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当代艺术区的发展谈文化转型(上)

□秦 竩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文化也如是。在赵旭东教授看来：“文化的东西当其自身面临一种转型时，背后则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转化。也就是说文化不是简单的文明、文字或教育等的存在，它背后还是一种动态的权力关系。”这一观点同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相符合，即都认为文化不是一种附属品而具有独立的权力关系和结构，能够自我运转和发展。因此，在探讨文化转型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是在分析文化自身权力结构关系的发展变化。

　　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说：“通过我这六十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达到‘知之’的境界。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却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使人们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这是面临21世纪的世界人类共同的危机。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 从费老的经验中可知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首先涉及的是中国文化发展背景的特殊性，有数千年的文化资源作为积淀，可也是一种“包袱”。深厚的文化历史使得中国文化没有机会在现代主义的进程中掌握主动权，而是被动地在瞬息万变的秩序结构中寻找一个文化权力关系的平衡，并尽可能地从文化自身角度看待中西文化的碰撞，试图从新的文化环境中分析其变革乃至转型。

　　中国文化的转型如果从近现代谈起，从封建走向半封建再到现代社会的历程大约要追溯到清末民初，历时近百年。自建国以来，新中国开始夯实经济基础，其中一个重大的历史拐点是上世纪8 0年代最大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经济制度的重大调整成为原动力引发了文化危机，引入了新的文化影响因素，促使文化场域产生斗争，进而发生了文化转型。关于文化的这一系列概念始终是抽象的，所以谈论它们与分析文化转型时必须要从事实出发。改革开放是一个经济行为，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行为，它向市场经济及其相关的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打开了大门，就时间段而言，与改革开放的发展历史同步的文化现象更能说明该时期的文化转型。

　　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发端自1979年星星画会，至今已有30余年，这个文化现象与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完全一致，以中国当代艺术区的典型案例来观察同期的文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新文化现象的出现

　　按照文化模式的划分方法，中国文化置于传统中是“居庙堂之上”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它不与世俗相混;置于社会生产的语境中，中国文化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所描述的农耕文化，重农抑商的遗风和宗族礼法的传承可见踪影。改革开放所引入的市场经济源自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以两次工业革命为物质基础，以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强调的人本精神与理性主义为导向，以资本主义为实质，换言之，它与大众文化和商品经济及消费社会紧密相连。

　　对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市场经济及随之而来的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都是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使得中国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自上世纪80年代起，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模式，中国传统文化和农耕文化被动摇了。从衣食住行到人生目标，以物质为导向的思维模式取代了中国人始终追求的“安稳”，大至国家，小到个人，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放下工作上的“铁饭碗”和均贫富的满足感。

　　市场竞争的自由带来了创业的可能，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中期，第一批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的人就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成为了打破传统就业观念的青年。他们有的从美术院校毕业了没有服从分配，有的没被安排工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北京圆明园东村组成了一个具有典型时代意义的自由艺术从业聚集群。他们期待改革开放带来的外国人买走他们的作品，还可能把他们连人带画都带到国外。事实上，这些圆明园东村聚集的艺术从业者经常食不果腹、夜不闭户，谁家有吃的就去谁家蹭，形成一种物质上贫乏与精神上满足的强烈反差，以至于被描述为“乌托邦”。这一时期他们的作品没有形成固定的风格，多数仍是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时期的各种风格，或多或少把中国的历史经验放进西方的艺术语言之中。

　　如果把圆明园东村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区的一个前身，未尝不可，因为中国原本没有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区的概念，也没有在世界现代艺术时期留下痕迹，这种新的文化现象是改革开放的变革促成的，在最初遭遇的各种情况为日后中国艺术区的发展形式和人员构成打下了基础。由于经济基础的薄弱，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初期还没有形成能够让从业人员自食其力的产业，也没有相应的发展计划，加之对传统文化观念的挑战，这个新兴文化现象的前途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不可控性。

　　二、798带来的观念变化

　　1995年后，当代艺术从业者们又重新在北京周边聚集起来，在圆明园时期靠“蹭饭”积累下来的人情关系把这些人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这一时期，外部环境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改革开放更加深入人心，自由职业逐渐被社会普遍观念所接受。艺术从业者内部主要的改变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圆明园时期的部分当代艺术从业者已经能够自给自足并租下独立的工作室;另一方面，一部分当代艺术从业者大胆地踏出了国门，开拓了眼界也赢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形成了“墙外开花”的局面。

　　以798为代表的艺术聚点多数选在了北京的东边。798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约四环附近，紧邻望京，目前已经算是北京的繁华地段。798原是国营电子工业厂，在改革的浪潮中被重组了，厂区偶然租给了从事当代艺术的自由职业者，发展成为了类似于美国SOHO的艺术聚集地，初步具备艺术区的雏形。

