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岁月

□阿哲鲁仇直

　　在记忆的深处，每到农历的腊月，寨子里很多人家的瓦房或草房上便会轻烟缭绕，清凉的空气中也会因此而弥散着一些或浓或淡的香，这些香里有做豆腐的、有烤咂酒的，要是大半夜的你还没睡，或许你就会闻到我们家熬麻糖(其实应该叫麦芽糖)时散发出来的阵阵香甜。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未，母亲因为生我弟弟染上了月子病，之后再已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大集体劳动。那时候的人们凭工分吃饭，不参加劳动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分不到粮食就要挨饿。还好，我们家里虽然没有劳力，但在粮食部门工作的父亲每年都会交一定数额的钱给生产队，这样我们家就可以参加分粮食了，也不会挨饿了。

　　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母亲就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们讲很多很多彝族古老的故事，什么《阿耨勾阿耨处》，什么《那列》等等。其实母亲也很支持我们读书学汉文化，母亲常说“你们不能像我扁担大个字都认不得!”

　　母亲很严厉，该去读书的时候是绝不许我们旷课逃学的，假若在某一天，母亲知道我们有逃学旷课，那根发黄的竹条就会抽在我们身上。

　　那时候我们寨子的孩子读书很不方便，因为学校又被搬去了另一个寨子，哪像现在，柏油路明晃晃地把几个寨子连在一起，整天大小车辆络绎不绝……其实，原来的学校就在我们寨子里，是姑祖母家土改时被政府没收过来的房子，后来因为落实政策，政府把房子还给了姑祖母的儿孙们。我们寨子里除了几家汉族人家外，其余一百多户均为彝族，那几户汉族都是满口的彝话，甚至有一户汉族就是在自己家里也讲彝话!

　　记得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和很多孩子都听不懂汉语，更不消说认识汉字了，于是老师们只好费力的用彝语来教，而我们也学的挺吃力。其实那几年我们根本没有学到什么，倒是在学校里楼上楼下地蹿跳了好几年。??

　　母亲虽然身体不好却心灵手巧，尽管她没上过一天学堂，但她能用缝纫机仿做出像模像样的工作服来(上世界的七十年代那会儿，用劳动布做的工作服很流行)，她还会做甜酒、咂酒、豆腐和熬麻糖。在我们寨子里会做甜酒豆腐的人不少，但会烤咂酒熬麻糖的人就不多了，就因为这样每年来请我母亲熬麻糖的人不少。其实说是请我母亲熬糖，但那些用石磨磨浆的体力活是他们自己做的，当然是用我家那副百来斤重推着“嗡嗡”直吼的大石磨。

　　那时候推磨是件很让人苦恼的事，不说要使劲去转动那老大的磨盘了，就是听着那“嗡嗡”的声音头皮就会发麻，一场磨推下来，便会头昏脑涨双手酸麻，哪像现在电闸一合，小钢磨就哗哗的就把面拉出来。或许，现在的人们偶有看到那大南瓜似的磨盘，觉得是件新鲜事，亦或许，在那些没有经历过推磨人生的人看来，推石磨和用电的小钢磨们有什么不同，殊不知这其间的差距有着天渊之别!

　　年关来临的时候，是我们家催肥年猪的最好时节，那些帮人家熬麻糖赚来的糖糟便是上好的猪饲料，用糖糟喂的猪体壮膘肥，就连毛色也油亮亮的。那时候我们家几乎年年都喂年猪，那是又香又糯美味无比的可乐猪哦!你知道可乐猪吗?可乐猪可是享誉全国的名猪呢!那时候的人们生活远没有现在富足，很多人家要想吃上一顿肉，那得要等到过年或者是有重要的人来家里做客。

　　其实在我的记忆里，有些人家甚至连过年的时候也吃不上一顿肉，真的，在我们这个叫阿迪嘎的彝族寨子里，每年能杀过年猪的就那么十来户，而到每年的冬腊月，那些杀不起过年猪的人家就会熬一锅麻糖来过年。

　　熬麻糖就要用柴禾，听母亲说用青冈或是黄松枝这些柴禾煮酒酒香，熬糖糖甜。我们这里隔煤炭山很近的，从寨子里到煤炭山也就七八里地，不过熬麻糖人们还是喜欢用柴禾，或许就像母亲说的一样——柴禾煮酒酒香，熬糖糖甜吧。

　　每年的腊月，瞅着天气好，父亲就会从单位特意回来，然后带着我们去山上拾柴，或砍那些已经干枯了的青冈和黄松树，或爬上那些粗大的青冈或黄松树上去剔一些桠枝。有一次我嫌上树剔桠枝费事，于是挥刀砍向了一棵碗口粗细的青冈，父亲忙制止说：“青冈是留着耙木叶积肥用的，青冈籽还可以煮酒喝。”那时候的供销社里真的有青冈籽酒卖的，后来听说青冈籽煮酒有毒，但不知是真是假，反正自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以来就再已没有听到过有关青冈籽煮酒的事了。

　　那时候的粮食还很紧张，不像现在这样很富足，对于很多人家来说，熬麻糖吃其实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每当母亲熬麻糖的时候，我们总会陪着母亲一起熬夜。那时的我们并不懂得要怎么帮助母亲，其实我们之所以愿意陪着母亲熬夜，就是为了在第一时间喝上一那碗又香又甜的糖浆!为了等糖浆喝，我们总是静静地围坐在灶火前，眯着了一会儿又醒过来，醒过来一会儿又眯着了……

　　这熬麻糖是很讲究火候的，熬老了糖就如石头一般啃不动，熬嫩了搁着会流动不好保存。半夜的时候是熬糖的关键，看着锅里的糖浆水慢慢由稀变稠，色泽也从淡灰白逐渐转为板栗色，这时候母亲就会用三尺余长的木铲不时搅动着，嘴里念叨着：“哦，要铺大花了!”接着母亲就会大声喊道：“要喝糖水的快起来了哦!”

　　每当这时候，第一个起身的便是我，当然，第一个能喝上又香又甜的糖浆的也就是我了!

　　糖浆在大铁锅里“哔哔啵啵”地冒着拳头大小的泡，渐渐地，大泡依次散去，继而冒起的是指头大小的小泡。

　　“哦，铺细花了!”这时候母亲的木铲就会搅动的更快，也更有力。母亲边搅动着糖浆边抽减着灶炉里的柴禾，不时还从冒着细泡的糖浆里拉出铲子，让稠黏的糖浆从铲子上缓缓的淌下来，薄薄的糖浆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像一道金黄的帘。这时候，母亲就会伸出食指去轻轻的触碰，然后卷回食指小心的弹出，如此往复，直到铲子上淌下的帘被弹断开去。接着，母亲再把早就准备好的核桃仁或炒熟的大豆和进糖浆里去，这样，一锅糖就算熬好了……

　　每当在街上看见装在簸箕里叫卖的麻糖，我就会想起母亲，想起母亲搅动着糖浆的模样……

　　母亲已离去数年，我的人生也在岁月的灶火中渐变稠黏，从青葱少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头。我常常在想，上一代老人们的身影是刻进了我们的记忆，而我们这一代人的身影呢，会不会也在将来的日子里印进孩子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