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贵州省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华氏家族

□龙长启

　　在贵阳老东门文昌阁旁，有一处古宅院，大门匾额“大觉精舍”，这就是有名的“华家阁楼”。“华家阁楼”的主人华联辉(1833-1885)、华之鸿(1871-1934)、华问渠(1894-1979)祖孙三代以经营盐业起家，兼营酒业，文化产业，是贵州省巨富。当时贵阳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谚：“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这个“华家”指的就是华氏家族。

　　华姓原籍江西临川县。始祖于康熙年间来黔经商，定居于遵义团溪。几代人都贩运川盐，由此发家致富。华氏家族以盐商出身，在十九世纪恢复茅台酒生产、二十世纪创建贵州省首家文化产业贵阳文通书局、永丰纸厂，是贵州省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华家在近现代史上的商业史特别是在贵州来说是很有影响力的。

　　华联辉，字柽坞，中国贵州省遵义县团溪人。其家经营盐号，十余年，积资白银数万两。先为副贡，清光绪元年(1875年)中举。光绪三年，四川总督丁宝帧(贵州平远州人)整顿盐务，遵义人唐炯素知华联辉经营盐道才干，荐于丁宝帧。丁宝帧晤华联辉于成都，以为奇才，遂将改革盐务之任交华主办。当时，四川食盐销售渠道混乱，产区无定销，销路无定岸，盐袅横行，奸商垄断，官吏插手其间以饱私囊。华联辉断然革除弊端，改为官运商销，于泸州设盐务总局总揽盐政，于盐井产地设厂局收购食盐，一切购运分配大权，收归盐务总局，课税厘金计入成本。并设置叙岸(四川泸州)、仁岸(贵州仁怀)、綦(四川綦江)、涪岸(四川涪陵)等四大盐岸管理外销。同时增设裕济仓以平抑盐价，建大盈库以调济各岸资金，派人驻各岸协调盐务、安驻兵勇，以防横暴。于是，盐枭、奸商无法横行，官吏不得插手中饱，盐运畅销，亦无偷税漏税、拦路抢劫等行为，每年为国家增收白银200余万两。丁宝帧改革四川盐务之举，得力于华联辉。据其业绩，丁宝帧报请破格录用，清廷特旨以知府留四川补用，华联辉婉言相辞。咸丰十年(1860年)，华联辉在茅台村建成义烧坊，首家恢复茅台酒的生产。光绪十一年(公元1855年)1月9日卒于四川，终年52岁。

　　华之鸿，华联辉子，字延厘，晚年改为延仪，1896年由副贡生选授仁怀厅儒学训导六年，被清廷特授分部郎中。华之鸿14岁时父亲去世，20岁正式接管家业。他心思细密，日夜操劳，不过数年，永隆裕盐号已有数百个，营业收入达百万两。华之鸿一生，居官、兴学、办实业。接收父业，经营永隆裕盐号致富后，从清末起，办过贵阳文通书局、永丰抄纸厂，改造扩建仁怀茅台镇成义烧坊，有“华百万”之称。

　　华之鸿关心公益，受教育家严修、李端棻等人思想的熏染，逐渐意识到教育立国、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与东南一地的张謇等著名绅商提出的“父教育而母实业”等说法相呼应，开始捐资推动教育。他捐资创办了贵州省第一所公立中学堂贵州通省中学堂(即贵阳一中的前身)、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笔者妻子的祖父韩汝煃先生得益，学习、毕业于此学堂，后在省内中学和师范学校任教40余年，解放后被聘请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宪群法政学堂等诸多公、私立小学;在遵义创办团溪公立两等小学堂，在息烽创办底寨两等小学堂;遵义中学和贵阳各公私立学校也经常得到他的捐助。

