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经济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精神,就是更快、更High、更会玩,也更注重体验
零食王国“卫士”郁瑞芬
□梁 宵
来伊份挂牌敲钟时,一头牛被牵到上交所大厦前。牛头系着大红花,身上驮着两个大筐,筐身附一张红帖,上书:来伊份603777。
那是2016年10月12日,国庆后股市迎来一波小高潮,有人猜测是否一轮“小牛市”已到来,有人在2015年“股灾”中套牢的股票意外解套。而当天“引牛入市”的来伊份,股价迅速冲破11.67元的发行价一路攀升,直至12月飙到85元/股。
“我们还是挺懂互联网的。”郁瑞芬说,“这也证明我们做对了消费者研究,当然这个消费者是指股民。之前他们的心情很郁闷、沉重,都在盼望‘牛市’。”
言及此,来伊份女掌门人慢慢绽开笑容,这是她在采访中少有的轻松时刻。大多数时间,郁瑞芬话语谨慎、少有表情变化,声音里亦无太多情绪起伏的痕迹。严谨克制——她给人的感觉,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20多年食品行业经历打下的性格印记?
“作为食品从业者,真的要做好一个品牌太不容易。所以,希望外界能更理性地对待食品企业,因为即使些许误会,对品牌的杀伤力都会很大。”来伊份和郁瑞芬,曾经历这样的考验,如临深渊。
新战场
郁瑞芬的办公室很有“来伊份”特色,里间办公区宽敞整洁,并无过多装饰;外间会客区颇为特别,除沙发、茶几外,还有一个类似吧台的角落,上面摆满零食,让人眼花缭乱。
休闲零食种类繁多,仅来伊份一家企业,目前就有炒货、肉制品、蜜饯等9大类900余种产品。上海天弩食品是来伊份的鸭肉类食品供应商,已合作十余年,总经理姜汝浩对郁瑞芬资深“吃货”的印象很深——她可不间断地品尝很多东西,且口感特别准。
过去23年,郁瑞芬的打拼经历均与食品有关。最初是冰淇淋生意,1996年开始涉足炒货,3年后成立来伊份的前身“雷芬”公司。从一开始,来伊份就坚持直采直销的轻资产模式,即上游无工厂、中间无经销商,其作为零售商直接与供应商对接。在管理上,夫妻两人各有分工,身为董事长的施永雷主抓战略、资本运作,郁瑞芬则主管供应链、品牌及市场。
在来伊份公共关系中心总监马剑看来,两位老板特色鲜明,施是一个对资本信号很敏感的人,“炒股从来都没赔过”;郁在店铺选址上的眼光很准。两人的成绩如今看似旗鼓相当,一方面来伊份抢得主板“零食第一股”称号;另一方面,其店铺铺设仍是同类休闲连锁品牌中数量最多的,2016年底为2269家。
不过,“后来者”在以更快的速度跑马圈地:2006年成立的良品铺子,2015年销售额达45亿元,其中有12亿元来自线上;定位纯互联网食品品牌的三只松鼠,去年销售额逾55亿元;相比之下,2015年来伊份营收31.27亿元,来自线下渠道的收入占比高达88.5%。
“电商带来消费者购物的便宜,不过对企业来说,可能表面上比较风光,内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郁瑞芬认为,很多企业是靠风投支撑,否则正规企业做电商优势并不明显,“人力、税务成本完全合规,优势就体现不出来了”。来伊份的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直营模式的毛利率为46.92%、线上模式的毛利率仅为32%。
郁瑞芬本能地对那些短平快的事心怀警惕——这有悖于她对连锁零售的理解。“休闲食品进入门槛很低,但要做大、做好品牌,门槛还是很高的。”在她看来,这需有长期的供应链、物流等基础工作做铺垫。在最初成立的三年间,来伊份开店数量只有三四家,而后从1999年到2005年有所提速,店铺数量增至200家;直到全面信息化之后,来伊份才在2007年大举扩张。
但越来越多竞争者涌入,正在蚕食这个本就利润不高的行业。如今对来伊份而言,需快速进入应战状态。2015年末,其净利润率为4.21%,2014年同期数字则为4.75%。未来利润增长从哪里来?郁瑞芬的答案还是线下。“现在大家理解的互联网经济是网上销售,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精神,就是更快、更High、更会玩,也更注重体验。”
今年5月推出的第九代店铺,将超越之前卖场的概念,郁瑞芬希望代之以“生活空间”定位:消费者在店里可吃可玩,除食品外还可购买周边产品,以此提升品牌价值、单店营收。这是一个类“星巴克式”的逻辑,后者正是凭借“第三空间”概念实现产品溢价。
目前,来伊份的会员以70后、80后为主,在90后新消费群体中还缺乏影响力。“所幸我们还年轻。”这位70后创始人说,她乐于去了解年轻市场,就连审美都跟着有了变化,开始喜欢动漫体、卡漫体,也更具娱乐精神。
在外界看来,来伊份对线上渠道的投入不足,郁瑞芬则对线上渠道有着不同理解。较之在天猫大力促销走量,她更倾向于用互联网方式为线下导流,如与支付宝、微信、京东到家合作;较之依托其它电商平台,她显然更倚重自建电商平台、APP。
“这轮热闹劲很快就会过去,之前走的是价格策略,以后会回归品质。”郁瑞芬说,她把来伊份未来的线上线下比例目标定为70:30,“这样才真正叫‘实体+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泡沫+实体店’”。
