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娱乐圈“老炮儿”加上阿里巴巴,一个互联网音乐大玩家就此诞生
高晓松想当企业家
□李亚婷
高晓松不介意拿自己脸大开玩笑。媒体拍照时需手拿小牌做广告,他甩了甩头、将脑门上两捋头发甩开,“我的脸以后要诚租广告位,脸大还能多贴点广告,什么治脚气的呀”。
他的身份越来越多元,如《晓松奇谈》里说书的、《奇葩说》里的“颜值担当”、杂书馆的馆长;2015年年中上任阿里音乐董事长后,他每天都要挂着橙色的“阿里巴巴”工牌穿梭在一个个会议之间。
阿里音乐CEO宋柯是高晓松20多年的搭档,两人前后一起经营了5家音乐公司:麦田音乐、华纳唱片、太合麦田音乐、恒大音乐、阿里音乐。去年7月15日上任时,高晓松发了一条微博,“阿里音乐集团将是我和宋柯音乐职业经理人生涯的最后一站”。他形容两个人的关系,“我不能没有他、他不能没有我”。
去年12月29日,何炅加入担任CCO(首席内容官)。至此,阿里音乐“铁三角”成立,国内音乐行业形成阿里音乐、腾讯音乐、海洋音乐三足鼎立的局势。
在“铁三角”加盟前,阿里巴巴在音乐上的布局主要以天天动听、虾米音乐两个播放器为主。在外界看来,播放器的打法已碰到天花板,即购买版权,然后向用户收费。
互联网对音乐行业的改造也被局限在发行领域,每家播放器均可做到根据用户喜好、收听习惯定向推荐歌曲,之间的差异更多是在用户体验方面,而非商业模式。
“折腾”音乐产业
2014年年中,恒大音乐合约满后,高晓松跑到美国,准备去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甚至已开始找教授,“开启一段美好的知识分子新人生”。年底,宋柯跑到美国找他,两人在一家韩国烤肉店商量着“怎么再折腾一下”。
在他们看来,从上游改变音乐产业稍显力不从心,“无非就是多写两首好听的歌,这对音乐产业的改变极其有限。”宋柯说。一顿饭下来,两人达成共识:找一个互联网平台,且有交易环节。
其实,这组搭档在上一个东家做得风生水起。2012年年中,两人正式加盟恒大音乐,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购买大量歌曲版权,二是经营“恒大星光”音乐节。仅2014年就举办26场音乐节,为恒大贡献了4491万元收入,是恒大文化集团下面6个业务中盈利能力最稳定的一块。
2014年12月28日,高晓松在杭州举办作品音乐会,邀请马云参加。马虽没去,但询问他是否还想在音乐行业做些事情。高晓松心中窃喜,“上赶着不是买卖,但人家要找你,这事就好办了”。他于是写下三百来字,梳理了音乐产业目前的状况、痛点、行业逻辑等。
去年1月2日,马云、高晓松、宋柯三人在太极禅院聊了两个小时。如今回想起来,高晓松会调侃,“马云最会说话,我们这些人闲云野鹤惯了,他三言两语就把我们打发成997”。现在他俩早九点到晚九点,一周七天围着阿里音乐转。
三人基本确定了阿里音乐要怎么做。“音乐行业年产值达2000亿元,不比电影行业少,但真正被互联网化的还不到10%。放到整个文化产业中,可能是极少数还没被互联网阳光普照的领域。”宋柯表示。
当时两人在恒大音乐还有一定股份,决定放弃并离开时,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感谢其为恒大音乐服务。“我们俩也是‘老炮儿’、不是生瓜蛋子,今天跟这个老板、明天又跑那儿去了,我们做得大家都很舒服、好聚好散。”游走企业大佬之间多年,江湖规矩对高晓松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去年3月16日,虾米音乐与天天动听合并,阿里音乐正式成立。阿里巴巴的商业核心是电商,无论是自有业务还是投资、收购的业务板块,都希望直接或间接为电商服务。
宋柯不认为当时有比阿里巴巴更好的选择,“很简单的道理,这个行业还有大量的中间收入没回归到行业本身。比如说,词曲作者有没有拿到他应得的?现在肯定是不满意;艺人做了演出、卖了衍生产品,他和生产合作者是否拿到了合理回报?现在也不好说。这个行业连权威数字都没有,基本数据构成也很简陋。”他认为,在阿里巴巴平台上重新架构音乐产业,是当时最有效率的切入点。
阿里星球是阿里音乐推出的首个产品,除基本播放功能外,平台还聚集了几个重要角色:艺人、粉丝和商家。商家的范围很广,高晓松认为“任何有变现需求的都可以”。如一首歌曲从无到有的全过程都能在平台实现,可提供作词人、作曲人、录音棚、混剪、唱片封面设计、企宣推广、演出等全套服务,甚至还能策划明星签售。
这其实是一个大而全的平台,与阿里巴巴电商平台一样,阿里音乐考虑的不是某一个具体商家运营,而是整个平台。“你不用考虑内容品质,因为面对的是整个行业,总归有人会做出好内容。我们就是把平台建好,让好内容获得好的商业回报,建立起一个商业体系。”宋柯说。
