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鲜为人知的敌后村级“兵工厂”

□梁茂芝

　　在八年抗战时期，面对侵华日军的优势武器装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对付这些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山东五莲山区的一个叫陡峨的小村庄，抗日群众就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白手起家办起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村级“兵工厂”，先后造出步枪一千多支、修理各种长短枪两千多支，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白手起家

　　1943年夏天，八路军山东纵队教导五旅十三团开进山东省五莲县山区， 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打垮了盘踞在这里的鬼子、汉奸，开辟了五莲山抗日根据地。陡峨村就处在五莲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不久，滨北专署的后勤机关迁到了陡峨村。那时候，陡峨村东的山沟里坚壁着大批军用物资，运转伤员和南来北往的干部，也常常在这里落脚。

　　敌人并不甘心在五莲山区的失败，时时刻刻想卷土重来。这年秋天，十三团转入外线作战后，敌人趁机发起残酷“扫荡”，他们把陡峨村更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每次“扫荡”陡峨总是重点。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滨北专署机关，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陡峨和周围几个村一起成立了民兵联防队。民兵们拿起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日夜与敌人周旋。

　　但是，他们用这些少量的原始武器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当然处于劣势!当时，好枪买不到，枪坏了又没处修。上级有时发给几颗地雷和手榴弹，一次战斗就打光了。一旦遇上大股敌人，就不得不钻山沟跟敌人捉迷藏。专署机关也只好今天转移，明天疏散。敌人好像故意欺负民兵们武器低劣，涂着膏药旗的飞机，几乎擦着房顶骄横地飞来飞去，“嘟嘟”地扫射着机关炮。民兵们一个个都气得咬牙切齿，有多少次端着土枪土炮，瞄着飞机屁股发狠说：“要是老子有条钢枪，看不把你揍得稀糊烂!”可是，到哪里去弄钢枪呢?

　　不久，大伙终于想出了一条门路：没有枪，自己动手造!盘踞在五莲山区的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专员张里元的杂牌队伍，曾抓来30多个手艺较高的铁匠成立了一个修械厂，制造和修理枪支。张里元被十三团打垮后，修械厂的范希梅等七、八个工人，趁着兵荒马乱，带上一批修配工具逃了出来，流落在离陡峨20里远的小古家沟一带，靠着给群众锔缸补锅维持生活。

　　听到这个消息后，陡峨联防队的民兵就聚在一起商议：“能把这些人请来，在咱陡峨安上个枪厂，自己造枪，那该多好啊!”想枪想着了迷的人说干就干，联防队长王庆元第二天一早，就跑到小古家沟联络去了。范希梅等人听说造枪打鬼子，当场就满口应承。

　　接着，王庆元又去滨北专署武装部请示。武装部的罗部长问：“你们为什么要建枪厂呢?”王庆元回答：“有了枪，才能保家、保田、保卫根据地。陡峨村住着专署机关，藏着重要的军用物资，更要有枪才能保护好!再说，这个村东边、南边，紧靠着山沟，有了情况很容易隐蔵，村里又有11个共产党员和30多个民兵，这是办枪厂的骨干，只要上级支持，办好枪厂保险没问题。”

　　接着，罗部长又笑着问：“老乡们这种打算很好，有股子抗日的猛劲儿!我们完全支持。可是，造枪可不是说着玩的，既需要过硬的技术力量，还需要机器设备和钢铁等原材料。你们什么也没有，拿什么造枪啊?!”王庆元一拍胸脯：“大伙儿都说，枪杆子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白手起家，再难也要把枪厂办起来。”罗部长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他沉思了片刻，满意地笑着说：“回去告诉大伙，先做好准备，等研究一下，再正式通知你们。”

　　四天以后，滨北专署武装部正式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并拨来了1200元钱，帮助他们办厂。

