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徐公采栋老人

□姜刚杰

　　4月14日，惊闻我国著名冶金物理化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九三学社的优秀领导人、九三学社中央原常务副主席、98岁老人徐采栋院士在京逝世，心情十分沉痛!这段时间来，徐公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不时萦绕在脑际，那灰白的头发、那左手二三指间经常夹着的“土雪茄烟”和那爽朗的笑声就定格在脑中。

　　(一)

　　作为贵州人，徐公的大名对我来说早就如雷贯耳!还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特别是1983年初，经常从新闻报道中听到徐公的名字和活动消息，那时已知他是留法归国博士、国内鼎鼎有名的冶金专家、中科院学部委员、贵州省副省长。但从未想过会和这样的名人相识。也是机缘巧合，让我因工作关系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到徐公!

　　那是1983年，7月我从贵州大学毕业，先是分配到省委统战部工作。当年10月又二次分配到九三学社贵州省委机关工作，时称“省工委”。徐公于1956年11月加入九三学社，此时还担任着九三学社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副主委职务(当年5月由九三学社贵阳分社改建而成)。在省工委召开的欢迎会上，我见到了徐公，当面感受到徐公和蔼可亲的笑容，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说着略带贵州腔的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洪亮，笑声爽朗。还有那“土制雪茄烟”，即他的小儿子从贵州乡场上买来的叶子烟(一种供吸用的焙干的烟叶)，经过自己简单加工后形成的粗大烟卷，类似于“雪茄”，每次他点燃吸几口，然后自动熄灭，过一会又点燃吸几口……。这些最初的印象就一直留在我脑中。

　　1983年12月，九三学社第四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我作为工作人员和部分贵州代表于12月2日先行乘火车赴京。那时差不多需要两天两夜48小时的时间，如果乘飞机是需要单位证明并经领导批准的，并不是谁都可以随便乘坐的。过了两天，九三学社贵州省工委主委、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登义和副省长、副主委徐公一起，从贵阳乘飞机到首都机场，我与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的同志分乘两辆轿车去机场接机，并且由我陪同徐公乘其中一辆轿车到京西宾馆。

　　这次会议的亮点是，93岁高龄(坐着轮椅)、德高望重的许德珩老前辈连任第七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会上掀起了学习宣传贵州徐采栋和黑龙江安振东两位副省长的高潮(安还作了一次专题报告，谈了他坐牢的经历)，大会并选举这两位“新人”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会后，有一次徐公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小姜，你明白没有?我作为地方组织的一个副主委赴京开会，社中央专门派了一辆小车到机场接我，这就表明“有戏”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我这才恍然!

　　(二)

　　徐公当选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后，非常重视处理好与九三学社贵州省工委主委罗登义的关系!罗老比徐公大13岁，是贵州省富有名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国内著名的农业生物化学家、教育家，一级教授，曾任贵州大学农学院院长，建国后长期担任贵州农学院院长，兼任贵州省科协主席、中科院贵州分院院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时年64岁的徐公虽然于1983年12月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但在省内仍然兼着省工委副主委的职务!就是在1984年8月九三学社贵州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在第一届省委员会中，徐公仍然继续担任着副主委!只是在这次大会开幕时，他以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代表社中央讲话祝贺。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他也没有要求辞去省的副主委职务，仍然继续任副主委。这种反差任职情况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

　　平时，社内的工作，他十分信任和支持罗老，从不以社中央副主席的身份进行“指导”和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社省委通知他来开会，他都是尽量挤出时间，并以副主委的身份匆匆赶来参加主委会议，积极发表意见建议，都十分尊重罗老的意见和决定。在省里或西南地区，只有一些礼仪性的活动，特别是统战政协方面的活动，他才以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身份出面讲话或祝贺。平时都很低调随和，从不高高在上。

　　可以说，徐公以他的开明和风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少有的样板!就是陈永贵副总理在山西基层也是担任正职的(昔阳县委书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下次省里换届时才改变，1988年1月贵州省召开“两会”，徐公未继续提名在省里担任职务。过完春节，进入3月，69岁的徐公携夫人及大儿子一家赴京，任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