高晓松认为,互联网对音乐行业的改造分为三个层面:互联网提供人与人的接触、数据与人的接触、数据与数据的接触。
人与人的接触就是创作环节,在这个层面,他认为互联网是无能为力的;第三个层面数据与数据的接触就是发行,互联网在该领域发挥的作用已足够大,几乎所有的播放器平台均可根据用户收听习惯推送歌曲。只有在第二个层面数据与人的接触中,才是大有可为而未被挖掘的领域。
高晓松喜欢用青楼来打比方,古代青楼就是平台,大家到青楼看最近流行什么曲子,李师师弹了一首《蝶恋花》,名人骚客都来填词。除了青楼没有这样的平台,所以大家才往那儿跑。
这就是阿里音乐想做的事:扩大音乐产业各个环节与人接触的面积。“过去开一张新唱片,我脑袋永远只能想起经常合作的几个人,其他人我不了解,你推荐我也得想想。现在不一样,在这个平台上,光得过格莱美奖的作曲家就有80多位。”高晓松说。
从另一层面看,相比电影、电视剧产业,音乐产业缺失的环节太多,这是由于产业规模还不够。“原来电影行业小的时候,它也缺角色,但现在电影产业膨胀成这样,每一个最细小的环节,都有专业公司去做,连贴海报都有专门公司。”高晓松认为,阿里星球的作用是把整个产业跑通、将角色迅速配齐,“角色完整就能跑通所有类型的产品。”
“铁三角”大玩家
在宋柯看来,无论与高晓松搭档、还是在“铁三角”中,他的角色都是职业经理人,“晓松搞创作,偏感性、我偏理性”。高晓松也这么认为,自己散漫惯了,但宋柯“很细”。一次开会,宋柯比较两首歌曲的推广费用,一首是花60万元推广的《玫瑰与小鹿》,收听次数为1000万,平均一次收听6分钱;另一首歌花170万元推广,只有20万的收听次数,平均收听一次8块钱。
后来公司定下规矩:一首歌平均每次推广费用介于6分钱到1毛钱之间,不能低于6分钱。低了说明这首歌花一点钱就能迅速火,应加钱继续推广;但不能高于1毛钱,高了说明花很多钱最后听到的人不多。
高晓松一听服了,之前推广费用全靠“拍脑门,这首歌一拍脑门50万元、那首一拍170万元,没有任何依据,结果他全给算出来了”。
何炅是最后一个加入的,高晓松对他也很服气,主要说的是“颜值”。他俩是1994年同一台晚会出道,老狼首次唱高晓松《同桌的你》,何炅首次表演小品。大家都用怀疑的口气问:“你俩是一届?看着像叔侄。”
高晓松还佩服何炅的好人缘,“我跟宋柯一说艺人,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欢、那英、郑钧、许巍这些人。何老师不一样,从十几岁到几十岁的艺人都跟他特别好、知心好朋友,这太不容易了”。
阿里巴巴提供的大数据处理能力,让他们如获至宝。“大数据让我们从中医变成西医,过去我们是老中医,只有望闻问切,说我看你好像有点病。”但大数据会让目标都更有针对性,阿里音乐内部有个数据工具叫“天机策”,高晓松欣喜地称为“商业宝贝”。
这个工具是和阿里云联合开发,可搜集多个维度的数据。如输入任意一个歌手名字,立刻会出现数十张大图,粉丝有多少、住在什么地方、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随着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改变,对明星喜爱程度的变化;甚至通过在阿里巴巴电商平台的购买记录,还可看到粉丝经常买哪些品牌的衣服、牙膏等,这为明星商业价值持续开发提供了可能。
“过去经纪公司只能挨个敲门,能让谁谁谁代言你的产品吗?人家说为什么,要给出具体理由。现在完全不用了,把这些数据往那里一拍。”高晓松倚着靠背,神情骄傲。
背后的阿里云是他看重的技术,“它就像一个天才儿童,有强大的抓取和运算能力,只是说得有不同的师傅教他,武当派师傅教他,他就会武当武功;如果是少林派的师傅教,他就会少林武功。”
宋柯毫不掩饰阿里音乐在行业里的优势,“目前,互联网音乐基本还沉淀在版权上,你有多少我有多少。但这个行业可以产生交易行为的地方多了,我们与唱片公司合作已完全逾越所谓版权的壁垒。没有版权,还可以在其它领域合作,商演、代言都可以。”
高晓松也觉得靠谱,“阿里音乐做成是100%的事,不是说阿里星球一定行,不行再做下一个呗,但阿里巴巴肯定能把音乐这件事做成,”他是典型北京性格,“一看这事有点努,就不干了。”
1988年高晓松考上清华大学,读的是电子工程系雷达专业。三年后还没毕业,他就退学了,“我一想当科学家的几率肯定没有70%,就不念了,不费这劲了。”
离开学校后,高晓松做过不少生意,但都没成。“做出版社倒闭了,做广告公司倒闭了”,他通常放弃得比别人早,“好多人到山穷水尽、撞上南墙才放弃,我是老远一看,觉得恐怕南墙在那里,就不干了。”
如今,他惦记着通过阿里音乐一搏后能当上企业家。“现在不能叫企业家,因为还没证明呢。我现在是wannabe(想成为)企业家,什么时候能把wannabe去掉,就是真正的企业家了。”他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