　　消息传来，陡峨全村老少奔走相告，民兵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村农救会长王玉法也把自己的三间堂屋、两间草棚腾出来，做了厂房和工人宿舍。民兵联防队副队长王西带领几个民兵连夜去小古家沟帮助工人们搬来了家什，一样样安在这个简陋的茅草屋里。不久，范希梅等人赶着驴又回到张里元修械厂旧址，挖出了埋藏在山沟里的一个大风箱、20支锉刀、两个铁砧和四把老虎钳。人手不够，村里几个民兵顶上，工人很快增加到13人。陡峨枪厂，就这样在1943年冬建立起来了。

　　首试失利

　　建起了枪厂，王庆元和联防队副队长王西等几个主要干部分了工。王西和村自卫团长王庆田具体负责筹集造枪所需要的物资。当时，煤炭倒是容易解决，到海边上驮趟盐，就能到博山换回炭来。木料也不难解决，民兵们家里长着核桃树，需要了就砍上几棵。难就难在铁上，刚刚从敌人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新区，民间的铁器钢材几乎被日伪军收尽抢光了，要找一块好钢简直比沙里淘金还难啊!民兵们勉强凑集了一些破撅头、耙齿、钎子棍，用这些碎铜破铁来代替。

　　然而，要把一堆烂铁打成枪就更不容易了。那时候，不要说车床、空气锤，就连架手摇台钻都没有。大伙只好把碎铁放在炉里烧红，用大锤砸成铁片，绕在圆铁棍上，扭成麻花形，然后再回炉烧红，打成枪筒子的样子。还把六尺多长的大台杆枪筒，截成三段，打得和步枪筒子一样粗细。枪筒的模坯造出来了，就用老虎钳夹住，用钢钻一下一下钻，用凿刀一下一下凿，用铁锉一下一下锉。锉不圆，就用鲨鱼皮代替砂纸，一遍一遍磨圆。造好一支枪简，不知要捣弄多少遍。造枪栓也是这样， 一块二、三斤重的铁棍，七凿八锉，最后到成品时，已不到一斤重了。

　　因为全靠手工操作，大伙可艰苦了。开工后的第一天，每个人的手上就磨起了一串串血泡。当时，已是深秋时节，西北风凉飕飕地往草棚里钻，但每个人脸上的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地落在地上。这般艰苦的劳动，却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钢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经过大伙的努力，八枝崭新的钢枪终于造出来了。

　　“出枪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全庄，人们像潮水一样拥进了枪厂。老大爷笑得胡子开了花，感慨地说：“这下有本钱了，敌人再来发熊，揍狗日的!”青年小伙子你争我夺，爱不释手。儿童团员也撇下红缨枪，争着往肩上背。民兵们的劲头更高了。

　　枪是造出来了，质量到底怎么样? 他们决定举行一次试枪射击。消息一传出，八枝新枪早被前来参观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闪开点，闪开点!”王庆元和另外几个民兵招呼围观的人们往后站。八个兴高采烈的民兵每人扛着一块大青石板，放在一道坝埂上，一字儿摆开。枪放在石板面上，人藏在石板底下，很快准备就绪。

　　这时候，几百个人鸦雀无声，上千只眼睛紧盯着新枪，谁都在关心着它的命运。只见王庆元把手一挥，喊了声“放!”八个民兵同时搂动了扳机。糟糕! 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一阵浓烟卷着铁片、石块，一股脑儿飞向天空。原来，枪管都爆炸了。

　　人们跑上去一看，不由得愣住了。只见八个放枪的民兵手掌和手指都被震得铁青，有的指头缝里流出了紫红的血。 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摇头，有的叹息。

　　天不负人

　　当天晚上，枪厂的同志和全体党员、民兵在村东的三间茅草屋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人们闷坐在一盏豆油灯下，昏黄的灯光照着一张张愁眉不展的脸孔。村党支部书记王志梅见大家的情绪不对劲，解开扎腰带另束了一下，诙谐地来了个开场白：“怎么着了，枪炸了，把大家都炸成哑巴啦?你们以为这就败啦?不!照我看，造出枪是第一个胜利，不炸枪管是第二个胜利，现在咱就应该鼓起劲来，夺取第二个胜利 ……”

