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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9期 本期21898版 当前B1 上一版   下一版
正文 发布时间:2017-07-07

从中国当代艺术区的发展谈文化转型(下)

□秦 竩

  (接上期)宋庄位于北京通州区最北部,东六环以东,距市区东直门约22公里,距首都机场约10公里,是通州区的中心地带,总面积115万1929平方公里,辖47个行政村,常住人口近10万人,其中位于通州新城规划区范围内的行政村有13个。作为艺术区的宋庄有艺术家聚居的村落主要集中在通州新城之内,以小堡村为主,另外包括喇嘛庄、任庄、辛庄、霍里、六合、白庙等10个村。因为艺术家的聚集,镇内与艺术相关的企业顺势发展也聚集起来不少。

  把宋庄作为受艺术影响而变革的社区来观察它的居民结构、经济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变化,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自1994年起艺术作为单一文化因素如何引导了宋庄的发展,也可以看到宋庄如何反映当代艺术区的发展过程。

  宋庄自1994年前后开始有艺术从业者入住,2002年宋庄正式被定位为艺术区。所以,以1994年和2002年作为时间节点,历经30年,宋庄吸引大量的艺术从业人员入住,同时,商业等相关行业也已初具规模,由艺术催生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

  居民结构上,宋庄原本以当地的农村居民为主要居民群体,1994年后陆续在居民结构中加入了艺术从业人员,他们与当地农民的关系是租房、租地的买卖关系。2002年前后,大批量的当代艺术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涌进宋庄,居民结构中艺术从业人员占比扩大,与之相适应的是大量商业的进入。餐饮和房地产带来与艺术无关的从业人员,他们也成为宋庄居民的一部分。由艺术从业人员和商业从业人员组成的外来人员比重还在逐年增加,由于外来人员尤其是艺术从业人员平均学历为本科,大幅提升了宋庄的文化平均水平。截至2014年末,宋庄约有常住艺术家5000人,主要住在小堡村及周边几个村庄,流动艺术家(包括候鸟型艺术家)约3000人,其余不便统计可粗略估计。由于当地的酒店业尚不发达,当代艺术吸引来的游客或有流动,总体在宋庄留宿的不多。

  宋庄原本是北京的农产品供应产地之一,以农业经济为主,依靠种植和销售农产品为主,艺术从业人员的进入带来了租房和租地的收入,成为宋庄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2002年后,艺术相关的商业以及与艺术无关的商业大量进入,当地的经济结构中这两个部分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农业经济的地位逐渐让步。典型的表现是当地政府把一部分农业规划用地重新规划用于文化产业发展,新建了艺术家工作室园区。新建园区基本不需要宣传推广就有艺术家络绎不绝地涌入,租价在逐年上涨,涨幅不定。与农业经济相比,艺术相关产业的经济投入小,回报大,并且有各方面的政策优待,更适应宋庄对经济回报的追求和未来的发展。

  宋庄作为农村,原本以当地政府为唯一权力掌控者,在艺术从业群体到来时,宋庄形成了以艺术群体领袖意见为导向的影响力。为平衡两者之间的权力角逐,宋庄艺术促进会应运而生,介于当地政府和宋庄的艺术群体领袖之间,负责协调和协助组织管理艺术从业人员。当地政府与艺术从业群体在起初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共同协商发展当地的艺术产业,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村级美术馆——宋庄美术馆。由于艺术的带动,商业力量在日渐成型,反过来对于艺术的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从798的前车之鉴中可以预见商业在艺术形成一定的名气之后以抬高房租地价的方式抢占地盘,以艺术的名义行商业之实,但在宋庄由于地理位置和规模的限制,商业发展在短期内还不会造成艺术行业的搬迁。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对政府的发展规划产生了影响。商业地产进入宋庄挂名“艺术地产”,实际靠宋庄的艺术名气做房地产,获利远远大于艺术产业本身;当地政府为谋求经济利益,更倾向于房地产开发,目前已经进驻了数个楼盘。当代艺术在宋庄的权力已被削弱。

  按照费孝通的分析,中国同时存在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那么,宋庄是这些文明交织冲突的一个典型案例。宋庄原本是北京的农产品供应地,农业是宋庄的基础产业。中国当代艺术发现了宋庄,带来了以文化产品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同时把后工业文明的思潮也带进了宋庄。三种文明的交织必然展现出文化的冲突与并行:既能在宋庄的马路上看到牛车、马车和两节式的郊区公共汽车,也能看到宝马、奔驰一类的高档跑车;徐宋路边上既有摊煎饼果子的摊贩,也有销售画材的小商店,更有精心设计造型前卫的民营美术馆。不同的文化并不是一见如故、相安无事的,自始至终,这些当代艺术从业者始终都在面对文化冲突带来的矛盾,面临着场域的建立中各种权力斗争,同时还面临着地盘的实际争抢,宋庄因为亟需提高收入水平而接纳了他们,不“驱逐”,使共处成为可能,从而出现了三种文明的并存和不同文化间的权力较量。

