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交大迁福泉(下)

□易盛刚

　　(续接上期)

　　当时，新入学的同学旅途十分艰辛，特别是沿海一带的学生。据1939年入学的老校友建筑大师杨裕球回忆：“从上海去贵州，其间大部分地区都已沦陷，交通阻断，困难重重。为了安全，找到了另外两位同学结伴，改走水路与坐火车。先坐轮船到香港，然后搭英国轮船前往越南海防。中途遇到暴风雨大海浪的袭击，十分可怕。我们都是穷学生，买的是最便宜的统舱，睡在甲板上，更加危险。我们三个人只得用绳子绑系起来，以免发生意外。幸好风浪过去，平安到了海防。从海防到云南昆明要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因山地崎岖，又是窄轨，车厢较小，爬坡速度又低，歹徒就乘机抢劫旅客行李，然后跳车逃走，旅客们无可奈何。当时一位同学坐在车门边，未加注意，箱子被抢，损失惨重。抵达昆明后，未作休息，再乘汽车前往贵阳，又转往平越。终于结束了三个多星期的跋涉，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另外一位1939年入学的乐兑谦校友也是经上海、海防、昆明、贵阳到平越的。他回忆从昆明乘汽车的艰难情况时说：由昆明去贵阳，当时只能乘西南公路局的长途客车。但因车少客多，购票者需预先登记，并交纳相当多的登记费，还要等上个把月才能买到票。我在昆明举目无亲，真要等一个月，不但食宿费用无保证，买车票的钱也要成问题，所以我没有去登记。听说由昆明去贵阳，有私人开办的货运公司，汽车司机往往私下带客，当时称为‘带黄鱼’。我那时年轻无知，以为带黄鱼是正当行为，于是我走到一家运输公司去问：‘老板，你们去贵阳的汽车带黄鱼吗?’谁知老板把桌子一拍，站起来骂道：‘你小子胡说个啥!什么黄鱼黄鱼的!’我被吓得哑口无言，拔腿就跑。此时已近傍晚时分，我垂头丧气地在街上漫走，无意之间走到一个门面很窄的小旅行社门口，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推门进去，里面只有一个办事人员。我问：‘先生，你这里代办去贵阳的汽车票吗?’那位先生回答：‘这里刚刚有人送来一张去贵阳的退票，是明天的，你要不要?’我急切地说：‘要，当然要。’我一面说，一面掏钱。买到了明天就可以走的票，我高兴极了。次日一早便离开昆明北上，汽车走了好几天才到贵阳，随后又搭另一辆汽车到马场坪，最后步行十余里到平越县城，这才到了学校。我赶快去教务注册，办事的老师说：“如果你再晚来三天，就要除名了。”好险呢!由此可见，当时来校报到是多么的艰难。”据当时在福泉交大实习徐僖院士(中国高分子科学首席科学家)讲：在福泉(平越)的交大师生家属和流亡到福泉借读的学生(均带有家属)有1000余人，吃住非常艰难，我经常要到县城的餐馆刮碟收点剩菜剩饭补充家人吃饭问题，那时叫吃“两头翩”，意思是：“在餐馆门前把头先伸进去左翩头看一下、右翩头看一下有没有熟悉师生，没有，就赶紧找餐馆老板弄点剩菜剩饭回家”。

