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0多年前，在那场规模空前的中华民族伟大抗战中，有正面战场、有敌后战场，还有一大批民族工商业人士倾其全部财力、物力支援抗战。尤其是那些以“实业救国”为奋斗理想的有识之士，为争取民族工业生存和发展，为大后方的军需民用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耀眼、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一群“有头有脸”的工商界人士，为实现全面抗战所付出的代价，其壮举、其悲壮，历史会永远铭记他们。

闪耀史册的民族工商业者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是毛泽东主席对抗战的论断。

　　在那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各爱国党派、社会阶层、社会团体及民族工商界人士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关系全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抗战中。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各界民众万众一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升华的“伟大的抗战精神”。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全国人民都应该看到：在那场规模空前的中华民族伟大抗战中，有正面战场、有敌后战场，还有一大批民族工商业人士倾其全部财力、物力支援抗战。尤其是那些以“实业救国”为奋斗理想的有识之士，为争取民族工业生存和发展，为大后方的军需民用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耀眼、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一群“有头有脸”的工商界人士，为实现全面抗战所付出的代价，其壮举、其悲壮，历史会永远铭记他们。

　　历史，不能忘却那些在伟大抗战中作出贡献的民族工商业者。

　　引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民间资本历史上一个简短的黄金时代。新一代以商人为主体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在民国成立后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随着市民社会开始建立，自由主义经济有了广泛的市场——以此为基础，中国民间资本的活跃，在1936年达到一个巅峰。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短暂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国难当头，多少怀揣“实业救国”理想的实业家救国梦破碎。为了抗战，有多少沿海地区的民族工业大规模内迁;有多少企业就地销毁关张;有多少厂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惨淡经营，全力支援抗战。

　　中国民族工商界人士在抗战岁月中表现出非凡的爱国行为及独特的经商智慧。他们不仅在逆境中奠基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同时为全面抗战提供了必要的经济、物资、装备等多方面支持。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

　　“中国船王”卢作孚：成功指挥“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的电报，要他立即赶到南京帮助草拟抗战总动员计划。随后，他特地从南京电告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卢作孚向民生公司全体员工宣布：“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自1937年8月13日开始，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形势万分危急。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500余家工厂必须立即撤退，还有大量的学校、科研机构及众多的职工、师生、伤病人员等要撤往后方。

　　民生公司担起抢运工作，除全力为搬迁的工厂、机关、学校撤运物资设备外，还昼夜不停地运出抗战将士奔赴前线。当时，四川要赶运4个师、2个独立旅到前方，民生公司集中所有的船，在2个星期内全部运送到宜昌。正是这些将士及时参加上海和南京保卫战，英勇抗击了日军的进攻。

　　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华北、华中、华南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40多座城市沦于日军手中。

　　1938年秋，武汉危在旦夕。其实在武汉失守前后，300公里外的宜昌已成为敌我双方注目的焦点。其重要战略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宜昌是长江的咽喉、入川的门户。

　　特别是在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于是，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纷纷向四川特别是向重庆搬迁。由此，大批人员、物资撤退成了战时交通运输的最大问题。

　　那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而火车线路被炸得七零八乱，已无法正常运行;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也无法找到那么多汽车，加之受飞机轰炸，公路几乎无法选择。因此，长江水道便成为入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为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彼时宜昌万分危急，人们正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因为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武汉等地匆忙撤出的工厂设备已陆续集中于此，杂乱无章地堆积在长江两岸和码头上。而从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人员，从各地撤到后方的学校师生也集中于此，大量难民拥塞在宜昌码头。亲历的美国记者描述说：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差不多10万吨机器，布满了上百英亩的地面，等待转运。而仅有的一点适于行驶三峡上游湍急流水的航运能力，却由于恐慌引起的谈判而陷于停顿。各个轮船公司挤满了吵闹的人群，运输的阻塞却丝毫没有减轻。近10万从各地撤下来准备入川的人焦急等待着。由于人多船少，他们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至一个月，但还是买不到船票。

　　情急之时，日本飞机又不断飞来轰炸。日军节节逼近，恐慌和不安更增添了混乱。尤其是，几乎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全部“家当”，完全集中在宜昌。可以说，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国民族工业的精华。

　　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着3家轮船公司，总吨位达9万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但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其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仅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而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到达宜昌，指挥一场后来被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东方敦刻尔克”的大撤退。10月25日，武汉沦陷。

　　摆在卢作孚面前的另一个严峻事实是：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2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尚能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很显然，所有的人和物资必须在40余天时间内运走。要完成这么大的运输量，仅以民生公司的运力计算，需要一年。

　　卢作孚到宜昌的当晚，就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彻夜开会，于次日清晨拿出了抢运方案。卢作孚采取的是“三段航运”：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以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

　　1938年12月，经过20多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不停地穿梭在峡江40天，成功完成宜昌大撤退。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被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工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那些撤退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的大批枪炮，为前线将士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在包括宜昌大撤退在内的抗战初期抢运中，民生公司先后有117人牺牲、76人致残。

