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绥阳(一)

□汪德仲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向卢沟桥发动攻击，中国驻军奋起抵抗，这标志着全国各民族抗战开始。“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反对退让的通电，这个通电是一个伟大的宣言书，它奠定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决心。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7月提交给国民党方面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的主张，基本得到蒋介石的认可，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至此，全国城乡掀起了抗日杀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高潮。

　　——省城遵义抗日救亡运动震撼着绥阳。早在抗战暴发前夕的1924年至1927年，绥阳就有30多个进步青年学生，如夏禄敏、杨书祥等，抱着“为国奋斗”的思想和决心，跑到四川涪州的学生营求学、有的到贵阳、遵义进政法学校、有的进师范、进专科学校求学等。1927年—1937年，绥阳外出求学人数的总和大大增加得多。这些进步青年学生，主要是受革命老区红军长征驻绥阳，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抗日所产生的影响，为报效国家而去求学的。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这些地区的学校时，首先就在学生和教师中引起强烈反响。在贵州的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发起组织了“贵州学生抗日救国团”，出版了《救国旬刊》，宣传抗日救国，并发动贵阳各学校学生摆课示威，上街游行，抵制日货等活动。贵阳山城，早在抗战暴发前夕，就秘密筹建贵州全省 “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或“贵州学联”)，后于1937年7月2日，在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贵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在学校开展救亡活动，还秘密油印《贵州学联》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学联《告同学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自此，党领导的贵州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在遵义已涌现出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团体，如“反帝拥苏同盟”、“黔北书店”、“读书会”、“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抗)等。“青抗”会是县当局组织的，但领导权实际是地下党掌握，他们团结和依靠陈福桐、潘明辉等一批进步青年，经过艰苦斗争，大力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战宣传，激发了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斗志。在遵、湄、桐三县的中共党组织积极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还一度筹划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游击武装，并把绥阳县划为抗日游击区。绥阳去省城和遵义求学的学生，在参加贵阳和遵义抗日救亡运动用写书信、寄报刊或回家乡口头相传的办法等将那里的救亡运动信息传给绥阳。1932年绥阳县留省、留遵学生李如堂、李如陶、李如齐、何显昌、刘光陪、刘光先、陈良英、陈庆元、卢亚烈、王裔林等在绥阳县举行反日游行示威并演出《虎口余生》、《咖啡店之夜》话剧。绥阳县朗四区留省、留遵学生王国全、杨天荣、丁维高、丁永生、裴避昌、梁彦标、曺元森、李国昌、曺良修、游家学、牟锡光、刘庆忠等，经县区批准成立《反日新剧团》连续在蒲老场两级小学内演出三个星期。演出的抗日节目由遵义县三中学生吴修榜等3人，特来绥阳进行异演，并得到在本区时任蒋丕绪旅的营长黄茂炎(后升团长)的大力支持。总之，通过这些宣传，进一步激起了绥阳和儒溪区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