  这些冲突作为文化现象的伴生是由于文化本身的出发点不同所致,农耕文明所崇尚的小富即安的思想没有绝对的错误;工业文明强调的生产和消费文化也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后工业文明更关注人的精神需求、减少污染更是值得重视的;然而各自发生和发展的根基并不相同,原生性的矛盾无可避免,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还未可“知之”便已发生,只能边发展边处理。所幸的是市场经济本身在宋庄扮演了调和各种文化冲突的良媒,让多元文化和平共生,它最终促使宋庄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当代艺术区——“中国·宋庄”。

  四、当代艺术话语权的建立

  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在具备文化范畴的话语权之前往往要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形成场域,拥有文化权力,然后才能在原有的文化结构中站稳脚跟,具备话语权,与原有的文化因素展开权力的较量。中国当代艺术当然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其场域的建立基础为艺术经济份额的增长。不仅仅是在文化产业上,也是在整体的经济版图上,没有哪个行业能够如中国当代艺术一般与市场经济走势步调一致,这样的增长方式促使当代艺术的文化权力迅速扩张,建立自身场域并在更大的原有艺术场域中成为后起之秀。

  布迪厄认为艺术家或知识分子在文化场域中的位置是在与市场以及文化场域内部国家官僚控制机构的对立中得到发展的,而宋庄的艺术从业人员和艺术机构在艺术区的发展过程中恰好需要从经济场域中通过同构性置换获取权力,以发展和壮大自己。因此,中国当代艺术在发展场域及自身权力的过程中,没有选择地和市场经济并肩携手,甚至从市场经济中证明了自身的话语权,从艺术品拍卖市场到798的艺术衍生品市场,到处充斥着新兴的当代艺术力量。

  五、从当代艺术区到中国式“文化转型”

  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初期自西方借鉴了由内容到形式上的诸多成分,甚至连发展初期的经济力量和市场模式也是由西方艺术市场提供的,可以说中国的当代艺术来自西方。当代艺术的元老栗宪庭先生并不否认这种借鉴行为,并且认为借鉴在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是常见的,艺术正是因为相互影响和借鉴才发展出数个辉煌的时期。诚然,中国当代艺术必须要与西方艺术市场通过同位置换来让自身成长并建立话语权,初期的交换付出的是中国的时代记忆:政治波普灵感源自大字报;玩世现实源自对改革开放等社会变革的集体性不安;艳俗是对商品经济和物质文化发展初期的劣质产品进行的嘲讽;中式表现主义展示的则是“文革”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集体形象……这些艺术风格的内容是被西方艺术市场挑选出来的“中国形象”,它们过早地预支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题材,从根源上影响了其发展的独立性和延续性,从而导致一直以来与经济场域亦敌亦友的情绪敌对以及场域内中西文化的持续性对抗。

  西方的文化转型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启蒙运动数百年的努力才达成,其实质的思想观念和外在的行为模式呈现出现代西方文化的统一性,核心是民主、自由和平等,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独特的历史轨迹里满是战争,没有财富的积累和工业革命的基础,理所当然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制度,而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塑造了专政的传统,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文化观念在中国不具有普遍性。改革开放作为一次大胆的尝试,让中国连接世界,在原有文化模式的基础上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就像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一样,冲突和相融同步发生,冲突导致的文化危机在过去的30几年里一直处于不断发展演变的状态,而融合让如中国当代艺术一般的新兴文化事物茁壮成长。

  中国当代艺术区的案例对于研究新兴文化事物如何成长为独立的文化场域从而影响文化转型而言,独具代表性:谈及中国的艺术区的发展历程,798和北京宋庄是两个典型;目光扩展到全国——当代艺术从业者们从居无定所到建立合法的艺术区再到政府主导大规模的产业化艺术区集群——这证明了文化场域对应实体的扩展轨迹,其总体规模说明当代艺术区已是文化转型中一股不可小觑的新鲜力量,新兴文化场域已成为原有文化模式一部分并与之构成新的文化模式。

  反观中国当代艺术区的形成,有两种开始:第一是自发聚集形成;第二是政府或者地产商规划兴建。北京的圆明园东村、798、宋庄等都是自发聚集形成的,先聚集后规划;而各地叫做“XX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基本都是先规划后发展的。第一种艺术区的生命力较为长久,聚集的势头较强,艺术从业者主动;第二种艺术区的生命力较弱,艺术从业者被动,时常聚散分离,受商业影响较大。

  在全国的114个列入统计的艺术区中,北京的艺术区在数量上占到三分之一,其余主要分布在上海、广州、四川、江苏,再次分布在重庆、浙江、天津等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达,自古富庶,作为经商口岸或直辖市都有着其它地区不具备的历史或经济条件,正好印证了新兴艺术场域与经济场域的关系,再往下,艺术区大多存在于欠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港澳台地域较小但经济发达,保持一个地区2个主要艺术区的现状。