　　与此同时，华之鸿涉足政界，接受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1909年，贵州宪政预备会成立，与任可澄、康尔镛是领导人。1912年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后，他任财政部副长兼官钱局总办，又任唐继尧的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兼官钱局总理。1913年官钱局改组为贵州银行，华之鸿仍任财政司司长兼贵州银行总理。1914年2月后，专任贵州银行总理。在反袁斗争中，他捐资助饷。华之鸿长于经济，为财政部长、司长时，面时财政无序，支用浩繁，他擘划经营，清理整顿各项税务，编制预算，统一收入，显现出卓越能力;护国反袁时，他带头捐资助饷，甚至不吝以私财5万余元平息挤兑之风，使新政权得以稳定而渡难关，有毁家纾难之节;他出资兴学、办报，且将上百万巨资投入“文化实业”，在那个时代，足见其卓识远见及敬恭桑梓之情。更不说文通的创办开了贵州近代民族工业的先河。此外，他“平素自奉极薄而性好施与”，自清末以迄民国初年，先后为四川、皖北、华洋义赈会、全黔义赈会及各地水旱火灾捐资数十万两;至于乡党亲友之贫困更乐于捐输，足见其仁爱之心。

　　华之鸿投资白银20万两，由日本购进机器设备，于1911年正式创办文通书局于贵阳。这是当时贵州最早使用先进印刷机器的工厂。1927年在文通书局增设图书部，与京沪各大书局订立合约，将国内各种新旧图书仪器运黔推销。出资白银60余万元由日本购进机器，建永丰纸厂于贵阳城南小团坡，并于1919年正式开工。投资扩大成义烧坊的生产能力，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1917年以后，华之鸿退出政界，专门经营商业。晚年皈依佛门，究心佛事。1934年3月7日病逝家中，终年64岁。

　　华问渠，华之鸿子，字永源，光绪二十年生于贵阳，平生勤奋好学，身材高大，善于为人处事。于贵州省宪群政法专科学校毕业后，协助其父之鸿经营华家产业，1931年继承父业，任贵阳文通书局总经理，于抗日战争时期变卖家产，扩大文通书局，铸造了该书局的辉煌，在当时与著名的与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大东、开明等书局齐名，已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华家成义烧坊生产的茅酒声誉日隆，“华茅”在社会上需要逐年增加，特别是抗战开始，贵州成为西南交通中心，社会对茅酒的需求量更大。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由政府作价收买成义烧坊，与荣和烧坊、恒兴烧坊两家一起合并，改为贵州国营茅台酒厂，贵阳文通书局于1952年4月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公司。华问渠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贵州省工商厅副厅长，贵州省工业厅厅长等职，1979年去世，享年85岁。

　　华家对于贵州省的最大贡献在于恢复茅台酒的生产。贵州省仁怀县茅台村解放前酿制茅酒的大厂商主要有三家，即华茅(成义烧坊)、王茅(荣和烧坊)和赖茅(恒兴烧坊)，查历史资料，“成义烧房”建于1860年(清咸丰十年)，“荣和烧坊”建于1879年(清光绪五年)，“恒兴烧坊”的情况稍微复杂，先是贵阳商人周秉衡资创建“衡昌烧坊”，1941年，赖永初收购“衡昌烧坊”，更名为“恒兴烧坊”。从规模、产量上看，“恒兴烧坊”最大，但是从年代上看，三家中最早建厂的则是“成义烧坊”。上个世纪60-70年代，华问渠曾经撰写《贵州成义茅酒(华茅)纪略》(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一文，详细介绍了茅台酒恢复生产的情况。

　　仁怀县地处赤水河畔，自古是川盐入黔商道(仁岸)，茅台村很早就以产酒著名，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秋天，清代有名诗人郑珍从遵义到仁怀，写了《茅台村》一诗：“远游临郡裔，古聚缀坡陀。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迎秋巴雨暗，对岸蜀山多。上水无舟到，羁愁两日过。”其中“酒冠黔人国”这句，很早就被人们引用，证明在十九世纪中叶，即清代道光年间茅台酒已是大家公认的贵州名酒。但是，经过1855年(咸丰五年)贵州号军战乱，茅台由于地位重要，成为激烈争夺的战场，基本上毁掉了，成为一片废墟，茅酒的生产也中断了。

