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苦与共六十年

——送别慎真

□龙志毅

　　慎真，经历了六年的病魔折腾，你终于走了。对你来说，这或许是一种解脱，但我内心终日沉甸甸地无所依托。

　　三年前你已进入老年痴呆状态，行动能力已无，语言交流也渐趋于无，我俩只能以目光和拉手作为相互感知的交流。从那时起，你住楼下，由两位家庭护理小李、小肖照顾。我则住楼上原来我们俩居住的房间里。

　　那天早上，我照例六点过起床，洗漱后走进书房，照例开电视看晨间新闻，似乎一切都正常。接下来我发现和我们不住在一起的三子龙跃父子(孙子浩浩在复旦上学)，进到书房来了，住得更远的秘书小夏接踵而至，最后是住在一起的女儿龙吟也进来了。我立刻意识到你走了。

　　他们出于好心，不让我下楼去，见你最后一面，一切由他们操办。之后远在深圳工作的长子龙隆和出差在外的四子龙泉也相继赶回来了。他们一致对我说：“你好好休息，该办的事，我们来办，你不用操心了!”龙泉的公司朋友同时一齐上阵，和秘书小夏及子女们料理具体事务，三天三夜通宵达旦。我虽“闲居”，心哪里闲得了啊!特别是几十年前在一起工作过的朋友到家里来探视，我总是紧握双手，无语泪流。有多位过去给我当过秘书、司机和现在已是厅级干部的朋友，不仅到了我家，还又去了景云山，帮忙接待守灵，通宵达旦，可见人间自有真情在。尽管孩子们没有广而报唁，三天时间里，还是收到了花圈两百多个，前往景云山吊唁者几百人。其中包括了退休在北京等地的省长、省委副书记(发来吊唁短信或亲自来到家中)、常务副省长和原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原任现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主席、副主席，情义之外，在“规格”尚存的社会里，也是一种哀荣吧!

　　前不久你住院期间，我还对儿女们说：“如果你妈妈能活到明年农历二月初二，本着男虚女实的习俗，我们就合起来过一个简朴的九十大寿吧!”谁知事与愿违，仅仅差了半年。又岂止是半年易过，六十一年、六十三年、六十六年又怎么样，一转眼不也就过去了!去年我辞任省关工委主任时，念过一首孟浩然的诗前两句是：“人事有代谢，来往成古今。”现在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孟浩然指的是比他更早的古人。而我辈读此诗时，他也走了一千三百多年。其实在宇宙的长河中一千三百多年又算得了什么?又何论六十多年呢?

　　人到老年时，回顾一生，有时觉得经历丰富，还是干了或经历了不少事;有时又觉得人生如梦，转眼白发。在你刚走的那几天里，我的感觉是后者多于前者。我脑海里不禁涌现66年前的那一刻：1950年夏天，西南团校第一期暂住重庆磁器口西南教育学院的时候，有天中午，我看见一个女学员从食堂出来，向女宿舍走去。算不上美女，但她的身材和气质吸引了我。后来知道是贵州来的学员，叫叶慎真。现在想来，这是一种缘分，一切全在冥冥之中。当时虽然引起了异样的注意，但过后也没有什么行动。那时年轻，对男女问题，自视颇高。说来也凑巧，那一期云南送去学习的二十多人，除极少数工人和教师外，都一锅端到贵州来了。理由也是有的，贵州缺干部而云南不缺。可不是吗?就以云南团省工委来说，从书记到一般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西南团校毕业后，你先于我们回贵州。我们达到贵阳时，你正准备到清镇参加土改，连一句话也没说上。土改结束后，听说省委研究室从土改干部中选调了一些优秀分子，包括团省工委的曾纪芦和你。几年时间又过去了，到了1953年初，你带领一个工作组去白云乡程官调研赵树华互助组。你们是直接到程官村的，当时我也在那里的省委重点工作组，那几天正在区里开会，没有会面，只见到了你写给区委的一封汇报信。对尖山赵树华互助组作了充分肯定。并说下一步怎么办?向省委汇报后再说。大约一个多月后，你受省委农工部(政研室改建)的委派，带领一个工作组到白云乡程官村来了。两个组遂实行合并，统称省委白云工作组，我们两人都当了组长。我分工负责党团建设和程官寨上的互助合作。开会时少不了与你争论，有时还很激烈，只差拍桌子了。幸好都是工作上的事，容易弥合。你除了分工工作组行政外，自告奋勇，承担了丝航、摆龙两个自然村的互助合作。那时工作组驻程官小庙，离丝航约两三华里，摆龙则更远一些。群众都在晚上开会，遇到扯皮的事，十一二点钟才能扯完。你每天晚上一个人手持手电筒，穿山林、涉浅水，令人佩服。乃至在群众中传为佳话。时隔几十年之后我们重返程官过年，许多村民的第二代还在谈起这件事：“一个女同志家，黑更半夜的，一个人拿起手电筒，走丝航，下摆龙，只有共产党的干部才能做到!”可见影响之深。

