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里，“耕读文明”是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智慧。近日，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共同组织召开“艺术展现贵州耕读文明”座谈会，与会老中青文艺工作者各抒己见，进行了深入研讨。

传承耕读文明　重塑乡土文化

——“艺术展现贵州耕读文明”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曾 丹

　　传统文化的沃土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座谈会上，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的耕读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耕读传家观念便深植人心。自南北朝以后，“耕以养身读以明道”便逐渐成为“齐家”的信条。以耕读结合为劝导的家教类书《颜氏家训》产生以后，古代不少知识分子皆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久而久之，遂形成了世代传承的“耕读文化”。

　　“中国的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

　　“农耕文明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础。”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顾久指出，中国的农耕文明集合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中国农耕文明提倡天人合一、节律等观念，家庭血缘的纽带、道德纲常对其影响深刻，提倡内圣外王的思想。

　　“耕读文化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遵义‘沙滩文化世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省社科院研究员黄万机认为，沙滩文化有丰硕的文化成果，它不仅大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外来文化的优点，同时又具有其所处地方的地域特色。从内容来看，大量著作是以地方史迹与民俗风情为描述研究对象。关于沙滩文人的诗词集和文集中的作品，大部分与贵州事物息息相关:有关于本地人物事迹的描写，有关于贵州当地山水风光的描写;另外也有反映本地社会状况、具有浓郁贵州风韵的作品。沙滩的文士们，毕生勤学苦读，形成闻名遐迩的“沙滩文化”。以沙滩文化为代表的贵州耕读文化，是贵州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在我国文化的历史长河里，‘耕读文明’是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智慧。”与会学者指出，如传统族谱(家训)所写的“耕为本务，读可荣身”，如陶渊明所诗所说的“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如城乡小康之家春联所书的，都从各个侧面反映，“耕读”传统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领先于世界农业水平的文明古国里，有着厚重的人文魅力。

　　贵州的耕读文明

　　“贵州特殊的区位、地形地貌、社会发展轨迹，使这片山地高原成为中国古代耕读文化的沃土。”专家指出，耕读文化在贵州古代经历了3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贵州耕读文化对中国耕读文化乃至社会进程，都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两汉时期是贵州耕读文化的奠基阶段，东汉时的尹珍是其代表人物。尹珍之后，任“犍为郡文学卒史”的舍人，著有《尔雅注》三卷，这是“汉儒释经之始”。这一学术成就既是贵州古代辉煌文化的一页，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化遗产。师从司马相如的盛览，返乡后授徒开启地方文教之门。这几位先贤，都是古代贵州“耕读文化”的奠基者。魏晋至宋元是耕读文化在贵州枝繁叶茂的时期。

　　南中之战后，诸葛亮在今贵州地区发展生产，传授百工技艺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举秀才贤良以补人才之不足，唐代充州(今黔东北一带)人赵国珍因功获授黔州观察使，后擢升为工部尚书。南宋末年的冉琎、冉璞兄弟，营造出改变中国数十年政治格局的合川钓鱼城等，皆是范例。明清之际，贵州耕读文化的特点是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贵州自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才获准开设乡试，仅仅300余年中出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三状元，一探花。这批人中，许多成了名臣、名家，他们的活动提升了贵州在全国的形象，客观上将黔省推向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

　　清中叶以郑、莫、黎为代表的沙滩文化现象;贵州工业路上第一人袁锦道;两次出任台湾，先任诸罗县知县、后以员外郎身份管理台湾的青岩骑龙村人周钟瑄;清末敢言新政的二品大员李端棻等，都是贵州耕读文化的骄傲。

　　历史学者、省方志办原主任范同寿指出， 历史上，贵州耕读文化在中国社会进程中曾有不小贡献，贵州特殊的区位、地形地貌、社会发展轨迹，使这片山地高原成为中国古代耕读文化的沃土。贵州耕读文化具有多元与共生并存的特点，贵州堪称为移民省，迁入贵州的民族，经过各民族若干世纪的辛勤开发，形成了今天大杂居，小聚居，多彩多姿的民族大家庭，耕读文化也表现出多元的特点。这种多元文化的保存与共生，在艺术展现贵州耕读文明时，绝不可忽视。