　　在平越这六年中，学校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平安宁静的福泉校园没有遭受一次日机轰炸，交大招生得到迅速恢复和扩大，新招生1018人、在福泉就读过学生4068人、毕业生650人。1941年教师队伍更充实了，教学更正规了，读书更刻苦了，校内外的社会活动更活跃了，茅老聘请交通部刘织晶、陈茂康、浙江大学竺可桢、徐僖和各铁路局局长、工程师候家源、李中襄、杜镇远、赵祖康，美国机械工程的专家艺顿教授、麦克美纶博士来校任教，交大还经常邀请大夏大学夏元標教授讲《新物理学与文明之毁灭》、通缉大学胡树辑教授讲《十年间的上海市政工程》、茅以升校长讲《岩床探测术——地球物理学之运用》讲座活动，教育教学十分活跃，1942年2月15日为正月初一，茅老没有休息，他学校给200余名师生作《土壤力学》讲座活动，他将家人及亲戚好友为母亲(韩石渠)祝寿的300余块大洋设立石渠(土木工程)奖学金，奖励交大土木工程的优秀学生，学生们深受感动。师生们在福泉桐油灯下刻苦学习，积极储备知识能量报效祖国，一面利用课余时间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战话剧演出活动，向百姓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交大师生深入到离县城60余里远仙桥苗寨向苗族同胞宣传抗日救亡活动，5000多名福泉青年奔赴抗日前线保家卫国，交大民先队在县城中街创办平越民众教育馆，利用晚上时间为没有文化的市民和青少年上文化课教唱抗战歌曲，当时重庆中共南方局负责青年工作和教育工作负责人蒋南翔(余莫文)考察西迁贵州各大学后，评价国立交大贵州分校(国立唐山交大)是在贵州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最好的大学。交大学生徐采栋、王德懿、戴根发、徐大德等多人担任夜校教师。交大和当时平越县兼办了交大平越中山中学高中班，招收福泉周边县市、交大教职工子女、全国各省流亡的数十名高中学生就读，当时高中学生胡懋州曾任成都市市长、学生刘唐盛担任贵阳市城乡建设局局长、昆明市科协主席，学生黄棠、黄棣、陈尚廉、陈尚勤、成为清华大学水利工程专家、教授，付文斗、茅于冬、茅于燕、王为侠、万楷敏成为北京大学、台湾海军大学、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工程专家，等等。在此期间，国立交大在福泉办学期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作为的专家、学者、省部领导，他们当中有些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滇缅战争(美军翻译官)、滇缅公路修建、桂林(抗战)会战等，1200余人在建国后成为教育界、科技界、“两弹一星”、铁道工程、铁道管理、交通工程、建筑工程、冶金工程技术界的骨干和精英，专家、学者、教授，如张霈林、林秉南、佘峻南、徐采栋、邱竹贤、肖纪美等9人成为两院院士;陈能宽、姚桐斌成为“两弹一星”功勋、杨纪珂、黄棠、杨裕球等数十人成为建筑设计大师、建筑专家、桥梁专家等。徐采栋、杨纪珂、蒋学乐、胡懋州等10余人成为副省部级领导，为中国各项事业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福泉人民和交大师生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共同承担起办大学重任，造就出这样多栋梁之材而感到光荣。多少年来福泉人民尊师重教、爱国爱教的行动深深第感染交大学子和交大领导，各交大师生把福泉作为自已故乡，把福泉列为交大自主招生的生源地，签订交大与福泉人才培训、城市产业规划等。

　　再迁璧山

　　1944年11月，日寇向桂北发动进攻，儿月上、中旬，日寇在侵占桂林、柳州之后，又攻占黔南独山，黔东一片混乱。离独山仅百余公里的平越告急。国民党宪兵队宣称：平越已划为前线，交大贵州分校校舍即将进驻督战队。学校不得不考虑迁移。去遵义、去昆明、去重庆、还是去兰州?一时难以决断。学校当局于11月16日布告全校：暂时停止上课，尽快到重庆去集中，各班学生和少数单身教工先自行散去，其他教职工和家属也准备紧急迁移。教授们公推顾宜孙、王钧豪两位教授先行入川，与校友联系觅定校址。2月27日唐、平两院在重庆的校友聚会上，公推茅以升、李中襄、袁伯扬(他是上海交大管理学院毕业生，当时在交通部人事司任科长)为常委，特地组成。交大唐、平两院重庆校友会”，全力协助母校迁移。已经离散的学生正奔波在去重庆的途中。而其他尚未迁移的教职员工，在校友的帮助下，于12月上旬开始搬迁，离开辛苦经营六年的平越校舍。由于时间仓促，这些年惨淡积累起来的图书仪器，大部分损失了。在搬迁途中，一路上所到之处，都设有接待站，致使师生们虽长途跋涉，但吃住尚可获得解决。校友们的热情帮助，给逃难中的师生员工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45年1月3日，罗忠忱校长到达重庆，当晚邀请唐、平两院在渝校友，商讨复校地点。经会商，得知璧山丁家坳有一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有房屋可供使用，当即决定暂迁丁家坳复课。

　　校址确定后，着重维修房屋，购置家具，租借部分民房，借用图书、仪器等，开始紧张的复课准备，2月15日正式开学授课。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