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特派员(下)

□张中俞

　　(续接上期)

　　三、特派员的长征工作

　　平时沉默寡言，战时坚毅向前。据军委总部四局特派员朱开铨回忆：特派员“第一，监督执行政策;第二，打土豪收集资财，供应红军;第三，做群众工作。”长征中，特派员肩负着特殊而重要的任务，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的工作。

　　1。情报保卫

　　(1)抓俘虏、防奸特。特派员抓俘虏、审俘虏，为部队行军打仗刺探、判断、运用国民党情报，为领导决策及时提供部队和社会的政治情况，便于先敌部署。有了敏锐的洞察力、高度的警惕性和丰富的防特反奸经验，才能侦破企图或已混入红军的奸特。据1934年12月12日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军区政治部关于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指示》载：“支部内应讨论肃反工作，并帮助特派员建立工作。以最高度的阶级警觉性来破获一切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企图与组织。”

　　(2)宿营警戒。特派员具体安排和督促宿营警戒(放排哨、班哨、步哨、游动哨等)，以能及时发现敌军和敌特侦察、突袭、破坏，掩护各部休整等。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先后兼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军委纵队驻地卫戍司令，其任务即率部调查敌情、扫除敌探，保卫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宿营安全。

　　(3)会议安保。特派员曾负责安排和督查过遵义会议、会理会议、巴西会议等重要会议的外围警戒任务。据郝在今的《一生忠诚的保卫战士》载：“红军攻占遵义，随即举行历史性的遵义会议，周兴参加会议的外围警卫工作。国民党土匪袭扰遵义城，周兴亲率警卫连，在距会场二公里的红土坡三次打垮土匪武装，捕获两个国民党特务，有效地保卫了会议进行，受到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的表扬。”

　　(4)销毁标识。红军侦察队先行出发，搜索道路，设置路标(如字条、树枝、石灰、带箭头的木板或竹片等)，以便于后面的部队顺利前行。待主力部队离开后，为不给国民党军或地方民团以快速而准确的追踪线索，以减轻殿后部队的压力，特派员要负责督促收回或销毁所有可能泄露红军行踪的标识，如《红星》报、红军命令和文件、标语和草鞋等烂物件及前述路标。1934年10月10日，军委发令：“关于行动方向须绝对保守秘密。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军事秘密的文字。”据《红军长征在四川》载：“沿途都要放一张约二寸宽、三寸长印有字的纸条，特别是到了岔路口，……为后面跟上来的红军指方向。”

　　2。思想教育

　　(1)做指战员思想工作。配合政委或亲自担纲做好指战员思想工作，使他们执行政策、服从命令，完成各项既定或临时性任务。中央红军教导师特派员裴周玉曾感慨道：“由于上路仓促，准备不够，没有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行军的意图严格保密，许多基层干部不了解上级精神，只是盲目地跟着大部队走，所以，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虽然进行了艰苦的思想工作，强调党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是部队的思想问题仍然很多，时常发生逃亡现象，非战斗减员很大，有时一天达百人。”据陈复生自述：“他们不仅主动支持和协助保卫干部工作，而且每次大仗之前，领导同志总要叫特派员给部队讲话，作动员宣传工作。并在关键时刻把我们看作最信任的力量。”

　　(2)教育新兵。为了解新入伍战士的出身及思想情况，特派员会亲自或派人同新兵逐个进行谈话，进行思想教育、身份审查，以保持队伍的纯洁和稳定。

　　(3)配合做运输员思想工作。因苏区经济困难和革命发展不易，红军原本准备搬家去湘西北，加之素来把丢掉辎重看作是耻辱，所以就携带着枪炮、弹药制造设备、印刷机、图书文件、金银及苏票等所有家当进行“举国大迁移”。据《康克清回忆录》载：“抬担架的一半是红军战士，一半是临时雇来的民夫。民夫每天每人一块银洋，很不好管理，而且都是事先说定只抬一段路，就要换人，放他们回去。”长征中，运输员的思想工作很难做。寝食不遑，体能往往有耗难补;多为临时征用，革命意识待加强;离家越来越远，怕回去遭打击;负重“愤”进，更显重上加重，即“远道没轻载”。少数人本来就指望通过卖苦力来获取报酬，一旦出现劳累异常或者安全得不到保障时，极易成为非战斗减员对象。而红军又不能像旧式军队那样“马鞭底下出好兵”，只能进行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长征前，在中央苏区雇运输员时承诺只进行短期服务，后来却渐行渐远。进入广西后，有运输员闹着回家，甚至提出不要工钱和保命要紧，有的不辞而别开小差，有的干脆躺在地上不走，即便政治保卫局的人出面也无济于事。此时，特派员要配合政治战士做运输员思想工作，也要配合动员教育沿途群众来补充运输队伍。

　　3。前线作战

　　(1)组织敢死队。在长征中，每当需要组织敢死队(突击队)时，那就意味着要派最可靠、最有战斗力的人去完成最重要的任务。此时，特派员要负责组织、审查、督促敢死队员。如红1团特派员刘涌奉命来到大渡河渡口前线，协助组织敢死队(考察队员政治立场和军事素质)、进行战前讲话(强调红军铁的纪律等)。只有政治思想过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军事素质过硬(连队军事骨干或承担过主攻任务)的人，才有望成为渡河勇士，因为他们的行动事关渡河作战的成败和中央红军的存亡。强渡大渡河成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协助红4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投入飞夺泸定桥的战斗，负责渡河勇士的审查、督导。