　　(三)

　　记得1986年夏我曾到省政府副省长的办公室采访过徐公，那是一栋浅黄色的三层苏式小楼，没有电梯，楼层很高，楼梯很陡，每天徐公就这样走上去。在徐公的办公室里，他与我们交谈了两小时。采访经过整理后发表在九三学社中央当时的机关刊物《红专》杂志上。其中一些内容也是徐公自己多次在很多场合说过的，他从一个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科技管理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光荣地走上了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领导岗位，认为这是党长期教育培养的结果，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他说自己对当副省长开始在思想上是有想法的，认为民主党派成员到省政府工作不过是挂个名，做做陪衬。但省政府党组开会，研究拟任的几个副省长的分工问题，决定他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徐公提出恐怕管不了，党的方针政策不熟悉，党内文件也很少看到，怎么去领导呢?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朝文说不要紧，大家都是实职，没有虚职，每个人都要做事，文件都给你看，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也请你参加。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否定了徐公最初的想法，担任副省长后他有职有权，也有责。安心下来，徐公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从贵州实际得出结论：基础教育很重要，中小学更是关键。贵州要抓基础教育，要从中小学抓起!其中，关键又在老师。他认为要把基础教育抓上去，关键在于提高教师本身的质量，于是他主张对全省十几万中小学教师进行“过教材关”考试。这样，徐公做到了心中有数，对症下药，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

　　徐公动情地说，是党帮助我，引导我往前走，我真正体会到了民主党派成员和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不是做“陪衬”的，党信任我们，关怀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前进。所以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事实也是如此，徐公在副省长任上五年，经过多种努力，不断完善各种条件，落实党的政策，争取增加投入，扎扎实实推动了贵州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赢得了各方赞誉。

　　(四)

　　徐公在省里除了担任副省长以及九三学社的职务和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外，还担任贵州省智力支边联系领导小组组长。这是一个特殊的小组。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了适应和开创统战政协工作新局面、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成员服务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而成立的一个机构。在中央是设在中央统战部的，在贵州省则归属于政府系列，但领导小组办公室则设在政协，由政协代为管理。

　　徐公兼任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就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那些年，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各地区各县市纷纷上马许多建设项目，急需专业人才咨询指导和把关。省智力支边办就是专门做这一工作的，外引内联多方协调联系以民主党派成员为主的专家学者(包括省外的)，到贵州各地进行义务的智力帮扶。为此，徐公安排时间听取工作汇报、开会协调、拍板决策，并多方争取经费支持，使贵州的这一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很多民主党派省级组织与地方政府结成长期帮扶关系，助推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此，中央统战部多次在贵州召开会议予以总结推广。

　　此外，徐公还直接倡导和推动了九三学社云贵四川渝桂四省区五方会议，加强了区域合作。第一次会议1985年4月在重庆召开，第二次会议1986年8月在贵阳召开，这对推动西南地区的九三学社工作起到积极作用。后来，徐公赴京任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又直接推动了九三学社有名的“三九合作”(九广、九临、九通，即四川广元、山西临汾、内蒙古通辽)，使九三学社的智力支边和社会服务工作风生水起，迈上一个新台阶，不断取得新成绩。

　　但徐公离开贵州后，西南地区的社务工作会议基本上就没有再开过了，不像东北、华东、西北地区能够长期坚持。说明一个人对某些事情的影响和作用。

　　(五)

　　贵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了三大试验区(毕节、安顺、黔西南)。徐公因为贵州的因缘，虽然离开了贵州，但却与其中的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黔西南“星火计划、科技扶贫”试验区有着不解之缘。