　　1860年(清咸丰十年)，华联辉因满足祖母要求，向官府购得茅台村已被夷为平地的过去酿酒的作坊，找到旧日酒师，在原址上建立成义烧坊，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茅酒生产，并正式作商品出售。华家成义烧坊生产的茅酒声誉日隆，号为“华茅”，社会需要逐年增加。华联辉去世后，华之鸿接管华家产业后，扩建成义烧坊，创建了“回沙茅酒”的品牌，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华茅”与“王茅”联合参展，荣获金质奖章。贵州茅台酒从此蜚声国内外，被誉为“国酒”。周西成任贵州省主席时，茅酒成为他对外交际的重要手段，每年都将上千瓶的成义茅酒作为礼品送给南京政府及川、桂、粤等省的要人。1936年，贵州与邻近川、湘、桂、滇四省的公路完全沟通。特别是1937年抗战开始后，贵州成为西南交通中心，社会对茅酒的需要量更大，“华茅”、“王茅”以及后起的“赖茅”均供不应求。1944年成义烧坊失火被焚，地面建筑大半烧毁，幸酒窖因储酒不多得以保存。华问渠迅速筹款修复，并借这个机会扩大生产设备，酒厂进行了扩建，厂房增加，酒窖由原来的12个增加到18个，酒的产量达到年产42，000多斤，达到建厂数十年来的最高纪录。

　　1949年贵州解放，中共中央要求贵州省委、仁怀县准确履行党的工商业政策，掩护好茅台酒厂的生产装备，持续进行生产。贵州省依据中央的指示，对成义、荣和、恒兴三家最大的烧坊在经济上给予有力支撑，赞助其发展。1953年，贵州省对三家烧房进行收归国有，恒兴烧坊因赖永初和国民政府、何辑五合开了贵州银行，作为官僚资本没收，给予荣和烧坊400大洋，给予成义烧坊120个大洋，成立了国营茅台酒厂，投入大批资金扩展生产，从而确立了茅台酒的“国酒”地位。

　　华氏家族对于贵州省的另一贡献就是创建了贵州最早的文化产业文昌书局，以及产业链连带的永丰纸厂。上个世纪，在贵阳市中华中路和勇烈路(俗称王家巷)交界处，有一片西式洋房，有门市部、办公楼、排字房、印刷房、还设有职工宿舍、食堂等，这就是贵州省著名实业家华之鸿创办的贵阳文通书局。文通书局是当时贵州省最大的编辑、印刷、发行机构，是贵州最早引进和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同时也是民国年间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齐名的七大书局之一。

　　华之鸿受教育家严修、李端棻等人思想的熏染，逐渐意识到教育立国、学习西方的重要性，捐资推动教育。1909年他投资白银20万两，由日本购进机器设备，于1911年正式创办文通书局于贵阳。这是当时贵州最早使用先进印刷机器的工厂。为了保证书局印刷用纸，又出资白银60余万元由日本购进机器，建永丰纸厂于贵阳城南小团坡，并于1919年正式开工。1927年，文通书局增设图书部，与京沪各大书局订立合约，将国内各种新旧图书仪器运黔推销。为了这项实业，华之鸿投下了大本钱。据史家推算，这个资金数字，大约相当于贵州全省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超过全省田赋年收入的总数。贵州近代地方史研究专家认为，文通书局的创办，开创了贵州历史上的若干个第一：第一次派人出国采办机器，第一次派人出国学习技术，第一次聘用国外技术人员，第一次专门培训学生，第一次使用蒸汽作为动力等等。如此多的第一，如此高的起点，使文通书局成为了贵州近代新兴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力量勃起的象征，也使“富可敌省”的华家在其令人称羡的“银子”之外，平添了许多令人称道的人格品质和商业境界。

