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克俊 ：我的这一生

□本报记者 万里燕

　　前记：采访的时候，记者在董先生家中沙发上，与董先生相对而坐，面前一杯热茶，清香袅袅。采访很放松，没有按照惯常的“问-答”模式进行，董先生口才很好，和记者娓娓而谈。采访结束后，记者如同听了一个名叫“董克俊这一生”的故事。于是，在董先生的同意下，把这篇文章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写出来，以期读者也能与记者有相同的感受。

　　在重庆的岁月

　　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1937年，我在重庆李子坝出生了。我出生时情况很糟糕，几乎出不了医院，但总算活了下来，后来又染上肺结核，这在当时是无法治好的病，这导致我在之后的二十几年里经常生病，健康状况很不好。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外公任四川省银行行长，我家当时所住的“和丰别墅”就是外公在重庆的房产之一——一栋带花园的三层小洋楼。我的母亲很美，瓜子脸，双眼皮，丰润的嘴唇，弯弯的眉毛，身段窈窕，引来很多富家子弟的追求，最后选定了我父亲董学渊。我爷爷是做山货药材的，在上海、广州都开了分号，父亲从高中起就在上海美国教会学校读书，接受的是全盘西化教育。

　　大概因为身体原因，我对五六岁之前的记忆如同在雾中一般非常模糊。据母亲回忆，我启蒙较早，五岁多就上小学读书，但由于体弱多病，从未顺当的读完一个学期：一二年级未读完就直接上三年级，三年级读了一半停学，又接着上四年级，之后又停学……但还是名列前茅。父母一共六个孩子，我虽是老大，但父母对我爱护有加，把我当成一个玻璃娃娃，生怕不小心就碎了。休学的日子里，我总是去看江边的居民捕鱼，又或去追鸟、打鸟。上学——停学——上学、李子坝的山和鸟、嘉陵江的沙滩和鹅卵石构成了我整个童年的时光。

　　我启蒙虽早，但真正从书中认识生活是大概十岁时。我二伯很喜欢看书，经常给我讲岳飞、秦侩、隋唐演义之类的故事，后来特地买了一本《西游记》给我，那是我拥有的第一本书。后来，我逐渐用零用钱买了一些书，多是武侠类小说。书中描写的故事让我接触到社会生活性、乡土味以及西北和北京风味，其中还有些男女之间的描写，现在想来，对那时懵懂的我来说，应该是最早的性教育了。

　　解放后，1950年的一天，有军管会的人来到我家，随意付了一笔钱，将我家的房子收为国有，从此我们开始了租房的生活。1951-1954年，我们在曾家岩附近的建国村租房住，在那段时间里，看书和画画占了我几乎所有时间。那时常去两路口美国人赠送的罗斯福图书馆借书，读了《水浒》、《三国志》，也借《堂吉诃德》、《三剑客》、《失乐园》等等，可是看不太懂。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姐姐对我说：“小同学你还是先看些中国的故事书容易明白些，慢慢来。”拿了《义和团起义》给我。就这样，我随后看了不少有关这类的书，推开了中国历史的大门，受益深远。

　　之后在重庆，我们又搬过两次家，到了1955年，我父亲的单位迁到成都，全家随迁，我开始了在蓉城的生活。

　　“好吃、好玩、好闲”的成都

　　成都是一座悠闲的城市，随处可见很生活化的茶馆，从一早就有很多人坐在茶馆里，一整天、一碗茶，谈天说地，坐到傍晚。成都的小吃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龙抄手、赖汤圆、三大炮、燃面、担担面、酸辣粉、夫妻肺片……数不胜数。而成都也是个充满文化气息、历史悠久的城市：武侯祠、杜甫草堂、文殊院、青羊宫、都江堰……。

　　我居住在成都的时期，正是“大跃进”搞得鸡犬不宁的时候，我来回往返于父亲的建设工地和茶馆、公园之间，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同一个城市里，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互相挤压：在工地上，人们喊着“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之类的口号，日夜大干，半个月不休息，一个星期就建成一个巨大的厂房车间;而在茶馆和公园中，谈天的、说地的、喝茶的、遛鸟的……依然是成都千年来形成的那种舒缓闲适的生活方式。