　　那几年间，工作组的生活还是很浪漫的。碰到赶场天在鸡场(白云乡所在地)碰头，由住在哪里的杨恒朴张罗午饭。如会散得早，便买上几斤肉回去交给为工作组开伙的老杨奶家，共同打一次牙祭。开会较晚时，便在鸡场吃晚饭。然后踏着月光走五华里路，侃天说地回程官。经过两三年的工作组生活，互相之间建立起感情，由组织批准，与1955年元旦结婚。现在追溯谁主动已无意义，是一种互动吧!

　　结婚时我已调回机关，而你仍在白云区。婚后不到一个月，我又被抽至农村工作部赴遵义高坪。记得临走前的两个天，你请假回来送我，又是一番甜蜜的时光。到高坪的调查组由我和省人民银行的一个科长(此时他们还没有设处)领队，共约二十来人。其中经济部门约占三分之二;党政部门约占三分之一。任务是执行中央农工部以邓子恢同志为首提出的一份互助合作调查提纲。提纲十分细致，要求对每户农民土改前、互助组、入社后的收支作详细登记。故而抽调经济部门的人较多。因为工作量大，到高坪后又分为两个摊子。老钱(银行科长)带一摊人去管庄，我带一摊人去双师初级社。下组前，听了乡支部书记的一次汇报，十分精彩。他是个小知识分子，很能说。那时他们乡已建了十个初级社，分别为紫金、粮食、骏马、永盛、鸣凤、危林、大兴、双师、金钟。他将这些社名串起来，编成一首歌谣。他说是农民编的，歌谣如下：紫金山上挂灯笼，有了粮食不会穷。骏马驼粮永盛场，鸣凤站在桅杆上。金钟敲动双师醒，大兴集体到农庄。一片互助合作的兴旺景象!果真是这样吗?经过两个组队二百多农户的收支登记，发现互助时收入最高。建社后，由于管理跟不上，一些社的社员收入反而不如建社前了。因而得出的一个结论：“互助合作宜稳不宜急。”这调子是符合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精神的。因为工作很细，拖的时间很长。中间老钱和我回贵阳开了一次碰头会。才知道你已怀孕，反应强烈。不适宜在农村工作，已将你调回机关。另派省委党刊研究室主编去接任你的工作。在农工部的安排下，我曾陪你去医院输液。为了鼓励我继续回去搞调查。你总是显得很平淡的对我说：“没什么要紧的，就是呕吐得厉害，这是一些女人常犯的。”在高坪一直调查了三个多月，二月初下去直至五月中旬才完成任务回贵阳。几个不同类别地区的调研组先后回来汇报后，农工部决定将其合并写成一个报告上报，并将我留下负责，重组队伍，我们又在省委三楼会议室里工作了两个多月，直至八月底才完成任务回机关。但风云突变，北京传来了雷霆万钧的声音，批判互助合作的“小脚女人”。我们那份还未上报的报告命运可想而知。接下来是省级机关开展审干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我是团省委机关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最年轻者)，并兼任小组组长。你却成了你们单位的审查对象。形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我听组织招呼，那一段时间暂时没有回家，同何尔育一起住单身宿舍。但我心里一直不相信你会有什么问题。这不是感情作怪，而是有事实依据的。就在结婚前不久，我在贵筑县委遇到省农工部副部长张军植，他不仅是唯一的副部长，而且是机关工作的主持者。他郑重其事地问我：“叶慎真的表现怎样?准备发展她入党!”那口气是代表组织问的，而且问的是工作表现，很难想象，一个历史未查清者会成为发展党员的对象?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依然听组织的招呼暂时没有回家。到了11月5日上午我忽然接到省医一个护士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爱人生了一个男孩，母子平安!”她还告诉了你住的房号。中午我便往省医跑，你静静地躺在床上。我问你是怎么来的?你说：“打电话给省委车队要了一台车便来了，怕影响你，便没有通知。”看来行动尚称自由，没有受到“隔离”、“监护”一类待遇。一直到了1956年的二月初，你又给我打电话说，你的问题已正式宣布为内部问题，留了点尾巴，受了点处分，由办公室调三处工作。放下电话，我便去告诉了团省委二把手、直接管审干的陈侠。他说：“既是内部问题，还是可以恢复关系的。”当天晚上我便回到了家。你告诉了一些具体情况，并说：“保留意见。”我说：“有意见可提出，但要组织服从。”从此，我们又开始了夫妻共同的家庭生活，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的春天，才正式宣布平反，补发了工资。后来得知，是你一个老同学毕业后分到东北(可能是辽宁)。那里审干在先，她受不了，便乱咬。实是一场闹剧。那年夏天，反右开始。我正在北京出席宣传讲习会和省级团报主编会。会期很长，我回来时省级机关的反右正进入高潮。我很担心你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你如实告诉了我：“因为肚里窝着一团火，我在会上放了一炮，有些人又想整我。”后来吴肃部长说了话：“你们整了人家几个月，现在人家发几句尖锐的牢骚也不行?”此事才算罢休。

