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水城(上)
□符 号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贵州。1935年1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时,为了跳出蒋介石150多个团、40多万兵力的包围圈,毛泽东作出了四渡赤水、抢渡乌江、佯攻贵阳、取道云南、巧渡金沙江向陕北进军的战略决策。
1935年2月初, 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转战黔西北(今毕节市),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迂回穿插,调动敌人,挥师西征。
1935年3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在准备南渡乌江绕过贵阳直插云南时,为掩护红军主力抢渡乌江,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2000余人在军队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后改名为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明、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中央代表王首道的率领下,留在乌江以北活动迷惑牵制敌人。
1935年4月初,红九军团在完成红军主力南下抢渡乌江的任务后,在罗炳辉、何长工等同志的率领下,时而折东,时而转西,突破敌人封锁,摆脱困境,日夜兼程,追赶红军主力。
1935年4月3日,红九军团从打鼓新场(今金沙)出发,在经毕节、大定(今大方)、大兔场(今纳雍)的行军途中,接到中革军委“继续西进、渡过北盘江”的电令。
红九军团在水城的五天四夜
1935年4月18日,红九军团2000余人的部队遂从大兔场(今纳雍)经以角(当时隶属水城县,1941年划给归雍县,今纳雍县阳长镇)进入水城。由于红军来得迅猛,当地土目安庆吾以为是国民党军,是“自家人”,红军便乘机缴了他家的10多条枪,并处决了两名横征暴敛的稽征员。当天傍晚,红军经南开区田坝乡(今青林乡)越索桥河,进入滥坝区的中坝乡(今董地街道中坝村),夜宿中坝三锅庄一带。
1935年4月19日, 红九军团经滥坝区的董地乡(今董地街道办),到达茨冲乡(今属董地街道办)吃中午饭。红军在茨冲休息吃饭期间,得知当地财主李培修、胡顺臣骑在人民头上,无恶不作,他们听到红军到来就跑了。红军便打开他家粮仓,把粮食分给群众。同时杀掉了欺压百姓的税卡师爷犹少安。群众赞不绝口,说红军真是穷人的队伍。下午经滥坝区的陡箐乡、阿佐乡(今属陡箐乡)和蟠龙区的法那乡(今蟠龙镇法那村),晚上到达米箩区的阿戛乡、米箩乡(今阿戛镇、米箩镇)一带宿营。
1935年4月20日, 红九军团经米箩区的铜厂乡(今米箩镇铜厂村)和杨梅区的常明乡(今属杨梅乡)、野钟乡抵北盘江(又名归集黄河)。
红九军团原计划从高家渡铁索桥(普济桥)渡过北盘江(又名归集黄河),因铁索桥有保安团和地方民团设卡阻拦,发现桥头有重兵把守,加之桥板被破坏,只得改道由险滩虎跳石渡过北盘江。虎跳石没有桥,地形险要,两岸悬岩陡峭,河中大石耸立,水流湍急,无法过河。红军指战员急中生智,在山上砍来木料,用木料搭在大石上,然后一个一个地爬过河去,从而避开了敌人的阻击,胜利越过了北盘江,进入龙厂区法德乡(今隶属顺长乡)、顺场乡、龙场乡,宿大寨、邓家寨、金竹林一带。
为迷惑敌人,掩护大部队渡过北盘江, 红九军团有300余名红军过野钟乡时与大部队分开,绕道杨梅区白牛乡、营街乡、哈青乡(今属营盘乡)等地前往盘县境内与大部队会合。
1935年4月21日, 红九军团大部队从龙场区的麻窝乡(今属龙场乡)毛草地一带过普古丫口进入盘县境内。
1935年4月22日凌晨,红九军团经盘县中寨乡六车谷、塘山乡南昌河到鸡场坪,过龙潭口、上爬坡嘎、越滴水岩、关口到江上, 进入云南北渡金沙江。这段光荣的历史就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薄走泥丸。”的一个缩影。
据史料记载,红军九军团过水城的时间是准确的。当时,国民党水城邮局局长杨继宗向省呈报共军过境电文如下:
