背景、县情与相关信息，令人一书在手，诸多可获。因此，它确实是一本融合党史军史和侗族史、使人明智增益又可欣赏奇文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