上市“惊魂”
若无那场风波,来伊份本可在当下竞争中更从容。
始于2007年,企业迎来爆发式增长;此后5年间,每年以20%-30%的开店速度扩张,最高点时近2600家。2010年11月,尽管来伊份估值已很高,但很多资本仍蜂拥而至,有人形容其挑选资本就像“海选超女”。
“灾难”猝不及防。2012年4月,进行IPO冲刺的来伊份没能如愿叩开资本市场大门,反而因“蜜饯门食品安全问题”陷入困顿。很多人觉得它会就此沉寂,一些知名投资人还预测“将再无机会”。
“换是一家实力不强的企业,很可能就倒掉了。”郁瑞芬感叹说。她强调,当年来伊份迅速公布工商部门的抽检结果,表明共有507家门店接受550次官方职能部门检查,检验结果为100%合格。
但解释似乎都被质疑淹没了。食品行业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就是市场对坏消息更愿意信其有,对所谓“辟谣”则心怀戒备;而不管事件真实性如何,唯一确定的是身处舆论漩涡的企业均会为之所伤。
因此,那年也成为来伊份发展的分水岭。2011年,其净利润率高达9.62%;2012年则跌至谷底的2.12%,许多店铺相继关闭。
更关键的是,来伊份错过了电商“风口”——正是那年,三只松鼠成立。“实际上,第一季度我们的电商渠道增长了70%,但后来一切计划都被打乱。”郁瑞芬说,从此她意识到了品牌的重要性。
“以前觉得做好就不用宣传,还是应该把做了20多年的经验传播出去。”郁瑞芬认为,信任可转化为销量。为此,来伊份开始有意识地提高曝光度,先是施永雷现身2016年“双十一”直播平台,继而郁瑞芬在“双十二”与网红主播互动,且将直播现场设在来伊份黄金地段的店铺里。
不过,郁瑞芬直言目前企业还在“康复中”,即便是上海主战场,事件给消费者带来的疑虑仍多少尚存,更何况那些尚未深耕的市场?
2011年开始发力的北京市场,至今只有80家店铺。“北京是政治中心,但还不是成熟的商业中心。”郁瑞芬说,这也是来伊份驻京办——颇具传统色彩的办事机构设立之因。“主要是对接政策、资本,还有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她表示此为过渡形态,待物流、供应链等基础相对成熟后,会考虑在北京设立实体企业进行运作。
较之竞争对手来势汹汹,郁瑞芬一直挂在嘴边的“稳健”,会否拖累企业发展速度?事实上,她更担心速度带来的风险。“电商说木桶效应不存在,不在乎短板有多短;但做实体连锁企业,还是要重视这一点,长短板差不多才能齐头并进。”
如在直营、加盟上,郁瑞芬坚持未来加盟比例最高不超过30%。理由是:若大众从业者、加盟商、生产商的食品安全意识、境界足够成熟,则来伊份完全可大范围放开;否则,就会对品牌造成伤害。
生死供应链
2012年媒体报道半小时后,郁瑞芬就赶到品质管理中心,调出十年间的数据,显示无任何“蜜饯不合格”的记录,她更放心了。
系统上记录着供应商产品入库时的各项检验指标。一般情况下,产品统一入库后再分发到各个店铺;入库之前,还会分阶段对小样、大样进行各种指标检测,且委托第三方执行。
对郁瑞芬而言,近180家供应商就像来伊份的“车间主任”,企业有着近乎严苛的“控制”,要求他们遵守其标准,配合做硬件、软件升级改造;甚至接受排他性的供货要求——一些供应商会因要求过严而抱怨。“在这方面,我们坚持先小人后君子,把各种细项都在合同中列明,之后按规矩办事。”
姜汝浩从2004年开始给来伊份供货,销售额从最初的700多万元做到2个亿。在他看来,来伊份是一家危机感很重的企业,会提出很多超前性要求,如工厂要配备X光探测仪、肉制品均需无菌保温7天等。开始他也犹豫,毕竟有些投入很大,效果并非立竿见影;但几次下来发现,来伊份的很多要求都成为政策方向,且投入肯定会有回报。
每年,来伊份的供应商都有10-20家企业出局,既有新入围者、也有长期合作伙伴,一些因产品调整,一些因不想配合改造投入而“和平分手”,还有一些因市场竞争而移情别恋。
2004年,来伊份将品控团队从采购部门独立出来,采购部据市场需求提交供应商备选,品控部再进行评分考察。两者也时有争执:供应商的通过率一般不超过50%,采购部多从产品角度出发,认为应引入某个品类,却因供应商未通过品控部审核而不得不搁置。
“我确实没有权力干涉。”郁瑞芬说,这种供应体系构建,也是一家食品企业的重要竞争力。
近半年,她都在研读王阳明的心性哲学,越来越发现企业的经营形态、模式如何,其实是由企业家个性决定。如现在很多企业都想发展自己的OEM模式,“这点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郁瑞芬说,“零售连锁业不是靠烧钱,而是需要长期积累,3年、5年甚至8年、10年——要愿意花长时间去磨合。一旦有点浮躁、不踏实,就做不了。”
在来伊份的员工看来,两位老板都是实干型,“没想清楚、没把握不会对外说,也不会允诺那些做不到的事”。来伊份的“夫妻档”特色明显,施永雷、郁瑞芬每天都手拉手进入大厦;但除两位老板外,基本无“皇亲国戚”,企业很强调职业经理人文化。
“我觉得自己人如果做得不好,比外面人影响更坏。因为老板可能不知道,但下面都是透明的,自己人做了坏事,大家就会去效仿。”郁瑞芬说,“很多民营企业都是在这个地方摔了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