　　成都的悠闲、文化和美食并没能缓解病魔的进攻。1958年底，我为了完成报社组织的任务到工厂去画“大跃进”场景写生，导致感冒，加剧了肺结核。咳嗽一个多月之后开始大吐血，送到医院的时候已失血过多昏迷。那时已经一脚踏进了鬼门关，也是命不该绝，硬生生靠着半个月的输液又从鬼门关挣脱回来。这次发病让我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那期间我思考了很多，想着我的病，想着今后的生活，想着我做艺术家的梦想……。就这样迎来了1959年的春天，因为搞“三线建设”，全家又随父亲单位迁居入黔。

　　命运的城市——贵阳

　　后来回想起来，贵阳是我命运的城市，在这里，我治好了病，走上了艺术之路，建立了家庭，成就了事业，这是我初到贵阳时完全没想到的。

　　我到贵阳时，依然咳嗽、发烧、咯血，到结核病院检查结果是要住院，后来就在花溪道上大水沟的结核病院住下了。这是个很新、很漂亮的建筑：前面山脚下是花溪河，后面山下是一个叫“竹林寨”的布依族村寨。住院期间，我除了画画，还拉二胡，搞黑板报的出版，当然也搞常规治疗。这次住院长达一年，病情虽未好转，也未恶化，再住院意义不大，我出院了。到了1963年，再次犯病让我又进入大水沟结核病院，这次，我的主治医生贾希久大夫建议我通过胸外科手术治疗肺结核，但这种手术刚开始推行，有一定风险。我通过仔细考虑，征求了父母的同意，接受了手术。这次手术分两次进行，到我1964年夏初出院时共历时八个月，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这之后，“四清”运动开始，紧接着是“文革”的大风暴，不仅这种胸外科手术全面停止，如果我当时还是病秧子，也无法熬过那段艰难的岁月。这次手术让我的身体彻底痊愈了，我将全副的精力和心思都转移到了艺术活动上来，并开始了新的人生。

　　命定的爱情邂逅

　　1966年10月，我报名参加到三线建设工地上劳动。一天清晨，我跟着工友乘车到了平坝县一个工地上，在等待分配住地时，我注意到一个女孩独自坐在一堆行李包间拉着二胡，一心沉醉在琴声里。10月下旬，工地工会组建演出队，选我到乐队，报到那天，又遇见那个拉二胡的女孩，慢慢我们接近起来，知道了她的名字——吕恒芬。恒芬的父亲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需官，后来被人栽了冤案，长期背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在当时，父母的成分对子女的影响非常大：恒芬成绩优秀，却因为家庭原因无法被大学录取，连找单位都十分困难。(董先生说到这里时，压低了声音，很贴心的不愿让妻子听到，又勾起伤心事。)

　　恒芬不是一个漂亮的人，但她沉静的身心对我有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她从不提及工作、工资这类问题，只要在一起，就够了。这在当时给了我非常珍贵的面对生活的信心。1968年10月，我们登记结婚了。

　　我们的结婚仪式在云岩村父亲留下的安装公司宿舍的两间套房里：自己刷白了墙面，油漆了地板，把旧床改了一下，拼成新床，用几块木板钉了个简式书架，墙上挂了我为恒芬画的素描头像和一些静物写生画，侧面挂了一把二胡和大三弦，作为我们爱情的见证。我们请客人吃喜糖、花生、葵花，这个简单而温馨的夜晚就是我们的人生盛典。不久后，恒芬开始呕吐喜酸，一个小生命开始了。

　　我的艺术之路

　　我的美术启蒙来自我的外公，小时他经常给我讲解一些国画的基本知识，还带我去朋友家看画，使我知道了很多关于画的事情，激发了我对绘画艺术的终身热爱。

　　1952年，我考入初中，没多久又因病休学，从此再也没有复学，这时期我开始了画画。首先是临摹一些米谷、方成等人的漫画，后来偶尔到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玩，撞见那里有工厂职工业余美术班，就混进去偷学，这是初次接触比较专业的美术教学。

　　1955年，我家搬到龙门浩摊子口，在这里遇见了一个西南美专的学生叫吴国城。我和他一起四处写生，他指点我如何用笔，如何画静物，让我豁然开朗，受益深远，奠定了我自学美术的基础。

　　在我身体不好的那些年里，只有画画能让我忘掉身体的孱弱多病，找到面对生活的自信。那时，我四处写生，也给很多人画头像、素描。有一次被龙门浩文化馆请去搞农业展览会的美术创作，我用比兴的画法创作的几幅作品得到一致好评，这是我学画后的首次创作。后来我买到一本《浅予速写》，从中我认识到了美专派的描写性写生和记录性素描速写的不足之处，一下将我对绘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我之后的艺术之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是在成都时，创作的一幅反映“灭四害”活动的作品《战果公布了》，发表在《四川日报》，因此被报社美术组聘请我为美术通讯员， 从此常有一些速写发表在报上。

