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创办大夏大学的不朽功绩述略(上)

□谭佛佑

　　贵州省西南边陲紧临滇、桂两省的兴义地区，从晚清及至民国时期，有以刘、王、何三大“名门望族”的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刘氏的刘显世、刘显潜、刘显治“三雄”，何氏的何应钦、何绍周“叔侄”，王氏的王伯群、王文华“兄弟”，在“辛亥国变”“贵州首义”“滇军入黔”“护国护法”“东征北伐”“军阀混战”“抗战建国”等一系列翻天覆地，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争斗抗衡”“争权夺地”“变革维新”“建功立业”中，均做出了各自“不同凡响”的“业绩”。有趣的是，他们均多受教于当年兴义知府刘统之(官礼，刘显世之父)振新的笔山书院，或创建的新式学校，抑或师范学堂，亦多得姚华、雷廷珍等名师之教，有的继又到省垣“经世学堂”通省公立中学堂深造，或远赴东洋日本留学，且都学有所成。即使后辈如何绍周，也是黄埔军校一期的高才生。不仅如此，而且三家皆有“姻亲关系”。王氏兄弟的母亲，正是刘统之的女儿，刘显世则是他们兄弟的舅父。何应钦的夫人亦是王氏兄弟的妹妹。其“岳母大人”亦正是刘统之的“千金”。是时婚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兴义三大名门的如是关系，决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恰恰是那一时代名门望族婚姻关系的真实写照。本文仅就王伯群创办大夏大学振兴教育，培养人才的不朽功绩，不拙浅陋作一浅述，就教于方家、读者。

　　王伯群，本名文选，后均以字“伯群”称著。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幼时得良好的家教，初习蒙学读本及《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典籍。及长，入笔山书院，受业于姚华门下，深得师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贵州巡抚林绍年奏请公派留学生，得准，王伯群遂成贵州首批留学日本137人中的一员。赴日初入宏文学院修习日语，接入日本中央大学研究院，研习政治经济学整六年。就学期间，值孙中山先生在日组建同盟会，广结同志，进行反清的革命活动。王伯群与之结识，关系渐笃，遂即加入同盟会。旋又结识因戊戌变法失败被清政府通缉追捕逃亡日本的章太炎、粱启超等名士，且梁启超还是李端棻大宗伯的从妹夫，不时共叙乡情及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等大事，是故关系更加亲密。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成功，国是鼎革。孙、章、梁等均皆回国。翌年元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是时王伯群也离日回到上海。配合革命形势，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王伯群出任报社经理。梁启超在京组织进步党，王亦任该党干事。

　　民国元年(1912年)宣统帝退位，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于次年，先是否定《临时约法》，派人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大肆镇压革命党人。王伯群愤然离沪回黔，出任掌控贵州军队大权的舅父刘显世护军使署参赞。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复辟称帝的狼子野心，渐已昭然于天下。为反袁的复辟，王伯群即赴京参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修订工作。翌年，与蔡锷、梁启超、陈国祥等七人，在天津秘密会议，策划以云、贵为讨袁的基地发动首义。旋王、蔡、梁等人即返西部滇黔组织武装，蔡锷于滇促唐继尧宣告云南独立。王伯群辅其弟王文华重组扩充黔军，并敦清时为贵州督军兼省长的舅父刘显世出面主持。1916年1月贵州亦宣告独立。王伯群与弟王文华是为“讨袁”东路军的最高军事长官。指挥黔军挺进湖南，一路势如破竹，捷报频传。三月，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六月，在“讨袁”大军胜利的炮火和国民“反对帝制，共讨国贼”的谴责声中气绝而离开了人世。民国六年(1917年)“辫帅”张勋复辟，胁迫黎元洪总统解散国会。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誓师北伐。王伯群受命为护法军政府和议代表，进驻上海。刘显世还授权王伯群为贵州省的全权代表。