　　还在1985年7月，胡锦涛同志赴贵州省任省委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嘱托，他上任三天后第一时间就深入到毕节地区(赫章、威宁等贫困县)调研，因为该地区由于历史的和自然的各种原因，面临着水土流失、生态恶化、人口超生、群众贫困等等问题，锦涛同志一直就在谋划该地区的整体脱贫攻坚，他经过多次调研和思考，提出了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包括人口控制)的建议，为此他于1988年5月带队赴京寻求各方支持。锦涛同志找到中央统战部，找到了老朋友徐采栋，通过民主党派进行智力支持，作为智囊和外脑。

　　1988年5月20日至6月1日，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作为组长率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协调小组，赴贵州毕节考察，为探索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决策咨询。调研组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后来经过贵州省委报送国务院。国务院于当月批准建立了毕节试验区。

　　此后，徐公作为专家顾问，多次率队到贵州，到毕节，考察调研，内引外联，帮助制定发展规划，开会咨询论证，出谋献策，为推动毕节试验区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以后，各民主党派中央以及党派省委，长期定点对口支持毕节试验区建设，发展到今天，毕节试验区已成为多党合作示范区。2008年在试验区建立20周年之际，毕节市召开纪念大会，专门向钱伟长、徐采栋等专家顾问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和金钥匙。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家科委拟选择有关省份建立星火计划试验区，徐公因为贵州的渊源关系推荐了黔西南。先是1990年3月6日，徐采栋受国家科委委托，主持召开“星火计划”和“科技扶贫”试点工作座谈会。1990年5月14日至29日，为联合推动“星火计划”和“科技扶贫”工作，徐采栋任考察组组长，带队赴贵州黔西南考察。最终促成国家科委等部委正式批准建立了黔西南“星火计划、科技扶贫”试验区。徐公作为专家顾问，带领九三学社长期担任组长单位，推动九三学社以及社内外专家参与试验区建设，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比如，南昆铁路于1990年12月正式开工后，徐公带头呼吁该铁路经过黔西南境内(原来规划是不经过的)，最终获得支持，铁路修进了黔西南。1995年11月徐采栋率考察团再次视察黔西南“星火计划、科技扶贫”试验区。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推动黔西南星火计划科技扶贫工作会议，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徐采栋作为联合推动各方负责人之一在开幕式及闭幕式上讲话。

　　鉴于徐公突出贡献，为此多次获得国家奖励。1991年10月31日，徐采栋因在协助政府实施“七五”星火计划方面的贡献，荣获“星火特别荣誉奖”。1996年9月，徐公再次获得“星火特殊荣誉奖”。

　　(六)

　　徐公虽然在北京工作，但仍然一如既往关心贵州，关心大西南的扶贫开发工作。1988年11月19日至23日，九三学社中央和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协作中心在北京举行“大西南经济振兴研讨会”，徐公及有关专家学者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会后组织专家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1991年，他率领调研组，赴黔南、黔西南等6个地州进行了历时一年的综合考察，提出了把我国西南岩溶贫困地区列入重点脱贫开发计划，并建立大西南连片贫困岩溶地区脱贫与生态建设试验示范区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最终列入国家“八五”计划。1990年12月徐公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更加积极主动开展工作。1992年4月，九三学社中央第三次振兴大西南经济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大西南连片贫困岩溶地区脱贫与振兴经济建设报告》。《报告》受到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有关委办负责同志高度评价。这对以后的西部大开发和“两江”上游生态保护作了铺垫。

　　1997年8月，徐公还专程回到贵阳参加了贵州省第三次智力支边暨表彰大会，进行指导。

　　1997年8月19日，原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贵州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成新贵州大学，以申报为211大学，请徐采栋院士出任校长。徐公欣然应承，并为此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1997年11月以后，徐公还以九三学社中央名誉副主席和院士委员会主任身份，多次回到第二故乡贵州，作讲座，作报告，关心并指导贵州的建设。同时，听取贵州九三的工作情况汇报。

　　每年，贵州九三的同志到九三学社中央开会，徐公在宾馆住地都要见见贵州的同志，听听贵州的发展近况;或者在社中央的全会上，徐公利用参加开幕式之机，也要与贵州的同志合过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最近这几年!

　　总之，徐公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我国教育科研和多党合作事业。他的优秀品格、高尚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