  总共114个艺术区(含港澳台)中,至今已有20个艺术区消亡,原因大多是拆迁。客观看待这114个艺术区,自发组建的艺术区大多选择了和798类似的旧厂房,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建,或者选择了地理位置相对适合的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的拆迁是在所难免的,毕竟城市在发展,经济场域的权力仍然处在最强的位置,旧的不适应时代变革的很可能就要被替代,这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导向。《新周刊》在2013年曾刊登《北京朝阳一举灭20个艺术区》的文章,列举了20个已经或者可能遭遇拆迁命运的艺术区,言之凿凿,把艺术家和艺术区拆迁的矛盾描述得异常激烈。然而经过了这一轮艺术区的增减或者说优胜劣汰,剩下的艺术区尤其是自主形成的艺术区仍在欣欣向荣。至此,可以看出中国当代艺术场域与经济场域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相爱相杀”,于中国当代艺术区而言,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有如萧何,所幸的是这个“萧何”现今已经不足以颠覆中国当代艺术的生存。

  从中国当代艺术区的案例来看中国式的“文化转型”,会发现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带来的新兴文化事物与经济场域、政治场域都关系密切;第二,其发展不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所陈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文化与经济逐渐趋向于同步发展和转型,事实是文化与经济场域的界限开始模糊,在经济场域里视文化为“第三产业”,甚至将“艺术经济学”作为显学,在文化场域里视经济为艺术价值的衡量标准之一,有的艺术创作本身甚至不惜以市场为导向;第三,文化转型与经济转型潜移默化地塑造了社会观念并使之转型,政治场域将社会观念的转型显露出来,先行的制度改革又逐步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以适应。总的来说,文化场域里诞生的新事物,由经济场域负责在市场上印证和考验它的成长,政治场域负责其象征意义的说明,最后又将这些印证反馈到文化场域中进行沉淀,从而使得新兴的文化事物成长为原有的文化场域里可以自给自足的独立小场域,促使原有的文化抛弃一些不再与经济场域政治场域相融合的旧的组成部分,接纳新的,或者更愿意赋予于新文化成分或小场域以发展的权力,实现一种经济、社会、文化“在一起”。

  六、对文化转型的思考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转型过程看上去仅仅历时三十余年,就实现了文化艺术与西方的接轨和同步,实际上却是通过了全面开放的加速度将西方百年历程大大缩短,并且面对了比西方文化转型更加复杂的局面:不仅要在发展过程中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节奏,还要在融合与对抗中把握中西文化的平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无疑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外因,那么,内因应当自文化模式本身孕育而出。

  中国当代艺术场域建构的基础是行动者的行业性聚集,本迪尼克特认为文化模式是相对于个体行为来说的,那么在中国当代艺术区这个案例上文化模式的转型则是集体行为的使然。人的行为有无数种选择,从生老病死到文化、社会交往、政治体制等等,选择和搭配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和社会价值观。中国社会向来以集体为行动者的单元而非个人,群体性行为的聚集规模往往是中国式文化场域能否形成的基础,而群体的意识和选择则是场域权力建构的导向,新的观念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而来,以当代艺术的发展为例,接受新观念较快的艺术院校学生更容易因为新观念而形成聚集,转化为新的文化力量,从原有的文化场域内部打破习惯束缚,塑造新的群体习性,将外因转化成为文化转型的内因。

  文化转型的内因是文化内部矛盾力量的相互较量,一方面,塑造新的习性的群体希望冲破固有的文化模式去改造和创新并同化更多的行动者以促使新的文化观念形成;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文化模式倡导继承传统,传统本身因为数千年的沿袭又被赋予神圣性,压制着革新。在革新与传统之间,权力的抗衡是需要借助经济、政治的协助的,新的文化无疑更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也更能够与之匹配,从而动摇原有文化模式的主导。

  文化是否具有质上的转变,需要考察作为主导的文化模式是否还具有统治的地位,考察文化本身无非是从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艺术表达上去衡量。自改革开放以来,西式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跟随和全球化带来了审美趣味的转变,人们更加推崇简洁、快速和质优价廉等等的观念,传统的农耕文化和中国式的古典审美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又或者变成了一种有钱有闲的奢侈的象征,这些观念进而影响了艺术表达。当代艺术呈现出与当代生活相匹配的形式,从发展之初的夺人眼球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去798或者宋庄挑选当代艺术品的人们无论预算多少,目的如何都能够满足自己对于艺术和审美的理解,他们买的是一种对于当代生活的共鸣。而传统的中国艺术也在当代生活和全球化的影响中,呈现出摇摆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模样。换言之,不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方向不明确,而是文化模式的转型还在进行之中,生活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艺术区里,没有一种文化的力量能够统领可预见的未来,因此,也没有一种风格能够如过去一般统治艺术。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已经被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内外因严重影响了它的统治地位,西方文化和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杂糅都不能完全取代它,文化之间的权力对抗仍然在进行,或者可以将当下的文化模式理解为中西混合间杂其它文化的过渡形式。就像由中国当代艺术所代表的中西文化碰撞的新兴的文化场域悉数崛起,它们象征着文化对抗中的融合,或者是一种兼有中西文化和其它元素的能够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文化模式。

  (作者系贵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