　　民国八年(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寰宇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当时，由黄齐生先生组织带领贵州的留日学生二十余人，愤然离开日本，纷纷返回祖国，转赴上海。旋黄又准备带领这批学子，参与“旅欧勤工俭学”，但川资经费是为“一片空白”。于是黄齐生便求助于贵州乡亲王伯群，王二话不说，欣然解囊，自捐1000银元。同时自主将刘显世存在上海委托蔡衡武在上海经营的“群明社”保管的公款数千元，分别发给每个旅欧学子300元。蔡亦大力支持，故此事得以顺利完成。此事受惠者，除黄齐先生系“领队”外，受助的学子中，就有如王若飞、刘方岳等一批名流。次年，王伯群随孙中山先生由沪返粤。组建新“政府”，孙就任“非常大总统”，并任命王伯群为“交通部长”“总统府参议”，接又任命其为贵州省省长。时值贵州时局混乱，“民九事变”闹得鸡犬不宁。王伯群根本就不可能赴黔上任，成为老百姓笑谈的贵州省唯一未上任的“省长”。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王伯群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和交通部长，致力于国中交通改革，为发展民族交通事业，作出过应有的贡献。

　　有关大夏大学的创建，还得从民国十三年(1924年)王伯群在上海时说起。是时，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厦门捐资创办的厦门大学，一部分师生为争取“自由”闹起“学潮”。该校的这部分教授和两百余名学子，离开厦大流落到上海，无校可上，无书可读。于是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人会同学生代表相商，决定求助于王伯群，望其支助创办一所新的大学，收容流落上海的厦大学生。王伯群当即解囊，捐助2000银元，作办学的启动资金，临时租住宜昌路的打油厂为校舍。特邀请一批国内很有影响的知名人士：马君武、吴稚晖等七人组成校董会，公选王伯群为董事长，马君武为校长，学校命名为“大夏大学”。据后任皆校秘书长兼教育学院院长的王裕凯先生解读：“含意有二：一方面因大夏为大中国，寓有光大华夏之意;另一方面将‘厦大’校名倒过来为‘大厦’，再将‘厦’字头‘厂’去掉成为‘夏’字，故名‘大夏’，寓有革命之意。”学校订于是年6月1日开学，正式上课。王伯群亲题“自强不息”四字为校训，取《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义。亲题办校理念要“师生合作”，必须发扬“三苦精神”，即：“职工苦干，教授苦教，学生苦读”。时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王伯群出任交通部长之际，同时又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翌年，马君武改任北京工学院院长，大夏校长一职仍由王伯群兼任，由欧元怀任副校长佐之。

　　随着“大夏”办学的发展，办学精神理念的影响，声誉与日俱增，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学生人数猛增。至1930年，原有校舍以及建校后陆续增建的堂室，早已不敷使用。当时校长王伯群为永久计，与校董事会诸名士会商，决定择购中山北路梵皇渡大片新址(即今华东师范大学校址)另建新校。购建费用预计四十余万银元，首期购地起动工程则需十万银元。王伯群率先带头慷慨捐出白银六万七千两，折合银元约为十一万余元。即购得地近三百亩，一应事宜皆得顺利实施。二期建校工程尚需三十万银元，此项巨款的来源，校董会决定，由王伯群出面，请求上海浙江银行、新华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诚信银行和四行蓄储会等六家银行的董事长组成“贷款团”，并同意贷此项巨款。但“贷款团”提出，按有关条款规定，必须有“担保偿还人”签字，承担责任。此事又由王伯群亲自出面，求助于当年可谓闻名于世的“上海滩大佬”、时任中汇银行董事长的杜月笙。杜悉知此事后，欣然应若，逐成其事。