　　重塑乡土文化

　　“贵州耕读文明需要发展社会学的视野。”有学者指出，对贵州耕读文明，既需要看到今天的耕读文明与古代耕读文化的内在联系(即文化传承关系)，更要准确掌握当代耕读文明的内涵和特征，尽量展现当代贵州耕读文明的风采;更需要应用发展社会学的视野，用比较和历史的方法，描绘出由耕读文化向耕读文明的演进历程。

　　“农耕文明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化符号，而是一套价值系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贵州民族大学教授龙耀宏在发言中指出，这套系统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是有很多价值在渐渐丧失，而对当下有启发作用的不应该丢弃。家族关系就是农耕文明中一个值得被保留的部分，而农耕文明中还有很多精华的部分值得我们把它传承下去。如今发展贵州文化，不能只局限于保护文明本身，而是要注重文明与当下生活之间的关系。将其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当中，融入人们的精神和行为之中，这才是我们保存、发展贵州农耕文明乃至中国农耕文明的长久之道。

　　“‘耕读文明’我把它拓展理解为乡土文明。”省文联原副主席何光渝认为，如何艺术地再现贵州的乡土文化、乡土文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今已进入“后乡土社会”，后乡土中国所面临的是，旧有的乡土文化的整体性已不复存在，乡土现实在多样性中充满不确定性。这些，都给艺术地认识现实和把握现实带来极大的困惑和难度。这种困境，不仅属于创作者，更属于这个时代。对贵州的文艺创作，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贵州故事，讲好时代正能量的故事?文艺创作既要服从服务于大局，又要尊重创作主体的个性化表达。或许，纵的时间感(历史感)，横的空间感(地域感)，纵横相交而构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应当成为文艺家权衡自己创作路径和艺术质量的三个维度。中国梦当有文化作为;中国梦的贵州篇章亦应有自己的文化作为。

　　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顾问余未人在发言中说，耕读文明是历代中国农村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和人生追求。而少数民族不识汉字，它的“读”，是口头传承。贵州是“非遗”大省，“非遗”资源的发掘保护与运用具有广泛性与整体性的特点，非遗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但它不是碎片与孤岛，是有机结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具有共享性的特点，“非遗”不是特定民族、特定地区、特定群体独创或独享的文化。像六月六、赛龙舟、傩戏等习俗都是为多个族群所保有和传承的。处理好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保护者之间的关系，尊重每一个事项的特质性，寻找“非遗”文化的原真性、原地性。传承人口述史与数据库的建立是重要保护途径，承认并理解文化遗产自身的嬗变，意味着对它的尊重。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顾森认为，从文化保护来看，贵州的耕读文明是蕴藏在民间艺术之中的，如木雕、石雕、砖雕等等，所以，民间艺术是展现贵州耕读文明的一条重要纽带。保护好贵州的民间艺术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同时我们也不能只局限在发扬民间艺术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要保护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抓住文化中所存的鲜明特色，使得这些文化能够源远流长代代相传下去。在发扬方面，艺术不应该只是艺术家个人的对传统艺术理解的自我表达，更应该抓住传统耕读文化的细节。贵州农耕文明的信息密码都保留在民间，要想将这样的特色文化完整的表现出来，就要深入到贵州的文化风俗及其环境之中去，首先保护好这些民间“近在眼前的艺术”，从而以发扬贵州特色的耕读文明。

　　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索晓霞指出，耕读是贵州古代文人“诗意栖居”的一种生活方式。艺术如何深度展现耕读文化，一要用充满敬意的方式展示贵州耕读文化，二要用深入了解的方式展现贵州耕读文化，三要用充满创意的方式彰显贵州耕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