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一些读者的观念里，美术馆和博物馆是有区别的，美术馆偏重于艺术品的展示，博物馆偏重于历史文物的收藏与展示。但事实上，对公众开放的美术馆事实上应该被称为美术博物馆，它与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并无区别，都兼具展示、收藏、研究、推广与文化艺术相关的多方面功能。在新时代下，美术馆除了基本的展示功能，社会对其公众服务与收藏、研究功能愈加重视。

　　2016年8月31日，贵州美术馆正式动工;2016年11月到今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国家博物馆艺委会主任陈履生两次到访建设中的贵州美术馆工地;今年9月1日，陈履生三临贵州美术馆，此次是为了见证这个贵州省首个省级美术馆的惊艳“亮相”。在开馆仪式上，陈履生独家接受了本报采访，畅谈了美术馆如何在展览、收藏和公教服务方面做好工作、做出特色，也对贵州美术馆今后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要美术馆干什么?

□陈履生 本报记者 万里燕

　　从贵州美术馆开工到开馆，我来过三次，可以说是见证了美术馆建设的不同时期，印象非常深刻。贵州人终于有了值得骄傲的自己的美术馆，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开端。中国的美术博物馆在全球属于起步较晚的过渡，贵州又属于全国中起步较晚的省份，因此，对比目前著名的美术博物馆，贵州省美术馆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件事一直让我印象很深：当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任职期间，某天，某晚报的一位记者给我电话，说要采访我。我请他到中国美术馆来，她问我美术馆在哪里?我感到很奇怪，怎么会有跑文化的记者不知道美术馆在哪里?故问她有没有来过美术馆，她说没有。那么，她有可能是外地刚到北京来工作的大学生，就问她是外地的哪一所大学毕业的。她说是北京某大学毕业的。听到此，感到愕然。我就对她说，你不用来了。后来，我发现北京的大学生没有来过中国美术馆的并不是个别的，而且是普遍的。2007年，“美国艺术三百年”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由渤海银行赞助，中国美术馆邀请了北京、天津的10万名大学生到中国美术馆参观该展览，这之中的绝大多数的学生也是第一次踏入中国美术馆。大学生与美术馆的关系是如此，一般的公众与美术馆的关系就可以据此推演想象。如今，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已经进入到美术馆、博物馆建设的高峰期，美术馆的事业也越来越为国际美术博物馆界所关注。这种现实中的关系能为现实中的建设作何种论证，可能还不容乐观。像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已有的三座公立美术馆，都有了十年以上的历史。像中等城市规模的宁波、县级市的常熟都有了像样的美术馆。足以说明美术馆的事业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设问——要美术馆干什么?

　　公立美术馆被定性为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这种公益性的文化关怀是否能够被公众感知和享用，应该成为考量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一个标准。美术馆不是装饰城市的被供奉的花瓶，而是承担着教育功能、为公众所经常和不断光顾的文化殿堂。在发达国家，美术馆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基本文化设施，是因为有公众的需求。因此，一座城市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美术馆、博物馆。而在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美术馆的建设，则标志了发展的成就，所以，竞相建设美术馆、博物馆从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显示建设的成就和城市的文明水准。我看到有这样一个统计：中国的博物馆进入到各国博物馆总数排名的第二位。但我不知道这个根据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博物馆很难用数量去衡量。比如像柏林不大，有那么多的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很小，也有那么多的博物馆;而中国很大，除一线城市，二三线的每座城市中没有几家博物馆。中国有30个省区，每个省一个省级博物馆就有30个，有两个就有60个，可能是这样一个数字使得目前有这样一个判断。特别是，一些民营的美术馆，相当一部分挂个牌子就成了“美术馆”“博物馆”。