　　我第一次住进大水沟结核病院时，对山脚下竹林寨的布依族农民使用马车拉农产品和运送肥料很感兴趣，产生了搞木刻版画的想法，创作出了第一幅木刻《送春肥》，寄到《贵州日报》三天后在头版发表出来，这一次的发表决定了我走版画创作的道路。因为这次发表，贵州美协接纳我为美协版画组成员，我终于和专业的画家们相会了，认识了王树艺、蒙绍华、秦元魁、吴家华、刘宗河、蒲国昌、潘中亮等等当时已有名气的画家们。

　　70年代初，我到了水城钢铁厂的建设工地，在森林般纵横穿插的工厂钢铁风景中，我发现了在自然风景中看不到的形式张力，其中的人物、钢铁、点线、交叉对我产生了十分刺激的画面新鲜感，我开始有意的支配这些元素到我的画面中去。之后我开始在生活现象中寻找形式，在创作中构建形式的魅力，把写生素描、速写转化为版画本体语言的形式探索，这种探索让我对艺术的认识完成了一次飞跃：我领悟到形式是现代艺术普遍的规律，艺术家对个人化的形式的把握才是独创的关键命门。

　　1979年，我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约，为冯雪峰先生即将出版的第二本寓言集作插图。我仔细思考后，确定了以中国式的线为形式语言的基本符号，在形式虚构中展现寓言性的插图手法构想，完成了近一百幅插图。1980年，《美术》杂志主编何溶要我就这批插图写一篇文章。1981年《美术》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雪峰寓言》木刻插图及我的论文《插图风格探索》，反响很大，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可以说，《雪峰寓言》插图版画奠定了我在版画界的地位，标志着我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画家。

　　1988年5月12日，这是我美术生涯中一个具有非常重要的纪念意义的日子——我的个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开幕。这次展览展出了十来幅大木刻版画和共一百幅的彩色、黑白作品，尤其巨大版画的强有力的视觉张力以及文化精神在美术界引起了轰动。这次个展是我在80年代中国产生的现代艺术思潮中的一个学术态度，表明我在中国艺术现代进程的个人方式。

　　上世纪90年代，我创作的重点转移到水墨(重彩)领域，完成了“碎片系列”、“漂浮系列”、“最后的风景系列”等，这些作品相继在各全国刊物上发表并参与了数次展览，标志着我向水墨转换取得成功。

　　领军“贵州美术现象”

　　上世纪80年代初，百废待兴，文艺的重建十分迫切，贵阳市委宣传部长牵头成立贵阳市文联筹备工作组，主持投票选举贵阳市美协主席。我没有美院学历，又是一个工厂出来的人，还十分年轻，最后投票选举当选为贵阳市美协主席是十分罕见的，但这也是后来产生“贵州美术现象”的契机。

　　我走马上任后，第一个工作计划就是多办展，凝聚会员的创作积极性。那时市美协、甚至市文联的条件都很差，办展没有场地，全向其他单位租借，但人们刚从“文革”放松下来，对文学艺术的渴求十分强烈，只要办展，就人潮涌动，画家们都很欣慰。有时在公园办展会收门票，市美协可分得一部分票款。这样一段时间后，美协有些收入，工作开展逐渐顺利起来。这些收入基本用在了工作开支和学术活动上，比如买美术用品、组织创作骨干写生等。1983年，北京版画家卜维勤到贵州写生，我请他为市美协会员做讲座，讲了很多新鲜的艺术信息和现代艺术观点，还破例支付了十元的费用。

　　我在市美协，和其他骨干一起做着很多当时“开先河”的工作，结果是明显的：贵阳画家在美协成立后的三、四年就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多作品不但能选入省级美展，有的还能选入全国性美展。在1988年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后，一批贵阳市美术家紧随其后：画家马正荣、廖志惠的展览，刘雍的个展，田世信的雕塑展，王平第二展版画作品展、王建三、熊红刚的蜡染、木刻、傩戏作品展，以及曹琼德办画展，先后在北京举办。这一连串的展事形成了全国关注的“贵州美术现象”。

　　世界上另一个“我”

　　“重”是“董”字去掉头上的草，留下长草的根基，我和恒芬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是希望他重重的长在大地之上。对于儿子，我和他母亲秉持的是“无为而治”的教育方针，即使对于画画，我也仅做些启发式提示，然后让他自己画。

