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思南精神的家园——中和山

——初探优先发展教育使思南成为明朝黔东重镇的史料(三)

□梁茂林

　　(续接上期)译文：“君王建立君权要有明确的法则。应从倡导五种幸福入手，普赏给臣民，臣民就会尊重您的法则，贡献您维持法则的办法。……不可以不平，不要不正，应当遵守王令;不要有私心，应当遵守王道;不要作歹事，要遵行正道;不要有失偏颇，不要营私，王道坦荡;不要结党，王道公正;不要反乱，不要偏倚，王道必须正直。……天子作为臣民的父母，因此才能成为天下的君王。”

　　但当上君王后呈现的事实却是《尚书·大禹谟》中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译文：“人的心腸大多自私，向道之心也幽暗不明，只有专一精研，才能找到合乎中正之道。”

　　《尚书》中关于道心和人心的讨论，被朱熹命名为16字传心诀。朱熹在宋淳熙十六年(1189)，即60岁时认为子思撰写的《中庸》不仅忠实地传述了道学的讯息，而且将此讯息阐发得空前的淋漓尽致。当代学者陈荣捷认为朱熹“以道心人心之十六字诀释道统，使有确定之哲学意义，实为一极有价值贡献。”“此诚破天荒之举”。韩国当代学者金忠烈认为：“先儒一致把《中庸》之于四书看作特殊地位，……三书理会得透彻，才能读《中庸》赖以可理会的文义”。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也。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译文：“《中庸》为什么而作呢?子思忧虑关于‘道’的学问失传，所以才作的。大概远自上古，具有神圣的德行和高位之人，承继天命，建立了至极之理，道统便流传下来了。现在还可以从经书中看到的，有‘允执厥中'，这是尧传位给舜的时候说的话;还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舜传位给禹的时候说的话。尧的一句话，就已经把理讲清楚了，完全包容了至极的内容。而舜又加上了三句，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尧所说的那句话的前后关联，因为只有明白了前后关联才能比较理解‘道'的精微处。”

　　朱熹于庆元六年(1200)三月九日去世。去世前四天，朱熹仍在讲张横渠的《西铭》，它本是张载《正蒙·乾称篇》的首段，他录出作为座右铭，标题为《订顽》。程颐对之特别赏识，改其为《西铭》。朱熹把它从原作中分出，另作注解，成为独立的一篇。(附《西铭》和《志向》原文)

　　西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孤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志向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译文：要以我的道德实践，来彰显出天道的意义;要为一切人指出一生的正道，从而让人们过着有意义的生活;这是古代的圣哲们的理想，这种理想已很久不为世人所了解，我要把这断绝了的圣人理想继承过来、发扬光大;制定万世可行的礼义法度，使天下永远太平。

　　当天晚上朱熹勉励他的学生说：“为学之要，惟在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日久，心与理一(合而为一)，自然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矣。”

　　朱熹平时谈到天地，几乎都是以“仁”来统贯。“天地生万物”是天地之仁;“圣人应万事”也出于圣人仁心的发用。但朱熹去世前不讲“仁”，却强调“直”?朱熹此处所说的“直”与“私曲”是相反的。“皆无私曲”即是“直”。私指自私自利，曲指邪曲，即说歪理、讲假话、办邪事。竭尽所有聪明才智来说歪理、讲假话，以达谋私利的目的。这便是“私曲”。因此，直的核心内容为说正理，讲真话。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要翻身，必须从有一席之地能允许人敢讲真话开始!这一点朱熹临去世前就认识到了。

　　到了王阳明时代，他仍因直言获罪。徐爱在《传习录》上第一段说：“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译文：“先生有天赋的智慧，为人却和蔼亲近，平时不修边幅。人们只看到他年少时豪迈不羁，曾经又热衷诗词文章，沉溺佛、道之学，故突然听到先生的学术，都认为是标新立异、散漫而不加考究的学说。但他们却没有看到先生贬谪至贵州待了三年，时刻于困苦中修养静思，精研专一的功夫已经进入圣人的领域，达到纯粹中正的境界了。”

　　那么，王阳明是在什么环境中创立自己的学说呢?他在《传习录》中第一篇《答顾东桥书》中说：“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译文：“正本清源的学说一日不彰明于天下，那么天下学习圣人的人便会一天天感到繁复艰难，甚至沦落到夷狄、禽兽的地步，还自以为是地认为学习的是圣人之学。我的学说虽然暂时彰明于天下，终究只是解一时之病，解了西边的冻，东边又结了冰，拨开前面的雾，后面又涌起了云，就算我不顾安危，喋喋不休地讲论说道，也终究不能救天下分毫。……圣人的学问日益疏远而晦暗，功利的习气却一日盛过一日。……万幸的是天理自在人心，终究不会泯灭，良知的光明即便经历万古也不会变化。所以听了我的正本清源的论述，有识之士必当悲伤痛苦，奋然而起，就像决口的江河难以抵御。如果没有天下间豪杰之士的到来，我还能寄望于谁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