　　——抗日志士的抗日救亡宣传振奋了绥阳。1937年全国处在抗日战争的高潮时期前后，不断来绥阳的抗战志士，向绥阳宣传抗日救亡。早在1924年，正在遵义中学读书的佘万能(即陈沂同志，新舟人)爱到雍文涛家书店看鲁迅先生的抗日书籍，并把鲁迅写的一本抗战书交绥阳王裔彬带回给青年们阅读。1937年佘万能来绥阳，在姐夫江工放家与同学冉隆坤(省教育厅督学)就当时的国事发表自己见解，佘说：“1936年西安事变，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不杀蒋介石，主张全国一致抗日，共产党真的为国为民”。冉对此持相反的意见，双方发生争执，佘怕他告密，随即离开了绥阳。遵义中学历来出现不少共产党人，如雍文涛、佘万能、周林、韩念龙等，他们为了壮大党的组织和抗日力量，不断引进有志之士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沂引进郑场接址肖家坝的肖健(解放初任绥阳教育科长)等人到陕北，雍文涛在鄂西引进我县陈兴仲并发展为党员，为党培养抗日骨干。1943年地下党员温凯廷(绥桐工委副书记)、张群英到绥阳建立“中共绥阳特支”，发展郑畸石、魏萍、何桂臣为党员，增添抗日骨干力量。温到绥阳时正置抗日战争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党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决定在川、黔边地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任温为抗日救国军司令员。温在绥阳的各界人士中，大力阐述我党“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温的知识广博，常与人谈古论今，特别谈到日本侵略中国，占我河山，杀我同胞，能引起大家动听同情，都认为温有文化，对抗战形势有见解，如陈凤楼先生(清举人)同温谈到国共矛盾时说，我儿子回家讲，国民党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温以古人“兄弟阉于墙外御其侮”来回答，主张国共应该合作打日本才好，陈连声称对。温在听张泽民、代晴山摆李公朴、闻一多、马寅初教授主张没收“四大家族”的财产拿来抗日，可免老百姓捐税捐款，温说，拿“四大家族”的一半，也够打(日本)好几年的丈啊!由于温在绥阳各界人士中宣传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大力推动了绥阳的抗日救亡活动。地下党员石仲达(县民教馆馆长)与馆员郑奇石(兼绥中美术)在绥中教学中出版《诗与木刻》进行抗日宣传，在这本书中刊有《逃亡》、《被炸后》的画与诗。木刻的《逃亡》，显示出祖国的田园和村庄，被敌人(日本人)的炸弹炸毁了，难民们就在一片火海中逃亡。在《轰炸后》的木刻诗画中吟道：“城空，屋空，人的心也空，遍地是血迹，满天是烟尘，到处是凄凉，到处是死亡……，这些炸弹使人失掉了家园，背负着苦难”。这首《轰炸后》的木刻诗画，既是描述日本鬼子轰炸悲惨场面的写照，又是对日侵略罪行的控诉。这个木刻的本子，在民教馆展出，更激起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罪行的无比愤慨。同时，“中共绥阳特支”还在绥、遵、桐三县交界地的枧坝小学建立据点，着力开展地下工作与抗日宣传，他们用鲁迅和进步作家的抗日作品，如《药》、《祝福》、《地球……我的母亲》、《魔鬼的自述》、《遭难的海》、《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河唱》、《最后一课》等革命抗日歌曲的教唱，唤起人民和学生要站起来反对日本侵略保卫国家。为了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特支还选准杉木箐为据点，并由共产党员代培宇、胡晓风绘制了枧坝乡一带9个乡的游击区，交中共重庆南方局冯乃超，为开展抗日游击区作准备。当时，地下党南方局指派张光照(四川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回老家遵义县，协助先期派遣进驻尚稽区赖卫民准备武装斗争，也把绥阳县划定为黔北抗日游击区，以共同抗日。由胡晓风(作曲家)作曲、李培根(绥桐工委书记)作词的《娄山盐夫曲》与抗日歌曲一起在学生和群众中教唱与传唱，使山区人民懂得为什么要抗战的道理。

　　1940年，从安龙来到绥阳中学任音乐老师的龚步侠，更是把绥中办成了抗日的先锋阵地，他负责绥中全校的音乐课程，在任教一年多的时间里，不仅教会三百多同学会唱《黄水遥》、《黄河颂》、《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游击乐》、《游击队之歌》、《臭虫歌》、《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还唤起了全校师生的爱国热情，掀起了抗日的宣传高潮。当时学校行政与县当局利用假期以绥中为主体组成6支抗日宣传队，利用赶场天走上街头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分赴全县各区农村大、小场镇宣传抗日，为民众演唱抗日歌曲，表演话剧。龚老师不仅一丝不苟地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而且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编导者和演员。他在绥中编排演出的《黄花曲》，就是一幕宣传抗日救国的好戏。该戏由赵凤英同学主演女主角，韦盛和同学演男主角，主要反映了妻子送郎爱国参军抗日的生动情景，激励着人们奋起抗日的激情。龚老师还自编自演了《牺牲的战士》的话剧，表现了一个抗日牺牲的爱国者在临终时嘱抚战友抚育遗孤，为国家民族报仇雪耻的高尚爱国情操。龚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非常深动感人，全校师生和县城各阶层观众无不流泪哭泣。在演出中，龚老师指挥排演的《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铿锵有力，使人亲临其境，并在心中燃烧起激情抗日的烈火。绥阳中学还成立了《绥阳中学学生自治会》并创办了《绥中学生》刊，一、二、三年级学生分别发表了《公理不足特》、《没有斗争便是灭亡》、《送出征军人》等文章，并发表有关救亡作品，创刊号发表了“送出征军人”的诗歌，宣传抗日爱国。绥中的抗日宣传活动，当时也带动了标小(今洋小)、国盛小学也纷纷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每逢赶场，县城的学生组织起来沿街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保卫中华”等口号，在大十字和魁星楼闹市地点进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后代，我们起来吧，赶走日本鬼子，保卫河山!”的演讲，晚上师生们提着灯笼，举起火把沿街游行，其抗日口号声、歌声此起彼落，回荡着县城。在绥中的旺草同学高射坤、杨林等组织的抗日宣传队，不仅在旺草场上宣传，还分别到红光坝、虾爬口、茅垭等场镇去作抗日宣传，并为前线的抗日将士募捐寒衣。儒溪区在绥中的同学也参加宣传队回到蒲老场，与当地宣传人员一起，在原乡公所门前挞起台子演出。有一位穿着5号运动服装的女宣传队员演唱《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故乡……那年，那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场?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这首歌曲《松花江上》在演唱中，不时为“打倒日本侵略者”、“还我河山”等口号声把歌声打断。这是我在小学读书时亲身目暏的事实。我的父亲被时任保长派去绥阳保进队操壮丁，父亲是个木匠，去后就干了半年的木工活，但他也参加了抗日歌曲的学唱，回家后，都能唱四五首抗日歌曲。这些抗日活动的开展，使绥阳这个小县城激荡着阵阵雄壮的抗日歌声，激发起全县城乡民众抗战爱国激情，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县城民众纷纷抵制和焚烧日货，各界人士积极为前线将士募捐，拥护抗日征兵。在抗战热忱的高潮中，绥阳中学、郑场小学的校长和教师编出校歌，在学校师生和群众中歌唱，以激励他们起来抗日。绥阳中学由于大力掀起抗战活动，获得人们赞誉，被称其为绥阳“学府”。正当抗日宣传活动蓬勃高潮之际，国民党县党部一些要员出来，破坏和扼杀这场情绪激昂的抗日活动，首先对龚老师罗织罪名，扬言要把他抓起来，但经学校多方说理斗争，使龚才免遭逮捕而离开了绥阳。县城民众和绥中学生都思念龚老师，说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就是一个有民族气节抗日的中国人。县党部的一些要员，赶走龚老师还不甘心，还把绥中宣传队的队员都集体发展为国民党员，企图控制抗日宣传活动，但绥阳的抗战歌声并没有从此消失，而抗日的烽火总是越烧越旺。