　　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以生产抗战急需物资为主

　　范旭东是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奠基人。毛泽东主席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曾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不能忘记4个人。化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

　　1914年，有着日本留学经历的范旭东，开始实践自己“实业救国”的志向。他先后在国内建立多家工厂，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一家精盐工厂，还开办了当时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远东第一家化工厂——永利南京硫酸厂。

　　1937年，范旭东在南京兴建的永利硫酸厂，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硫酸铵不仅能生产化肥，还可以生产硝酸、制造炸药。很显然，该厂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就是这一年，日本军舰开入天津塘沽港。当时远在香港的范旭东，得知这一噩耗后，立即电告天津工厂的经理：拆迁设备，退出工厂，留津待命。同时，指派员工将厂内留下的部分资料集中在制碱炉内烧毁，部分图纸资料则秘密保存，为转移到后方建厂做好技术准备。在该厂经理的带领下，工厂人员拆散处理掉一些重要的仪表，拆除了当时属最新技术的蒸馏塔上的温度传感器;并将拆下来的仪器和图纸一起，由员工携带分批乘船南下，经香港到武汉和长沙，之后又陆续入川。正是那些最重要“技术本钱”，在后来成为大后方重建盐厂、碱厂的重要财富。

　　不久，范旭东在塘沽的企业落入日本人手中。位于南京的永利硫酸厂，也没能逃脱日军的侵害。

　　抗战初期，范旭东的工厂改生产化肥为生产硝酸铵，赶制炸药以供军需。当沪宁战争进入最危险之时，他痛下决心，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移;对那些大型、笨重而无法移动的设备，将仪表拆走，其余设备拆下投入长江。同时，他还安排全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向内地转移。范旭东抱定“宁可玉碎、不求瓦全”的信念，来实现一个实业家对抗战的决心。

　　那时，面对建好的工厂和刚投入正常生产的设备，范旭东只认定两条：其一，能拆的全拆，能带走的全带走;其二，能毁的就毁掉，要不就投江沉海。他对员工明确说：“我们不是逃难去了，而是创新业去。”

　　损失巨大的搬迁，严重的资金匮乏，搬迁路途及运输的艰难，包括人员的撤离，都没有使范旭东有半点怯步。他要利用这个时机，为中国在内地再造一个化工中心，为抗战提供最需要的军需物资。正是在大后方创办实业的决心支撑着他：1938年7月，范旭东很快在四川自流井开办久大自流井盐厂;同时，在四川犍为县五通桥开办永利川厂。范旭东建厂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为抗战生产急需的物资。1940年春，范旭东经香港、菲律宾到美国旧金山采购工厂技术设备和深井工程设备，办理通过中缅公路线抵达四川的运输事宜。他先后购买货运卡车200辆，除运输永利川厂所需设备器材外，还承担了抗日时期部分军需物资的运输任务。正是这条线路，成为支援抗战重要战略物资的“生命线”。

　　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在重庆逝世，终年62岁。使之安心的是，他终于看到了抗战胜利。在8年抗战中，他始终奔波在选址、建厂、生产及筹措资金、转移器材、购置、运输等征途中，思考着如何扩大生产以满足战时和前线需要。范旭东除了“实业救国”的事业，没有任何业余爱好，终因操劳过度致积劳成疾。当时，正在参加重庆和谈的蒋介石、毛泽东得知范旭东病逝后，中止会谈并一同前往沙坪坝范家凭吊。毛主席还亲笔书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

　　荣氏家族：世道变，商道不变靠实业兴国、护国、荣国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袭上海。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下，在沪的150余家兵工厂、机械制造等重工业企业内迁长江中游重镇武汉;更多的轻工业企业则在观望等待，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颇有影响的荣氏家族。

　　荣家第一代，主要是指“面粉大王”荣宗敬、“棉纺大王”荣德生。他们所创办的企业，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初创于1896年。至1931年，荣家企业已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创办面粉工厂和棉纺工厂21个。1932年，荣家企业的日产面粉能力达10万包，该数字约占除东北地区之外全国民族面粉工业总生产能力的1/3;同时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设备总数的1/5和1/4以上。

　　“8.13”淞沪抗战爆发，及之后上海、无锡相继陷落，荣氏兄弟苦心经营多年的荣家企业蒙受巨大损失。1937年11月25日，日军攻占无锡，无锡的面粉厂被日军付之一炬;茂新一厂被日军抢走4万袋面粉，后被放火焚烧，熊熊大火一直烧了5天5夜。仅几个月的时间，荣氏在沪、锡和济南的14个工厂均遭日寇毁坏和洗劫。

