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重走长征路的贵州老红军陈靖

□文/图 龙长启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80周年纪念，近年来，媒体对许多外国人长征和重走长征路非常感兴趣。从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的长征，到两位英国年轻人李爱德和马普安重走长征路《两个人的长征》、澳大利亚最大的私人出版商威尔顿国际集团CEO魏华德、70岁的以色列老兵武大卫的长征之旅、专访《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之子，各种报道充斥。但是，有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重走长征路的故事知道的人却不多。这个老红军就是我们贵州籍的苗族老将军陈靖。

　　陈靖将军1918年生于贵州瓮安县猴场镇陈家湾，1934年9月参加先期长征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从事文艺宣传工作。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从事飞行鼓动工作，在红四方面军“工农剧团”从事音乐、舞蹈工作，在中央机关“人民剧社”从事戏剧工作。抗战时期在八路军中任指导员、教导员，文工团长、摄影科长、宣传科长、团主任，政委等职，参加过百团大战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炮兵师、旅政治部主任、特种兵政治部主任，参加石家庄、张家口、平津等战役。建国后，被选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在防空军、空军学校和部队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原炮兵顾问，南京军区司令部正军职离休干部。

　　陈靖长期身在军旅，却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几十年里，一生著述颇多。主要有电影剧本《金沙江畔》、《原子时代》，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金沙江畔》、《猎鹰记》，纪实文学《贺龙毕生纪略》、《贺英》、《往事情深》，话剧剧本《贺龙前传》，诗集《枪剑风云录》等。他创作的红军故事《倔强的小红军》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电影剧本《金沙江畔》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同名电影。1959年与陈毅元帅同时加入中国作协，成为红军业余作家中最早入会的会员。是文革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辞世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名誉教授、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中国苗族文学、文史研究会，江苏省作家协会顾问，晋察冀文艺研究会副会长等。

　　说到长征，大家马上会提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大主力会师”，但是这些并不是长征的全部。根据陈靖将军的统计，长征按时间顺序为三个方面军、五个部分，以及西路军组成。三个方面军为红一方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组成的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五个部分为1932年9月红二军团的长征、1932年10月四方面军的长征、1934年7月红六军团的长征、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1935年秋红25军的长征。应该从1932年9月到1937年4月中下旬，时间跨越长达6个年头。

　　陈靖将军认为，从五条长征路线的回溯中可以看出，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退出主阵地的二、四方面军和两支独立行动军的积极配合下进行的。我们只有充分肯定和理解这一点，才有可能看清长征的全貌。

　　长征从始至终如一盘棋在运行。当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长征中的四条“西征”路线，有主、有次，但他们互相作用，互相依存，如血肉相连。最为明显的是：条条前进路线都主动而紧紧围绕党中央运行的大方向，战斗和转移。这充分体现出，长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所进行这一特点。长征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甚至有斗争，在个别环节也难免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事情还不是后来所说的那么可怕。

　　从组织上看，三个方面军在长征中也互相充实。如一方面军的六军团，后来成为二方面军的组成部分，原四方面军的25军，最后又编入一方面军的序列，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成为四方面军的5军，九军团则成为四方面军的82师，最后又属于二方面军。

　　再如“西路军”，则是在长征最后和最险恶的时刻，成为中央直接派出并直接指挥的西征兵团。三个方面军的汇合，决不能意味着“长征彻底结束，天下大吉”了。一个离开陕北继续长征的战略思想已经提上日程，决定河西红军向新疆与外蒙(当时外蒙是中国一个行省)方向进行。四方面军之所以“征鞍未卸脚未洗”，马上执行中央的西征命令，不顾一切地孤军深入河西，打通国际路线，正是继续长征使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性质和使命上看，它是长征的继续或长征的尾声。因为，此时此地组成的“西路军”和它那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征”，是长征到了六盘山下的继续延伸。如果说长征象一部特大交响曲，那么西路军的西征，就是交响曲的尾声。过去有人把它称之为“四方面军的西路军”，这是不妥的。因为西路军的组成和它的西征使命，不是四方面军决定的，更不是张国焘搞的。而完全是由中央所决定，并且一直由中央直接指挥到底的。

　　老将军说，过去凡讲长征，人们总习惯于将它的上限和下限定为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即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至陕北这段征程，也就是常说的二万五千里、三百六十天。这在建国前的连续战争环境之下，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建国之后的几十年还不能改变这一概念就有点对不起历史了。

　　经过十年争取，将长征的下段延伸到1936年10月，即二、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在六盘山前汇为一体这一时刻，作为长征的下限。这样作对二、四方面军的长征虽然有所肯定，但是并不完整。现在对长征上、下限的定法，将它的首和尾都截去了，没有把三大苏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忽略了“一鼎三足”这一客观地位，也没有从敌、我两方面的情况着眼全局。在蒋介石的“棋盘”上，他却一直把“三大匪区”视为一体，而进行一次、再次的“围剿”。

　　红军在反第四次大“围剿”时，湘鄂西和鄂豫皖两大苏区都遭到失败，被迫踏上了长征之路。中央苏区在反五次“围剿”中同样丧失了苏区，步尘二、四方面军的方向，进行无目的、无计划的远征。