　　建校工程，历时整整两年，一应事宜均皆顺利完成。建筑面积一万八千余平方米，堂、室、馆、舍一应俱全。校园环境花木扶疏，绿草茵茵，清幽静洁，有如园林。当时校园中有一小溪，名丽娃栗坦河，系当时上海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巨子荣宗敬先生(荣毅仁的伯父)的园林私产。为支持大夏的育才事业，荣宗敬先生竟慨然捐赠给学校，使校园环境增添了一道更为亮丽的景观。新校建成和迁校顺利完成后，学校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可谓院系齐全，设备完整，而且网络了全国一大批著名的教授、专家学者。特别是校董会格外“壮大”。当时一批政、经、军界的铁腕人物，有如孙中山先生的长子，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被认为是国民政府“四大家族”之一，掌控中国财政大权的首脑孔祥熙;亦如黔中乡贤、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贵州讲武学堂校长、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均皆为大夏大学校董会的“台柱”要员。孙科还任董事长一职。大夏不仅被誉为上海私立大学之冠，而亦得到“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的美誉。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抗战军兴，“八一三”上海滩狼烟又起，日寇的炮火，已打破了大夏、复旦等几多名牌大学的宁静。于是国民政府议定，学校尽可能地搬迁内地。当时大夏与复旦两所私立名校，组成联合大学内迁。联合大学第一分校迁设于江西庐山，由钱新之任校长。第二分校迁设贵阳，由王伯群任校长。旋因战局变化，江西亦难自保，因此庐山分校即迁重庆北碚。川黔两省紧邻，两校密迩相处，可相互支持，相互释困，故撤销其“联合”之名，各以其原校名之。王伯群并欧元怀、王裕凯等大夏领导一行，历尽艰辛，展转到贵阳后，似回到阔别多年的故里，倍感亲切。甫下车，贵州省政府即召各部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称誉王伯群一行，是为“集体的王阳明，前来贵阳，开展文教工作”。接着划拨次南门外河滨公园对面原讲武堂给大夏为教学之所，即今之贵州师范学院河滨校区、省杂技团、黔剧团之地。讲武堂因年久失修，已多所毁圮。于是便鸠工庀材，修葺一新。举凡教室、宿舍、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等一应设施，均皆完备。接由沪迁黔的数百厢图书仪器，其他师生员工也相继抵达。大夏大学的弦歌之声，又在贵阳的南明河畔响起。王裕凯先生曾发出由衷的赞叹：“昔之讲武堂，今为修文馆，偃武修文，一时传为佳话。”

　　大夏由王伯群任校长，欧元怀任副校长，王裕凯任秘书长并教育学院院长。贵阳乡贤马宗荣任总务长，后为窦觉苍继任。学校设：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等五个系。院长钟钟山先生。

　　理工学院，下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土木工程学、建筑工程学等六个系。院长夏元慄先生。

　　教育学院，下设教育行政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三个系。院长为王裕凯先生兼任(后归并到贵阳师范学院)。

　　商学院，下设商学、会计学、银行学、工商管理、国际贸易等五个系。院长为金企渊先生。

　　法学院，下设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三个系。院长为谌志远先生。

　　大学的院系、设备，虽在抗日战争国难当头的时期，亦可谓完美。特别是大量的国中著名的学者教授、文化精英，避难入黔多任教大夏，就连原在复旦大学任教乡贤谢六逸亦回故里，在大夏文学院充任教授。故尔教学质量堪称一流。不仅如此，王伯群还得知贵阳的中学“甚少”，于是决定又创办“大夏附中”一所，解决贵阳众多失学青年的就学问题。中学部的一应教学事务，均由大学部的校长教授负责。

　　抗战时期，国家银根吃紧，经济尤为困难。大夏在校师生员工计一千五百余人，生活倍感艰难。每学期开学所收学费，往往入不敷出。王校长却苦苦支撑，凭历年与金融银行和商界的关系，唯以“信贷”度日，矢志不移。而广大师生员工，均按王校长提倡的“三苦精神”，工作不辞劳苦，教学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循循善诱，学子奋发治学，刻苦攻读，珍惜寸阴。

　　1939年2月4日，日寇近二十架战机，对贵阳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轰炸，贵阳市民死伤近二千之巨。政府当局指令，市内学校尽可能地迁往市郊或外县。于是贵州省政府同意无偿划拨花溪朝阳村附近的一份公地并当地人士的一些捐赠，共计近两千亩，作为大夏大学永久校址。至于建校经费，王伯群又多方努力，艰辛筹集，首期工程于1940年开工，次年春告竣。计有教室12间，宿舍28间，先由附中的高中部迁入开展教学，初中部仍留巿区，租用上合群路乐群小学的部分教室办学。

　　正当大夏在贵阳办得红红火火，王伯群校长为桑梓兴教育才，可谓竭尽全力、呕心沥血之时，贵州有关人士认为，全国各省皆有国立大学之设，而唯黔省缺如。于是向教育部申请设立国立贵州大学。时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教育部亦无办学经费支持，从权宜计，一纸公文，竟指令将私立大夏大学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并委聘王伯群为第一任国立贵州大学校长。此令一出，尤似晴天霹雳，大夏满校哗然。王校长并未喜悦，反是倍感愕然。当即由校友总会紧急议会，决定发起“护校运动”，并由校友总会名誉会长王伯群、会长王裕凯等，兼程赶赴重庆，并联络孙科、孔祥熙、何应钦、王正廷、张嘉璈等大名鼎鼎的校董和在渝的全体校友，共同向教育部据理力争，政府可另设贵州大学，但必须维持私立大夏大学存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