　　董重小时候最喜欢画汽车和火车，十岁时对木刻产生了兴趣，刻了铁牛和水牛，在《少年报》发表出来，后来又刻了一组寓言木刻组画《谁是森林之王》，在省内报刊发表。1987年起，董重先后报考贵州艺术学校和中央美术学院，最后进入了北京中央美院的美术专业研修班，这段时间的学习成了他后来发展的潜在的动力。

　　1992年，上海美术馆破例给包括董重在内的三个贵阳青年画家办展览，并收藏了董重的两张画，这是董重在艺术道路上跨出的重要的一步。后来，董重在贵阳市委安排下到市青少年宫当了一名美术辅导老师，他在工作之余坚持油画创作，他的画视觉张力很强，个人性突出，表现性抽象性把握得已很地道。

　　1999年，董重调入市文联，在美协工作，他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创作路子：用一种完全平面的效果，表现一种既不是生活，也不是抽象形状的不真实的具体情境。他利用妄想式的荒唐、娱乐的手法，构成了他独特的、自成一体的艺术表现方式。

　　2003年，董重个人画展在创库开幕，后来他牵头创办了当代艺术画家社区——“城市零件”艺术工作室，几年之中，“城市零件”画家作品在各地展出，董重还被评选为《贵州都市报》贵阳市2007年年度人物。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我看到了一个和我不一样的董重。

　　“另类”的家庭成员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养狗，后来又养了一只猫，这些年有的来，有的走，一共四只猫、三只狗，到现在只有狗儿“黄老三”陪着我们。我对这些“另类”的家庭成员感情很深。我看着它们成长、老去、走失或永别，它们承载着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记忆，在它们身上，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感情。(采访的时候，黄老三跑出来拽着记者的裤腿，董先生说：“它也老了，想要人抱。”言语中流露出对家人般的温情。)

　　后记：

　　采访结束后，记者参观了董先生在家里的画室，有一幅画以大块的鲜艳用色和简洁、粗放的线条冲击进记者的眼中。董先生笑说因为青光眼影响，近来视力下降明显，于是在创作上尝试了另一种画风。记者拍摄这张画时，因为大大的画桌阻挡了空间，拍照效果不好。董先生便要记者站到画桌上去拍，并说没关系，我经常这样爬上爬下的。于是记者拍下了这张《农夫与螃蟹》。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故事，只是有的单薄，有的厚重，有的无趣，有的多彩。董先生的人生故事中，亲情、友情、爱情、人宠之情、病痛、追求、事业、成就……，所有这一切，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家鲜活多样的人生。正如他所说的：“艺术家不是孤独的独行客，至少我不是。”

　　董克俊

　　艺术简历

　　董克俊，男，1937年生，重庆人，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美协副主席、贵阳市美协主席、贵阳书画院院长。曾任第七、第八、第十届全国美展评委，第九届全国版画展评委。

　　1988年5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董克俊版画艺术展》;1992年在美国西雅图举办《原始的现代主义画家——董克俊版画展》;1993年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董克俊画展》;1996年在四川美术馆举办《痕迹深度中的精神——董克俊版画展》;1999年在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美术馆举办《董克俊画展》;2010年6月在贵阳美术馆举办《形式启蒙之路——董克俊当代艺术作品展》;2011年3月在新加坡斯民国际艺苑举办《刻刀下的黑与白——董克俊画展》。作品参加第一至四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北京世纪坛《世纪风骨——当代艺术100家展》、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的《“彩墨江山”当代重彩十二人展》、《新写意水墨画邀请展》、《印度国际双年展》等国内外大型画展。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贵阳美术馆、中国文化部、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神州版画博物馆、陕西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芬兰民俗博物馆、新加坡斯民艺苑等国内外艺术机构及收藏家收藏。其中，《雪峰寓言木刻插图》被中央美院、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四川神州博物馆、新加坡斯民艺苑、广东美术馆等收藏。

　　曾获“第九届中国版画优秀奖”、“鲁迅版画奖”、“首届风俗画大展二等奖”、“贵州文艺一等奖”。

　　出版有《董克俊版画集》《董克俊绘画作品集》《最后的风景——董克俊九十年代》《图像与社会中的艺术家——董克俊》《董克俊2001——2010绘画作品集》《刻刀下的黑与白》。

　　现任贵州省政协画院名誉院长，贵州民族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