　　从此以后，我们便在平静中生活了几十年。我在外奔波，你在家里带大了四个孩子。虽说“平静”，有时也发生矛盾，甚至产生异想。但你却总是以软对硬，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扯不清的皮，堪称贤妻良母的典范。

　　我到政协之时，三个男孩已成家各自居住，只有在贵州日报工作的女儿住在身边。我感到你为这个家辛苦了大半辈子，应当休息一下了。每当我出去开会时，你和长孙女漩漩(未入学)便自费跟随前去，我开会你们外出游玩。特别是全国政协安排十省、区政协主席到北戴河休假的那一次，规定可以带秘书和家属。经过请示，漩漩也去了。每天上午在秦皇岛和山海关之间参观，下午则在渤海沙滩上选择一席之地，撑上遮凉的大伞，然后手拉手下到浅水区泡海水，累了上岸在大伞下喝茶吃冰棍。这样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恍如昨日，令人难忘。

　　“身在福中不知福”，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调侃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常态。一种东西、一种境遇，当你失去它之后，才觉得它的可贵。当他们从殡仪馆取回你那张放大的遗像时，我顿时觉得你活生生地向我走来，身穿，蓝底白花外衣，浓密的头发向后梳，嘴唇微张，似笑犹止 ，一副和颜悦色的姿态。这不正是你五十到七十那一年龄段的形象!本来已经逐步平静的心境又涌波浪。不禁想到那些与生命同在，与记忆永存的难忘往事。在我被批犯有“右倾机会错误并被撤职的日子里(1958年岁末)，每天回到家你总是百般体贴，使我深感温暖，但你从不过问会上的事。1964年的冬天，二哥的岳父禄国藩将军夫妇(禄57年在云南被打成大右派)从北京回昆路过贵阳。大概在北京听他在《中国青年报》的女儿说我在贵阳工作，便在路上发来电报，意欲一见并给予接待。由于受“左”的影响不想见他，便谎称出差了。把接待任务推在你身上。你理解我的心情，挺身而出去贵阳车站接了，安排在贵阳饭店住下。谁知禄老第二天早上便打电话到团省委值班室找我，恰巧那时我外出办事，办公室的同志只简短地说了一句：“他出去了，不在。”才得以周全。其实禄国藩将军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又参加辛亥革命，特别是护国起义，他和朱老总一起在滇军蔡锷第一军的顾品珍梯团任第五支队队长，第六支队队长是朱德，算是民主革命的老前辈，颇受人尊敬。后来到北京听禄厚坤(二嫂妹妹，在中青报任记者)说那次去北京，就是为了见朱总。在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前提下，又是你“冒险”陪他二老乘汽车到安顺(滇黔铁路那时只通到安顺)，转乘去昆明的火车。

　　云南起义之后，作为起义人员之一，我二哥继续担任云南建设厅水利局长。我没有和他通过信，只分别在1950年和1954年他外出开会时，在重庆和贵阳见过面，他去世的消息，还是在禄厚坤那里听到的，此后和老同学们亦如此一概没通信。因此对昆明的亲友来说，我算断了线的风筝。到了“文革”晚期，忽然萌发了和他们取得联系的想法。当时你早已下放到了贵阳市外贸局，恰好有一次出差昆明的机会。我便委托你去寻找他们，你欣然接受。二哥去世时只有四十六岁，二嫂似乎还不到四十岁，这些年她在何方?还有大嫂，大哥病逝后，拖着两个孩子在昆明一个医院工作，哪家医院?我都不得而知。我提供给你唯一线索是董坤德，她是云南大学第一任校长董泽的女儿，地下党员，云南起义时为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主任。董泽是禄国藩将军的连襟，分别娶了蔡锷夫人妹妹的两个女儿，他们时有往来。你到昆明时董坤德已不在原单位工作。通过拐弯抹角的关系，你找到董坤德，又根据她提供的线索，拐了许多弯，你终于找到二嫂，她仍独身一人，已由纱厂调轻工公司和大嫂住在一起。断了的线，终于被你接上了。

　　离休多年的我，从前几年开始，每天练练书法以自娱。我常写的一副对联： “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是人生很高的境界，我期待着在有生之年尽量离这样的境界近些，更近些。你可以放心地走了!

　　(作者系省政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