　　(2)协助指挥、参与作战。特派员要协助所在部队的军事首长指挥作战，并身先士卒地参与一线作战。据裴周玉回忆：“师首长分工我协助指挥第二团完成掩护任务。这一天正下大雨，道路泥泞，行走不便，但部队还是按时赶到防守阵地，占领广西灌阳以北阵地后，迅速构筑工事，准备阻击向我侧击之敌。当二团正在构筑工事时，敌人就赶到阵地前沿，并向我阵地发起冲锋。我和团长等指挥二团经过一天的战斗，打退了敌人四五次冲锋，击毙敌军100余人，缴获了10支步枪，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据陈复生自述：“各师、团特派员还要协助所在单位参加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各师团的特派员和工作网员，更要作战勇敢，浴血杀敌。这既是军事作战的需要，又是提高保卫工作人员的威信、更有效地开展工作的需要。在战斗激烈的日子里，我作为师特派员，每天由师指挥所跑到13团战斗的前线，了解战斗情况，鼓动战斗士气。无论是胜仗还是败仗，险战还是恶战，作为保卫局工作人员的特派员和工作网员，总是服从指挥，积极参加，因而赢得了部队各级首长的赞许和信任。”

　　4。执纪监督

　　(1)战场督察。每当遇到激烈而重要的战斗时，特派员就必须组织督战队，到火线进行战场督察;发现思想存在问题时，可以找当事人谈话;若有贪生怕死甚至敢于临阵脱逃者，可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将其击毙。据《耿飚回忆录》载：1934年12月1日，当血战湘江进行到最激烈状态时，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亲自率领由特派员等组成的队伍到红4团坚守的前线监督作战——“为了贯彻凌晨三时中央局、军委、总政的电报指令，军团保卫局的红色政工人员，已经组成了‘执行小组’，作临阵‘督战’之用。”据《杨得志回忆录》载：“指战员们曾编过这样的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找谈话。’”

　　(2)督打土豪。在流动性大的长征途中，军需补充方式主要有：一打(打土豪劣绅)、二缴(战场缴获)、三借(向富商和商会借)、四买(用钱买)。1934年12月30日，军委规定：“散尽经过地点土豪谷物(除自用外)给群众。”1935年1月14日，总政指示：“没收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一切财产，除了红军必需品外，尽量的发给群众，并号召群众自动手去没收，这样来组织与提高群众的斗争与决心。”1936年2月4日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训令》指出：“长征的经验告诉我们，保障部队的给养，是巩固部队的第一等重要工作。”土豪是土地革命的对象，为富不仁、盘剥穷人、破坏革命是其常见标签。毋庸置疑，打土豪是扩大红军财政收入、发动群众的主要手段，分浮财自然成了群众大会上的重头戏。针对偶尔出现的错打土豪，严禁红军私打土豪，总政于1935年4月14日指出：“以后打土豪，应归各该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统一指挥。”5月19日，总政又强调：“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一般而言，在打土豪现场都会有特派员的身影，以确保现场有序和监督乱打土豪或私分浮财。在长征中，曾有误将百姓财物当作土豪浮财没收的事情发生。发现后，采取行动以挽回影响，上门道歉以取得谅解、支付银钱以弥补损失。

　　(3)断后收容。长征途中，在团以上队尾设收容队(或称拦阻队，连设收容组)，含政工人员、保卫人员、医护人员、供给人员、担架队员等。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出：“由政治部协同司令部、卫生部与保卫局加强收容队与拦阻队的工作，消灭行军中的落伍与逃跑投敌现象。”特派员要负责收容掉队伤病员，遇到伤病情不严重的，就协助他们跟上部队;遇到伤病情严重、需要休整的伤病员，就把他们安置到可靠人家里。1934年12月21日、24日，红军总政治部(以下简称总政)分别在贵州黎平、剑河发布的《训令》和“指示”中强调：“加强纪律检查队与收容队工作。”收容队员工作危险且艰辛：安排不能行走的落伍人员骑马或坐担架以追赶队伍，把遗散武器、装备收拢起来并作妥善处理，随时报告敌情，预防或阻止意志薄弱者脱逃或叛敌，保证自身安全等。据红1团团长杨得志回忆：“按照惯例，行军中我和参谋长胡发坚同志带几位参谋在前;黎林同志在中，根据情况随时部署和开展政治工作(那时叫‘飞行政治工作’);特派员在后，负责收容掉队的同志。”据周贯五(红1团特派员)之女周甄励说：他父亲在队后收容掉队伤病员。前有堵军后有追兵，收容工作十分艰难。掉队的都是重伤员或重病号，如果不能带他们跟上队伍，这种非战斗减员对部队情绪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特派员在长征队伍中不是最为显山露水的，但其重要作用却毋庸赘言。而这方面的记述又可谓语焉不详或含糊其辞，故笔者试作以上不成熟的整理，以期抛砖引玉。因为凡是为长征胜利做过贡献的革命先贤先烈们，都是长征精神的谱写者，我们理应对其革命活动有所了解，更应得到永远的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