　　个性刚强、视企业如生命的荣宗敬五内俱焚。他痛恨、悲愤、绝望，一病不起。1938年1月4日避居香港，36天后的2月10日，含恨而逝。

　　荣氏家族面对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毅然选择留住上海。荣家的信条是：世道变了，但商道不变。1939年到1941年，他们借助上海租界重整旗鼓，尤其在这期间于上海租界所恢复的纱厂也得到发展，荣家的事业得以坚守。一方面，这为内地企业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持;更重要的是，抗战期间有多少面粉和小麦提供给中国军队做军粮，几乎无法有准确的数字。

　　抗战期间，荣家也有一部分企业迁往内地。1938年8月，有两家企业由汉口迁入重庆，次年1月和5月先后建成并开工。入川后荣家企业所生产的棉纱，全部用于抗战前线，经常是“供不应求”。荣家还把所有获利，全部用于在大后方建立一个更完整的企业。那些内迁企业，既为当地培养一大批掌握先进工业生产经验和企业管理理念的人才，同时满足战时物资急需，为全面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精神动力。这也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中国内地工业化的进程。

　　没有尾声

　　中国的抗战，是指1931年至1945年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胜利。正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民族工商界人士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如他们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

　　华中、华北地区的许多工商界人士抱着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省区，继续从事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上海著名实业家胡厥文等克服重重困难，积极组织民营厂商内迁;进步实业家沈鸿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将其五金厂的机器设备经西安迁往延安，为陕甘宁边区工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东南亚著名华侨陈嘉庚，于1938年10月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把南洋1000多万华侨组织起来，在海外广泛开展募捐活动，筹集抗战急需物资;还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在陈嘉庚的率领下，从1941年至1945年的4年半时间里，共捐款约15亿元，几乎相当于当时国民政府一年的军费。由于陈嘉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毛泽东主席以“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誉之。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重点写了卢作孚、范旭东、荣家在抗战中的片断。其实还有很多没有提到的人和事。

　　自尊者人尊、自重者人重、自敬者人敬，如何尊重历史，是对抗战胜利70周年最好的纪念。这是历史的意愿和选择，也是时代的意愿和选择，更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意愿和选择。

　　在那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大搏斗中，有多少中华儿女喋血沙场、为国捐躯、捐钱捐物、放弃小我，做出每一个人所能做出的贡献——不管当初具有何种信仰、属于何种党派，后来命运如何，都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尊重和敬意。

　　从松花江到长江再到珠江，有多少民族资本家和民族工商界人士，一直都站在对敌的最前线。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日寇军舰沿长江紧随其后。国民政府唯一的选择就是长江沉船，阻断航道。1937年8月和1938年4月，国民政府在江阴的鹅鼻嘴和马当组织了两次重大的沉船事件，国营的轮船招商局和民营的虞洽卿三北轮船公司、杜月笙的大达公司，还有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及民营的大通公司等都毅然参加。其悲壮，至今人们都可以想象。据资料记载，在宽阔的江面上，波涛汹涌，自沉的船只笛声鸣咽，船体倾覆。此两次沉船，招商局轮船损失40%、三北公司损失一半、民生公司损失惨重，杜月笙的大达及大通公司所有的轮船全数沉没。对日寇的另一类作战，也让杜月笙等“另类”人生得以改写：这一“黑帮老大”，在国家危难之时毫不犹豫地“捐献”出大达公司的所有船只，自沉长江。

　　让我们记住那些在抗战中作出贡献的民族工商界人士：陈嘉庚、卢作孚、范旭东、荣氏家族、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沈鸿、章乃器、杜月笙、刘鸿生、陈光普、虞洽卿、胡仲实、穆易……

　　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家群体

　　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家群体，大约形成于1938年至1939年之间，他们对西南、西北区域的工业开发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战爆发后，沿海及战区工厂举行大规模内迁。北起山西、山东、河南，东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齐向西南方移动。从1937年7月至1940年底，沿海、沿江民营厂矿有647家(工厂639家、矿业8家)共12万吨器材迁移内地。

　　从1938年至1939年，后方厂商的团体组织也相继成立。比较早的是1938年4月17日成立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同年7月4日，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四川分会在重庆成立;1939年9月19日，西南实业协会总会在重庆成立，张群、钱新之、周作民、何北衡、林继庸、范旭东等35人为理事，刘鸿生、卢作孚等15人为监事。1938年8月5日，中国全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主要工作为协助厂矿内迁，后撤至重庆组织开展大后方的工业合作运动。同年12月20日，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在重庆成立。当年成立的厂商组织还有在汉口的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后西迁重庆并成立湖南、西康、贵州、云南、陕西等地分会，又在《扫荡报》上刊行《生产建设》双月刊，“对于工商厂家颇多帮助”。1939年2月4日，中华工商协会在重庆成立，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共有200多个。

　　1938年至1939年初成立的工商团体，为解决战时后方企业建厂、生产、销售中的种种问题，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活动。其对加强后方企业家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推动后方地区军需品生产和工业生产，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陈嘉庚

卢作孚

范旭东

荣宗敬

抗战期间，“中国船王”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为战时物资、人员运输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