　　——抗日阵亡将士的血迹更激起绥阳儿女的抗战怒潮。绥阳县在抗日前线阵亡的烈士上千人，但只有母克邦和彭镇璞烈士阵亡的消息和遗体传送到绥阳，激起了绥阳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愤怒。那时，绥阳抗日救亡的气氛是非常浓烈的，当抗日英雄的壮烈牺牲，更使绥阳抗日烽火燃烧得更旺。中国陆军121师66团输送连上尉连长母克邦，在湖北广济抗日不幸阵亡，此信息传给其家父敬臣，他不故万分悲痛的心情，而站在县城大十字挥泪口诛日寇的滔天罪行，并鼓励号召人民送子参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国家，进一步激起了绥阳各界的抗日热潮。1939年农历4月17日，新8师22团彭镇璞团长在浮山抗日阵地殉国，年仅29岁，当时军委追赠他为陆军少将军衔，授于他抗日阵亡烈士。彭团长遗体用桐木棺材收殓，并精心密封后，派部属九连五班长魏亚军和烈士的四弟九连连长彭镇琏护送回乡，辗转历时半年之久，灵枢安抵绥阳县之日，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广大群众、中小学校全体师生，都在西门外黄土坎列队迎候。灵枢立标：”抗日阵亡陆军九十三军少将团长彭镇璞烈士之灵”，其左右由彭、魏全副武装护灵。通过接灵后，一时鞭炮齐鸣，接灵群众汇成洪流进城，两侧街道人山人海，示以默哀。在街心上立有数座牌坊，上书有“浩气长存”、“流芳百世”、“虽死犹生”、“乡国之光”等横幅。在县城召开万人云集的追悼大会，会场横标是“精神不死”，主持人致悼词后，由四弟彭镇琏致谢词。大会词毕，万人举手振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祖国神智领土!”“打倒日寇，誓死抗战到底”!“为阵亡烈士复仇”!……绥阳人民对为国捐躯的彭镇璞烈士，既为他的英勇牺牲无比哀痛，又为他为国献身而自豪。绥阳名人谌继虞先生特书挽联悼念：“志士终能成仁，未獲痛饮黄龙，建纛扶桑，遗憾终同岳忠武;将军不亡死难，博得名留青史，功标同柱，壮略不让马伏波”。绥阳名人丁怀仁先生也为抗日光荣牺牲的彭镇璞团长也书联悼念：“军界固多才惟临难捐躯精神不死问有几;民族思酬德只荐馨设祀悼亡泣隐哭无双”，“为民族捐躯留得精神不死;替国家效忠咸钦浩气长存”。当故灵车开至故乡郑场时，那里的机关职员、学校师生、社会团体，广大群众和烈士亲属都出来迎接，并在一片悲愤哭泣声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其《悼词》、《祭文》悲痛而壮烈，随即家乡人民将彭镇璞烈士遗体安葬于郑场狮子山麓的“避袁洞”左侧，人们都默奠他好好的安息吧!这一切对全县人民抗日救亡影响极大。绥阳县儒溪小学，在抗日战争初期，就以饱满的热情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并成立了“绥阳县蒲老场男女小学儿童抗日救国团”，他们在悼念彭镇璞、母克邦烈士的日子里，又传来蒲老场抗日战士壮烈牺牲的信息，在“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日之际，以该团名义，在遵、绥通道去遵的左侧 风门垭竖立一座“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以表示他们反对日本的侵略、不忘国仇和向抗日英烈致敬学习的思想情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