　　三个方面军相继发生的长征，不仅是同一遭遇、同一命运，而且也具有共同特点：即无准备、也无目的。三个方面军放弃根据地，都未经红军总部和中央统一考虑和讨论批准，基本上都是仓促上路，各走各的，漫无目的。但由于三支红军的政治观念非常强，思想品格都非常高，在各自长征途中都能主动去进行配合，同心同德，胸怀全局，一切艰难险阻，任何坎坷曲折，都能被红军队伍的实际行动压倒，终于使三支主力红军经过五年的辗转奋斗，在六盘山前第一次汇为一体。

　　1986年，69岁的陈靖将军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重走长征路。他决定去看看长眠雪山、草地的老战友们，在有生之年，寻找长征的革命足迹。他的行动得到了组织上及李先念、徐向前、余秋里等老一辈革命家及家人们的支持。1986年5月，徐向前元帅欣然命笔：“温故而知新，老马当识途”，为他壮行。

　　1986年9月4日至1988年6月4日，年近古稀的陈靖携妻带子离开南京，沿着三个方面军和红25军、西路军共5条长征路线开始了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历时21个月，640天。将近两年的时间内，陈靖用九死一生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红军长征精神，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行程36261公里，途径江西、湖南、广西、湖北、贵州、云南、四川、西藏、甘肃、陕西、河南、安徽、新疆、青海、宁夏等15个省、区406个县、市、乡。走遍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及红军西路军走过的所有长征路。途中15次翻越八座海拔4000公尺以上雪山，穿越红原、阿坝、毛尔盖、若尔盖草地共1190公里，渡过了916条河流，越过了1100多公里的戈壁大沙漠。途中看望了309位因伤、病留下的红军战友，拜谒了三千多座烈士陵墓，先后召开了210个座谈会。

　　1989年至1990，陈靖将军再度重走长征路。1990年至1992年春天，陈靖将军三度重走长征路。在整整6年的漫漫重走长征路过程中，他对长征历史上的上百个重大历史史实进行了考证，先后出版了诗集《诗言史》和《吼声集》。2002年11月，陈靖同志不幸因病去世，未能实现80高龄第四次重走长征路的愿望。但他那终身为了人类进步事业而不畏艰难险阻、生命不息、跋涉不止的动人形象和奋斗精神，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通过重走长征路，陈靖将军不仅基本上弄清和理顺了各条长征路线的来龙去脉及相互关系，还发现了一些曾经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并获得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长征史料。在那期间，他先后创作了200多首记行的诗词，绘制了300多福构图新颖的树叶画，还写下了74篇“重走长征路书简”，发表在《解放军报》专门为其开辟的《重走长征路》专栏上。老将军一路上认真倾听各族人民的心声，寻觅那些被岁月冲淡了的记忆。他深思着当年红军的革命精神及力量源泉，总结过往的历史教训，考察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真正达到了“温故知新”的目的。

　　他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为时任红三军黔东苏区独立师师长冉少波、贵州抗日救国军副司令席大民、藏族独立第二师师长麻孜阿布(汉名马俊)、红军“松潘番民游击大队”大队长安登榜(羌族)等数十名红军老战士平反正名，帮助上百名健在的失散老红军落实了政策。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忆整理成的资料，详实可靠，成为长征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重走长征路的胜利，使陈靖成为“七万里重征第一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唯一重走长征路的老红军。他的这一壮举堪称“空前绝后”，不仅体现出了苗家优秀儿女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也体现了红军革命到底的战士本色，让人深深感悟到了革命先辈对党的忠诚、对信仰的追求和对事业的执著。

　　身为苗族后裔，陈靖将军还致于苗学研究，完成《蚩尤和中华民族苗文化》一书创作，论证了蚩尤是苗族的始祖，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苗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2年，历史学家任昌华先生首次提出了“三祖文化”。核心是论证约5000年前黄帝、炎帝与蚩尤三祖在涿鹿一带共同创造出灿烂文化。三祖文化第一次将蚩尤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和黄帝、炎帝并排在一起，打破了传统上的胜者王、败者寇之说，确立了中华民族同祖同源的观点，明确了始祖文化是爱国主义的精髓和民族团结的基石。

　　1995年9月，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张家口市政府共同发起，在涿鹿召开了全国首届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峡两岸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40余位高级专家学者出席了盛会，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中国历史地理学家王北辰、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孟世凯等知名专家学者都作了精辟的发言。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涿鹿是中华民族生成融合之地，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将蚩尤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不仅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有利于民族团结，还有极其深刻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祖文化丰富的内涵中，农耕文化是其坚实的基础，融合文化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和谐文化是其核心价值观，道德文化是其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鲜明特色，创新文化是其永葆活力的源泉。这些内涵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在中华民族正在振兴的今天，继承三祖文化的精华，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陈靖将军赞同蚩尤与炎帝、黄帝同为中华民族始祖，三祖文化是宣传加强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的观点。身体力行，推动河北省逐鹿县中华三祖堂的建成。1997年10月4日中华三祖堂正式竣工。殿内三位祖先的塑像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居中的黄帝气宇轩昂，右侧的炎帝睿智儒雅，左侧的蚩尤勇武彪悍。塑像高6米全部由泥土塑成，大殿四壁绘着四幅大型壁画，分别是“涿鹿大战”、“合符釜山”、“定都涿鹿”、“阪泉大战”。现在，中华三祖堂已成为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理想之地。同时也是中华儿女和各族人民、海内外爱国人士拜祖敬香，祭祀怀古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