　　大家一起分析了这次炸枪的原因。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事情明摆着，一个是造得不够标准，光为了早出枪打鬼子，把规格质量给忽视了。再是原料不行，这些废铁造的枪打‘沙子’还可以，打子弹怎么能顶得住?”可是，原料铁又从那儿来呢?人们急得坐立不安。最后，王志梅说：“这样吧，先派两个代表请示一下上级，看能不能给想点办法。”

　　在史家庄子的一间茅草屋里，滨北专署武装部的罗部长接见了王庆元和王西。当他知道他们的来意后，微笑着说：“你们干得很有成绩嘛!造出了枪，这就不简单。在暂时的失败面前，不能灰心丧气，不能急躁，要冷静。“接着，他又说：“现在敌人对钢铁封锁得很严，咱大部队上的钢材也很缺。等过几天以后，可以发给你们一点，不过数量可不多。主要的还是靠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临走，他又特别嘱咐：“群众里头有的是诸葛亮，有了困难别忘了找他们。”

　　回村后，王庆元和王西马上请了一部分群众和工人、民兵们凑在一起，召开了个“诸葛亮”会。会上，大家提出了很多办法。接着，民兵们冒着风险，到敌占区的大集上以修锅为名买了一宗原料铁。同时还通过组织关系串连了几个可靠的商人，请他们到青岛等大城市代买了一些旧钢材。正在这时，潍徐公路上的一个鬼子炮楼又叫八路军拿下来了，枪厂接到了前去领铁的通知，民兵们连扛加抬运回家一千多斤。

　　枪厂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气。工人、民兵们每想到群众的嘱托：“一定得出好枪啊，这可是与敌人拼命的。”就觉着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为了保证造枪的质量，大伙对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都是认真地反复地去做，仔细地检查。一发现漏洞就马上补，一有偏差就马上纠正，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直到符合标准为止。大伙常常分班轮干，歇人不歇工具，每人每天至少要干十二小时的活。在最紧张的时候，就从天明干到天黑，再从天黑干到天明。有时候累得不能坚持了，就倒在红炉旁，借着炉火的温度，甜甜地睡上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也不离炉旁，吃过了，把筷子一丢又继续干起来。

　　大伙还因陋就简，试制了一些新的造枪工具。譬如，为了解决枪眼容易钻偏的问题，就把大洋布用细麻绳密密麻麻地缝成一丈二尺长、二寸宽的布带，代替转动带，套在特制的轮子上，一个人用手转动轮子，带动钢钻，一个人用肩膀顶着硬钻，这比直接转动钢钻既快又准确得多了。大家还把石块、碗片砸碎，砸均匀，胶在布片上，做成土砂纸，再套在纺车上，手摇车把，带动土砂纸旋转，制成手摇砂轮。这样操作，既省工省力，又磨得光滑，使造枪的质量比原来大大提高了一步。

　　离第一次试枪已经一个月了。这天，又是个阳光和照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大家又聚集在第一次试枪的地点，参观第二次试枪。工人们把枪擦了一遍又一遍，发现一星点灰尘也把它弹了去;好心的老年人合着手掌，默默地祷告着：“神仙保佑，枪筒不炸”;民兵们也都低声地议论着，这个说：“这次准能打响!”那个说：“看样子不会再炸了。”话虽这么说，可谁都吊着一颗心。

　　这一次，王庆元亲自出马了。只见他右食指轻轻一动，“叭——勾”一声脆响，子弹头冲出枪筒，呼啸着飞向远方。接着，第二粒、第三粒……一连成功发射了20粒。人们像母亲听见胎儿落地的哭声一样，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围着工人和民兵一个劲地贺喜。

