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思南精神的家园——中和山

——初探优先发展教育使思南成为明朝黔东重镇的史料(一)

□梁茂林

　　鲁迅认为，中国人口说中庸，其实最不中庸，所以办不好事情。懂得中庸，才能懂得中国的大半。

　　古今中外，最有用的智慧就是中庸，最为人们误解的也是中庸。而李渭在思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中和文化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6月6日讲话中说：“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希望大家继续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64页)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是我们研究明代思南教育的指导思想。笔者为此梳理部分史实。

　　一、明朝政府优先发展教育的政策

　　与思南部分知府执行“教化为先”政策的部分史实

　　朱元璋1368登基前后有关教育的几段上谕：

　　朱元璋在建明朝前曾谕中书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赏而民勤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非，若是何世?有仁义为之本也。夫圣人统驭四海而宰制万物者，仁以居之，义以行之，故贤者乐有仁义，而不肖者有所视效焉。是故商变乎夏、周变乎商，而仁义未尝改也。天之生民，治乱相继，亘万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明太祖实录》卷14，甲辰三月丁丑)

　　洪武十五年四月，朱元璋任命儒士吴颙为国子监祭酒时说：“国学者天下贤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则卿宜重道义，正身率下，俾诸生有所模范。若从以文辞为务，记诵为能，则非所以为教矣。”(《明太祖实录》卷144)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朱元璋读《大学》后，颇有感慨地对侍臣曰：“治道必本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风俗陵替，民不知趋善流而为恶，国家欲长治久安不可得也。”(《明太祖实录》卷203)

　　洪武三十年九月，朱元璋颁布的圣谕六条：“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作为理论武器，运用宗族、学校、会社、乡约、保甲等手段，将明朝推行的纲常名教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全面而持续地“化民成俗”。

　　朱元璋的上谕思南地方政府执行得如何呢?正好贵阳学院教授赵平略老师赠笔者一套《黔记》，作者是明代万历年间的郭子章，2016年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卷40列思南知府12人。这些知府多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的执政理念：

　　“何辙，四川人。景泰间思南知府。怀柔远人，政平讼理，兴利除害，迄今民犹颂之。”(899页)

　　“王南，长寿人。成化间思南知府。才智颖敏，不挠于物，恤孤教士。尝重茸府署学校，民不知扰。”(900页)

　　“金爵，绵州人，进士。弘治间思南知府。宅心仁恕，平易近民。祛积弊，革横征，立五年四空之法，以便编徭，民怀其惠。嘉靖十五年祀名宦。”(909页)

　　“罗璞，吉水人。举人。弘治间，由绍兴府同知升思南知府。长于政事，尤擅文名。重建府治，作兴学校，缮筑城垣，民至今赖焉。嘉靖十五年祀名宦。”(909页)

　　“宁阅，河南汤阴县人，举人。正德间思南知府。廉慎刚果。时蜀寇方四大举逼境，守土臣室携孥赀窜入崖穴。公廉之，慨然以死守自誓。尽撤渡艇，夜静则躬督巡逻，有私逃匿者，三尺绳之。且率民间义兵，亲御弓马。又于各关外深沟重垒，贼骑不得阑入。后因镇筸夷兵经过，公建画出奇，贼遂破，升运使。去之日，民皆攀辕涕泣不忍舍，至今怀之。嘉靖十五年祀名宦。”(909页)

　　“周举，山东郯城人。进士。二年任思南知府。宅心侃直，剖决如流，狱无淹滞，尤善作人。每政暇辄召诸生讲论，多所发明。升云南副使，未任卒。嘉靖十五年祀名宦。”(912页)

　　“葛正鸟 ，万全都司人。嘉靖间由给事中出守铜仁，改思南。刚毅廉慎，多积谷以备凶歉。有大狱，祷决于神。升贵州副使。”

　　“李梦祥，监利人，进士。嘉靖二十七年，以虞衡郎中知思南。镇筸苗叛剽掠，郡邑旧无城垣。公甫建议创筑，期月功完。民忘其劳，土民赖以保障。”

　　“杨煦，进贤人，举人。嘉靖二十九年，以南工部郎知思南。性明敏，遇事风生。时镇筸苗叛，掠近疆。公多方防御之，郡赖以宁。虽兵戈中，尝与诸生讲学不倦。任甫八月，以考察归，士论惜之。以上皆嘉靖间人。”(918页)