　　工作室的稳定性让当代艺术从业者们生产了大量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在威尼斯双年展等众多的国际展览中崭露头角。带着艺术从业者们走出国门的批评家栗宪庭给最初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做了风格的评述，他认为那时画画的方力钧等人已经不是固守传统绘画技法求精求像的做法了，也不像有固定工作的艺术从业者那样围绕着宏大叙事来创作，他们更加关注自己，尝试描绘时代发展和文化冲突带来的心理不适应，在画面上呈现泼皮式的大笑，他给了他们崭新的风格名称“玩世现实主义”;另一些艺术家则找到了国际艺术语言和中国本土经验结合的更好的方式，如政治波普或水墨元素，这些都被国际艺术市场所认可，其深层的原因是满足了国际市场对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的艺术想象。这一时期，是中国当代艺术被国际市场所控制的时期，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展现市场化发展的优势时期。同时，中国艺术从业者们通过当时艺术市场的影响力，扩展自身的文化权力，赢得了周遭对当代艺术的态度改观。

　　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批从业者多数经历了经济和文化转型的双重冲击。他们多数自幼接受传统绘画教育，也被灌输求“安稳”的生活追求，直到在艺术院校学习阶段接触到了因国门开放一拥而入的西方现代艺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传统文化和农耕文化多年的根基被西方艺术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打败了。尽管选择艺术自由职业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失业，意味着再也没有“安稳”，他们仍然义无反顾，这种追求艺术自由的勇气正是来自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深刻变革。不论被动或是主动，在改革的浪潮中，这些艺术自由职业者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步将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力扩大了，同时，他们的职业选择也渐渐被接纳。798时期，他们成为了人们口中所称的“艺术家”，而798也因为艺术产业的发展被北京市授予“艺术区”称号。

　　自2000年伊始，中国当代艺术成为了真正被国内接纳和认可的艺术类型。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进入国内的艺术交易市场，在一级和二级艺术市场上表现不俗，尤其是拍卖的单品价格一路走高，有的甚至超过了近代大家如徐悲鸿等人的单幅作品价，少数艺术家备受追捧成为艺术明星，登上各种时尚杂志。这一时期，798里入驻了如“尤伦斯”等著名国际艺术机构，包括民营的美术馆和画廊，从而吸引了北京的艺术爱好者到此参观。由于休闲的需要，配套的餐饮和文化纪念品销售也逐渐成型。798的崛起意味着一种新的与艺术相关的生活方式得到认可，而因此改变了周围非艺术从业者的生活方式，当代艺术以合乎常理的文化身份进入了普通人的视野。798像是一个文化窗口，既对国内展开，以亲民的姿态宣传一种以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为导向的群体观念;又向国外开放，不断从西方艺术和社会生活中汲取包括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上的营养充实到中国当代艺术之中。

　　三、“中国·宋庄”的文化交织

　　直到2008年经济下行之前，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自海外市场扬名到国内市场追捧的连续巅峰时期。这个巅峰的前期积累离不开北京通州的小镇——宋庄。与798相比，宋庄在2000年前后默默无闻，因为与栗宪庭相识的一位艺术家的学生是宋庄人，机缘巧合把一拨艺术家吸引到了宋庄，而吸引他们的理由最初仅是宋庄的房租、地价便宜，而且距离北京城市区不算远，这些条件恰好符合当代艺术从业者们的需要。他们渴望安定的生活和创作，有些积蓄，不希望在798式的营业性艺术展示场所工作和生活，于他们而言，798是一个展厅或者卖场，而宋庄更近似于一个居所。

　　798的房租随着游客数量的增长而增长，很多早期在798租房的艺术家已经负担不起，他们选择了迁徙到更东边的宋庄。栗宪庭是较早一批搬进宋庄的，又帮助了许多艺术家牵线搭桥，让他们或在宋庄买房置地，或在宋庄租下工作室，安顿下来。宋庄当地也期望增加房租和卖地的收入，于是入住宋庄艺术家数量成几何级数增长，不知名的北方小农村不仅靠艺术家租房买地发家致富还摇身一变成为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艺术聚集区，超越了SOHO，以自身的体量在世界艺术区之中占了一席之地。这并不是因为宋庄的村民多么具有艺术眼光，他们欣然接收的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为他们增添的新的收入。尽管其间发生了房讼事件，还涉及到农民宅基地的所有权以及艺术区是否占用耕地面积等问题，但都没有对艺术家的大规模迁入造成严重的影响。迁入者络绎不绝，还带动了餐饮、艺术耗材等相关行业在宋庄的发展。至今，经济收入仍是宋庄本地村民是否接纳艺术家的唯一影响因素，而房租和地价的增长速度早已超过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在宋庄美术馆工作的村民多数自开馆就在这里工作，对于一般的艺术作品已经有了一定的鉴赏能力，但仍表示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他们所见的“艺术家”。文化和观念上的分歧经过了20多年的碰撞并没有消除，是经济行为促使村民和艺术家在宋庄和平共处。

(下期待续)(作者系贵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