“本月十八日突有红军首领罗炳辉,率二干余人由大定窜入水城以角地方,全县惊惶。因无军队,人民自动成立维持会,挖壕沟、筑碉堡,正在预防之际,十九日即到离城三十里之三锅庄,达茨冲,二十日经阿佐、阿戛,大约二十一日渡河往盘县,真是危险万状,幸未攻城,未曾离职,昼夜防守,暂时无虑。其沿途虽未十分抢掳,而以角、茨冲两卡员及政府催款人员均遭惨杀,如前清腰斩刑。然经过之处,贴有共产党中央政治部主任王稼穑布告,公历,印圆。此部若已渡江,暂可安全,否则日夜守城,不知伊于胡底。水城三等乙级邮局长杨继宗。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摘自《红军转战贵州》第396页)。
可见,红九军团是1935年4月19日在离城30里之三锅庄,达茨冲。20日经阿佐、阿戛,大约21日渡过北盘江往盘县。红军九军团过水城进出4天,急速行军,经过6个区、15个乡,行程300余华里。没有经过县城和主要集镇,选择了一条从水城东北角到西南角的小径,沿途多是深山峡谷,出敌不意,防所未防,从而避开了敌人的阻击,保存了力量,争取了时间,顺利通过水城。国民党103师于1935年4月25日赶到水城妄图阻拦红军,结果扑了一个空。
红军还广泛宣传党中央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政策法令,张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布告,书写“打土豪、分田地”,“打富济贫”,“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不拉夫”,“红军要北上抗日”等标语和口号等。可惜年代久远,这些标语口号未能保存下来。
至今在水城红军曾经过的相关乡镇,民间还流传许多有关红军的歌谣。在米箩镇一带流传的有:“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在茨冲一带流传的有:“头等之人欠我钱,二等之人莫管闲,三等之人是兄弟,丢下庄稼跟我干几年。”
红军沿途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住宿的地方,红军战士都给群众挑水,打扫好屋内院坝才走;请人带路和在群众家吃饭都付了钱。阿戛乡农民余少华给红军带一天路,得大洋一元。有几个红军战士在茨冲乡农民杜银安家吃饭,因杜家受反宣传的影响,听到红军来就跑出门去了,红军吃过饭后,将十六块小洋放在他家的甑子里,杜银安回来后很受感动。还有农民朱亮臣、李幺婶家的甑里,也都发现红军留下的银元。
因受敌阻击、受伤或因病掉队留下来的尹志勇、李克彧、朱云先和王红军等红军战士,他们矢志不移,以各种方式隐蔽下来,宣传革命的主张、道理,组织武装斗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这正印证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将来会有收获的。”
失散在水城境内的红军故事
红九军团在水城行军的五天四夜里,时间虽然短暂,但在人民心日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红军光荣的革命传统精神,一直鼓舞水城人民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红军九军团过水城期间,因受敌阻击或因伤、因病等,失散在水城境内的红军约30名。他们人散志不移,以各种方式隐蔽下米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功,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战歌。
失散在水城境内的红军指战员,因牺牲和病故安埋在水城境内的有10人,他们是:卢发惠、熊家兴、温定才、汪志明四人因病故,安埋在米箩区米箩乡(今米箩镇);有一个外号叫老板娘的,因病故安埋在蟠龙区蟠龙乡(今蟠龙镇);谢金表,被敌人打死,安埋在杨梅区高石乡(杨梅镇);赵明才因病故,安埋在杨梅区发射乡(杨梅镇);朱云先、王红军安埋在龙场区龙场乡碗厂村;再一个就是尹自勇烈士,先安埋在米箩乡,后迁到城关区凤凰乡明湖村,现又迁到六盘水凉都公园仙水坡烈士陵园。陆续返回原籍或走后下落不明的有l0多人。
革命烈士尹自勇。尹自勇,字界基,江西省永新县龙门乡灌冲村人,1914年生。少年时担任儿童团团长,参加军站岗、放哨、打土豪、分田地。15岁加入永新县农民赤卫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农红军中任侦察员、传令员、警卫连长、警卫营长、青年科长、部长、教导团长兼政委、政治教导员等职。