　　战场显威

　　“陡峨出枪了!”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惊动了敌人。

　　有一天，从村西走来一个卖盐的人。他卖了盐后，就在村里到处转，碰到小孩就悄悄地问：“您庄的枪厂有多少人?”因为民兵们早就进行了保密教育，对外就说村里新安了只铁匠炉。至于多少人，造了多少枪更是保密。卖盐的打听了半天，也没摸着枪厂的底细。

　　天近中午，王庆元带领几个民兵从村东走来了，和卖盐的人一见面，王庆元就说：“这不是大绿旺村的杜皮匠吗? 什么时候改的行?”杜皮匠被问得张口结舌，前言不搭后语，正想赶着驴走，被民兵们赶上前去用新造的枪拦住了。经过盘问才知道，这个杜皮匠的儿子在离陡峨不远的鬼子据点当伪军小队副，他受儿子的差遣，以是以卖盐为名来探听枪厂消息的。

　　敌人的阴谋暴露了，大伙也擦亮了眼睛。村里原来的三座炮楼和三条主要街道上的五道寨门，重新整修了，民兵们轮流在上边站岗放哨。民兵们还经常活动在五里路外的西岭上，一旦发现敌情，就赶紧向家发信号。枪厂的工人也全部参加了民兵，一手拿钳，一手拿枪，随时都准备打仗。为了随时都能转移，每个人都有一只篮子，遇到敌人侵袭，就将工具放在篮子里，背上就走;笨重的工具就抬到山沟里，放在地窑里;造出的成品或半成品，有时吊在井里，有时埋在地里。

　　194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枪厂的工人和民兵们正在紧张地忙活着，突然听到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是在西岭放哨的民兵传来的讯号：敌人偷袭枪厂来了。工人们有的背起篮子，抬起工具，钻进山洞，有的和民兵一起，紧急集合，端起新造的枪，迅速穿过中至河，隐藏在河西的树林里。

　　待敌人走近，王庆元发出了第一枪，一个伪军应声倒下。接着，民兵们手中的枪一齐欢叫起来，手榴弹也在敌群中爆炸。敌人一看他们的枪这样厉害，火力这样猛，以为遇上了大部队，像吓破胆的老鼠一样狼狈逃窜了。王庆元指着敌人撇下的尸体，兴奋地说：“咱造的枪头一次上阵，就立下了功劳。”民兵们也兴奋得一个个抚摩着枪身，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喜悦和自豪。

　　敌人没有征服陡峨，民兵们的胆量更大了，造枪的劲头也更足了。到1944年8月，枪厂工人已增加到30人，平均每天能造出一支枪。这些枪虽然不是用机器造的，但各种机件构造比较精细，打得比较准，杀伤力很大，不仅为五莲山区的抗日游击战提供了一批得力武器，还一批又一批地送到了沂蒙山一带的抗日根据地。

　　一天，滨北专署的罗部长等几位首长来陡峨参观枪厂来了。罗部长先要了一枝新造的枪，拉开枪栓，仔细地察看了各部分的构造，然后瞄着村外，一连打了五枪，枪枪都发出了与大盖枪差不多的声音。他放下枪就进了厂房，那里没有一部机器，只有一盘红炉和一些锤子、锉刀、老虎钳等简单工具。他赞不绝口地说：“你们真能干，真是石头也能榨出油来!你们是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村级兵工厂，感谢你们为抗日工作做出了贡献。”说完，他和枪厂的工人、民兵们一一握了手。

　　陡峨枪厂就靠这种从石头里往外榨油的精神，共造出步枪一千多支，修理各种长短枪两千多支。1945年春，滨北专署为了表彰他们的事迹，特别绣了一面锦旗奖给他们，上面绣着“能工巧匠”四个大字。

　　本文根据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潍河怒涛》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兵工厂》等资料，以及作者采访陡峨村原联防队长王庆元的儿子王德超的口述记录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