　　“宛嘉祥，庐江人。举人。嘉靖三十六年知思南。有才调，百废俱兴。缮城隍，修学校，建公署，提调木务，更定马政，调停里甲，井井有条。治郡六年，足称能吏。”

　　“李充善，山西长治人。举人。嘉靖四十二年知思南。性朗才练，节用爱人。冰蘖之操，可质鬼神。修学校，创养济院，辑城垣，谨关隘，均赋役，节里甲，禁包揽，止混征，定马牌，严保甲 ，清冤抑，杜私谒，肃吏胥。当夏不雨，公诚祷辄应，郊外虎为患，公祝于神，患遂息。以内艰归，士民皆悲号而卧辙焉。”(919页)

　　“田稔，高唐州人，进士。隆庆五年，由南户部郎知思南府。心存恺悌，学首为仁，剔蠹除奸，民怀吏畏。去之日，士民生祠之。”(920页)

　　“帅机，字惟审，临川人。隆庆戊辰进士。万历九年，以南礼部郎知思南府。心行颇古，不谐于俗。邃学问，多吟咏。识郡人李廷谦、萧重望于青衿中。有集若干卷。”

　　“陆从平，直隶华亭人。隆庆戊辰进士。万历十五年知思南府。文学优赡，吏事精敏。约己俗民，修废举坠。惩积滑，锄强梗，新府治。创行条编，贻百世之利。士民德之。升两浙运使。”(922页)

　　12人的政迹说明，明朝思南遇到不少好官，坚决执行了明朝制定的优先发展教育政策。

　　二、思南成为黔东重镇的区位原因

　　到了明清时期，思南位于黔东，东南靠湘桂，北连巴蜀，西入黔中大地，地处乌江中下游，承上启下，是汉族进入贵州最主要通道。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第八编为《西南汉族人类学分析》，第五章为《西南汉族的族群》，第三节为《贵州人》，见该书1178-1185页。该节文中三处引用了《思南府志》中的史料，也可说明思南在汉族进入贵州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自秦汉在今贵州境内设立郡县起历代均有一些汉民移入贵州，他们就是“贵州人”的早期先民。但是自秦汉到唐宋的历代移民，由于数量极少，零星散布，不但未能对今贵州境内居民社会的民族结构产生影响，反而由于在人数众多的土著民族族群范围内生活，逐渐接受土著族群文化的影响，潜移默化，入乡随俗，在语言、服饰、习俗上大多已被“夷化”。所以明代以前的贵州，习惯上仍有“西南夷”之称，被视为“蛮夷”、“蛮僚”、“苗夷”之地。“贵州人”的形成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这种情况到了明代则有了根本的变化。明王朝派兵平定云南以后，朱元璋以“诸蛮夷易变生乱，朕恐大军一回，彼复跳梁啸聚”为由，指令30万大军大部分屯戍贵州，“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蛮夷”。(《明实录·洪武实录》)永乐十一年，明王朝在贵州正式成立了贵州布政使司，贵州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正式跨入全国发展行列。有明一代，在贵州境内共设置贵州卫、贵州前卫及威清、平坝、普安、安庄、安南、普定、龙里、新添、平越、兴隆、清平、都匀、乌撒、毕节、层台、赤水、镇远、平溪、清浪、偏桥、铜鼓、镇西、敷勇等26卫及黄平直隶千户所。每卫辖前、后、左、中、右五个千户所。全省计有安南、平夷、息烽、定南等140余所。卫所以下又分设屯堡700余座。这些卫、所、屯、堡星罗棋布于贵州全境，平时耕种，农闲操练，战时出征，是为军屯。为稳定军心，军士皆携带眷属，无论军官与士兵均行世袭制，成为“军户”。据有关史料分析，派驻贵州行卫所屯田的“军额旧十六万余”。(《明实录·成化实录》)若以每名军人加上眷属，每户以四口计，则贵州屯军军户总人口有64万左右。这批卫所军官、士兵皆来自内地，有的来自江南，有的来自湖广。威宁县的孔氏来自山东，松桃县的高氏则来自江西。他们从南方各省随军征讨后留守贵州世代屯戍，落籍于此，即民间称为“调北镇南”而来的汉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