1935年随红军长征。1935年4月16日,随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到达贵州大定(今大方)猫场宿营,次日凌晨,突遭黔军刘鹤鸣部和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军团首长即派教导大队占据有利地形,堵住敌人的进攻,尹自勇与连长龙云贵率领侦察连到街口阻击,将敌人击退。为掩护部队安全通过梯子岩,侦察连攀上岩顶,用轻、重机枪的密集火力射击,掩护红九军团顺利突围。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尹自勇率领战士向大兔场(今纳雍县城)方向追赶部队,在纳雍县治昆境内,不幸遭受土豪武装围攻掉队。后受水城抗暴组织“齐心会”首领王炳安的主动邀请,带领20多名红军战士前往董地与王结拜为弟兄,化名杨连长。依靠“齐心会”开展革命活动。
时值“齐心会”受挫,活动处于低潮。尹自勇当机立断,从中协调,力挽危局。1935年8月,召开负责人会议,推选祝宾宏为会长,王炳安为武装大队长,会员迅速发展到千余人。尹自勇和红军战士成为“齐心会”活动骨干。后“齐心会”以“团结穷干人,打倒大土豪”为口号下,提出“上等人欠我们钱,中等人你莫管闲,下等人参我们去玩几年,每月还把你几元钱。”杀地主、土目,袭击国民党军,攻打区、乡公所,声势大振。
1936年11月,水城县米箩乡联保主任卢云清(布依族,是王炳安结拜的兄弟)邀请尹自勇到米箩任自卫队长。尹自勇从王炳安处知道卢云清为人正直、开明,在地方上颇有影响,便答应了卢的要求,并与卢结拜为弟兄,成了刎颈之交。尹自勇将自卫队编为三个班,红军战士单独编为一个班。尹自勇在米箩卢云清处,仍经常与董地王炳安联系,协助王指挥“齐心会”开展抗暴除恶斗争。先后杀了横行乡里的董地、中坝大土司,为“齐心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将南开一个土司(南开区长)家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处决了无恶不作的水城民团团副,还消灭了当时横行在万全、董地一带的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在南开马鬃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一个连,将其押送的壮丁全部释放。
尹自勇联系王炳安指挥水城、赫章、纳雍、郎岱(今六枝特区)等地的“齐心会”。“齐心会”在赫章县境内,攻打以那、兴发乡公所,消灭了保警队,缴获20多支枪。水赫一带国民党当局惊恐不安,叫喊着:“王匪(指王炳安)犷悍奸狡甚于诸匪”,承认“地方团队不敢樱其锋,即大军屡次进剿亦未损其毫发。”
尹自勇以自卫队长公开身份,广交朋友,发展“齐心会”组织,足迹遍及水城县米箩区、杨梅区、蟠龙区及郎岱县(今六枝特区)部分地区,开展抗暴除恶斗争,并与失散红军李克彧等人联系,商讨革命活动。
由于尹自勇为穷人着想,为民除害,深受贫苦人民拥护。尹自勇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水城县政府的注意,想方设法加害尹自勇。1939年4月,国民党水城县伪县长阮略率领保警队到米箩区米箩乡,借开会为名,趁尹自勇不防将其杀害,并把他的头颅割下,悬挂在县城城门上“示众”。尹自勇遇害时年仅25岁,盟友卢云清将他的遗体埋葬在米箩乡簸箕寨右侧的小山坡上,当地人民为纪念他,遂将这个山坡称之为“杨连长包包”。
尹自勇烈士生前曾说过:“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了尹自勇,杀不了革命。”尹自勇烈士的言行鼓舞着水城人民,水城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一直没间断。解放后,杀害尹自勇烈士的凶手赵正昌、范鲁章落入法网,赵在管制中死亡,范被枪决。
1959年,水城县人民政府为缅怀烈士,教育后人,将尹自勇烈士的遗体迁到水城城关区凤凰乡明湖村,重新安葬立碑,以资纪念。2008年,钟山区民政局将尹自勇烈士墓迁至钟山区烈士陵园安葬。2011年,钟山区民政局将尹自勇烈士墓迁至凉都公园新建的仙水坡烈士陵园内安葬。如今,每到清明前后,不少群众和领导干部都到尹自勇烈士墓瞻仰凭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