　　我在国家博物馆工作之前，曾经在中国美术馆工作。当时招聘前来报考的大学生，都是招文科、招学艺术的或者说学艺术管理的。我印象中有一个学校的一个女孩来考，她在北京读了四年大学，我就问她一个问题：你四年中来过几次美术馆?她说：我没有来过。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美术馆在我们的公众印象中只是一个象征，即使是在相关专业的人群中，也并没有成为生活的必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因此，贵州省美术馆另一工作重点应放在如何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要转变观念，不仅仅将美术馆作为一个展览空间或展览场所。对现代美术馆来说，展览固然是重要功能，而从各方面做好公众服务更为重要，包括为公众提供休闲服务的功能，也是检验现代美术馆为公众服务的水平和基本态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来到贵州美术馆的人群，或为了获得知识，或为了获得美的享受，或为了在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浓厚的地方获得休憩，因此，如何做好公众服务，将美术馆的多方面功能最大发挥出来，是未来贵州省美术馆将要专注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有时我会感叹，虽然我所服务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很庞大的观众数量，但客观来说，我们的参观人群中多数是来北京旅游的游客。比较只有20多万人的阿姆斯特丹，荷兰国家博物馆的每年观众量却达到百万以上，相比较有几千万人口的北京，国家博物馆的观众量还有大幅的提升空间，关键是如何吸引城市中的公众。而我们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力、辐射力还不是很强。贵州美术馆也是如此，应该和周边的中小学、大学建立联系，因为如果一家美术馆在城市、在周边不能有一定的影响力，就更不可能影响到更广阔的地区和更大范围内的人群。

　　我认为美术博物馆应该成为城市中伴随着一个人成长的地方。设想一个孩子来到博物馆，能够接受到五千年文明的教育，看到我们五千年文明所创造的丰富的成果，他会留下深刻的记忆，他会来第二次，或者他会把它作为终身的课堂。可能十几年后他会对他的女朋友说，我十几年前在中学时来过这一美术博物馆看到这个典藏放在这里，现在还在这里，有了孩子后带着自己的孩子讲当年他的父母怎么看这些历史文化的遗存。这种周而复始的过程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和递进的过程，是非常美妙的传说。这样一个文化的空间可以见证一个人的成长、见证一个社会的发展，能够见证整个人类文明的传承。在世界上很多美术博物馆中，有的艺术品几十年不变的放在那里，人们像叙述历史故事一样讲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观感，这是美术博物馆的独特魅力。所以，在国家博物馆里有长期的陈列，也有临时性的展览。未来的贵州美术馆不应当仅仅实现简单的展览功能，还要完善收藏、研究等多方面的功能，应该有独立的空间专门展示近百年或者更久远的贵州美术发展历史及文化脉络，让普通公众能够在贵州省美术馆了解贵州美术的发展历程，能欣赏到无论古代、近现代，或者当代的贵州美术作品及相关文化成果。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作，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不懈的做下去。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把展览做好，怎样收藏镇馆之宝，以吸引更多观众这对贵州美术馆来说很重要。因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发展状况对于很多美术馆而言是无法复制的，国家博物馆地处天安门地区，自然有很多观众，而对于很多省一级博物馆来说，如果不能在周边形成影响力的话，它的观众就是问题。我经常在外地看到一些博物馆、美术馆门可罗雀，这是对文化资源的重大浪费，这个浪费是由于我们教育上的问题，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进入美术馆的习惯或者说是这样一种传统。所以，现在要慢慢地培养年轻的孩子走进美术馆，走进自己周边的美术馆。要见证一个美术馆的成长，我想这是相互的：美术馆既要见证一些观众的成长，同时这些观众也会见证美术馆的成长。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百周年的时候，很多老人用他们不断走进国家博物馆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见证博物馆的成长的。因为博物馆的成长是国家的成长、国家的发展。贵州美术馆也要通过未来不懈的发挥和推动公众服务和公众教育功能，培养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见证者”，让他们见证贵州美术馆的成长，也让贵州美术馆伴随他们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博物馆建设不要“千馆一面”。如今，贵州省美术馆已开馆，艺术交流展示的平台已搭建，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个平台，做好展示、收藏、研究、公众服务、对外交流等一系列功能的建设，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尽快探索出一条符合贵州美术特色的发展道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