　　华之鸿投入出版的资本，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是最多的。但是华之鸿的资本投入和效益产出，明显地不对等。这与贵阳偏处一隅，文化落后，企业运作缺乏近代管理方法有关，但主要的原因还是1912年至1935年间贵州各派系军阀混战下恶劣的人文生态环境。“省政府更迭不绝，今政府否认前政府拖欠的印刷费用太多并不认账，致使文通书局年年亏损，入不敷出，债务高达40万银元。”文通书局最大的创痛还在于，投巨资建设的永丰纸厂，在当时省主席周西成的胁迫下，于1926年被迫出让，改作兵工厂。虽然，在华之鸿手中，没有使贵阳文通书局像上海的中华书局、大东书局那样快速崛起，但从当时全国出版中心主要集中于上海而其他地方普遍走弱的出版格局来看，贵阳文通书局坚持生存下来，出版了大量地方文献图书，承担了贵州报纸、杂志以及当时政府机关政策法令的印刷发行工作，既传播了新思想、新知识、启迪了贵州的民智民觉，又显示了其逆境中非凡突围的能力。抗战前文通书局以存世之久、规模之大、出书之多，是上海、南京、北京、天津之外的其他省份所仅见的。由此可以看出华之鸿和他创办的文通书局，在近现代出版史上不寻常的意义。

　　华家第三代传人华问渠受命于危难之际，面对困难，锐意进取。他接办文通书局后，为筹集资金变卖了家中的不动产(主要是土地、田产)，团结全体职工，改进管理制度，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索回了永丰抄纸厂的所有权。到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时，文通书局开始扭亏为盈，形势逐渐好转。抗日战争时期，华问渠抓住全国人才荟萃贵阳的机会，把文通书局的发展推向全国，开拓了书局的新局面。

　　1941年6月，华问渠利用当时全国人才汇集西南的机会，果断地成立了文通书局编辑所，将文通提升为一个编辑、出版、营销三位一体的文化出版企业集团。他聘请了返乡的贵州籍学人、著名教育家马宗荣先生和贵州籍著名文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谢六逸教授，分别出任文通书局编辑所正副所长;又聘请了冯友兰、贺麟、肖一山、周鲠生、杨端六、周炳琳、蒋复聪、卢前、梅光迪、陶百川、吴泽霖、欧元怀、苏步青、竺可桢、茅以升、王星拱、李书田、张孝骞等112位名家英才，担任编审委员。文通的编辑生产力一时大增。编辑所聘请著名社会教育家马宗荣教授，著名文学家、教育家谢六逸教授，担任正、副所长，又成立了汇聚中国学术界精英的112人的编审委员会。当年10月，由谢六逸教授创办主编的《文讯》月刊问世，历时两年零七个月，《文讯》月刊是文通书局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全国影响的文艺学术刊物：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谢六逸教授逝世后，《文讯》由顾颉刚、白寿彝两教授任主编，最后又由著名诗人臧克家主编，一直办到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2月。据史家统计，文通在此时期编辑出版发行的丛书、丛刊、文库和名著达35类计292种，其中的《莎士比亚全集》12种、《大学丛书》35种、《经世社丛书》7种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3年，文通书局参与了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与以前的全国六大出版巨头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一起，共同承担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的供应任务。虽然只有4%的份额，居于末位，但这已足以说明抗战时期的文通已从贵州走向了全国，变成了“一个从编辑出版专业学术著作与一般群众通俗用书并重，力求学术的社会化、全民化，以增进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阐扬民族固有道德，灌输现代知识为己任的西南地区最大的全国性的编辑出版企业”。华氏父子经营的贵阳文通书局，41年来共出版各种图书近五百来种，数十万册。丛书、丛刊、文库、名著35类，约292种。出版、承印报纸和杂志28种。编辑《文讯》月刊九卷，55期，49册，创造了贵州出版史上的奇迹。

　　在贵州近现代史上，由华之鸿创办，华之鸿的儿子华问渠继承经营的贵阳文通书局，从1911年10月正式开业到1952年4月停业，历时近41年。华问渠在抗日战争时期把贵阳文通书局发展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是贵阳对全国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贵阳文通书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贵阳的私人企业最早从事文化产业的企业，贵阳文通书局对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

　　贵阳华氏父子是贵州省比较早的民族资本家，华氏家族由主营盐业、酒业转向以经营文通书局等文化产业为主。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时事多么维坚，华家投资文教产业、并对其经营的决心丝毫不动摇，可以看出一个以“惠及桑梓，以济民生”为主要理念的家族的崇高思想情怀。华氏家族不愧为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追求实业救国与文化救国的卓越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