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任性和为官不为都须关进“笼子”里

□敬一山

　　“两会”闭幕之日，有“明星官员”之称的仇和落马。仇和曾因“敢言实干”被称为“官场另类”，并引起媒体对“仇和现象”的讨论，被视为“任性”的官员。然而，仇和的任性相对而言，一些官员也存在为官不为的现象，对各项社会事业该面临的工作任务不愿担当、不敢担当。既要治理为官不为，又要防范权力任性，也是当前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仇和虽然落马，但对于他过去的所有任性行为，旁观者恐怕依旧难以取得共识。今后如果再出现“任性官员”，该怎么来评估他的行为，又该如何保证“任性”官员“不任性”?

　　落马之前的仇和，是一类官员的典型代表——他们作风强硬，敢想敢干，尽管争议不断，但如仇和自己所言，“仕途却是一路惊喜”。如今，仇和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尽管这可能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但一个符号性官员仕途的戏剧性变化，还是再度触动人们思考该如何看待“任性官员”。

　　重温仇和的为官之路，以及舆论对其的争议历程，我们会发现几组矛盾总是或隐或显地贯穿其中。比如，多数和少数。“卖”和“拆”，可以说是仇和一路走来的两大“法宝”，从企事业单位，到医院、学校，都曾是他出卖的选项;拆迁当然更是拿手好戏。这两大“法宝”在使用过程中，最容易面对“多数”和“少数”的冲突。

　　“任性官员”往往会宣称，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做出适当牺牲也难免。事实上，在这种“大卖”和“大拆”之后，一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从中得利者会觉得官员能干，而利益受损者的意见，因为和“任性官员”立场相左，往往成为“沉默的声音”。在理论上，当然不能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就“强迫”少数人做出牺牲，但当“任性官员”迎合了所谓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意见似乎被极大边缘化了。否则难以解释任性官员们的“一路惊喜”和民间也并不少见的支持声。

　　再如，明规则和潜规则。很多支持“任性官员”的，往往是“复杂中国”论的支持者，觉得一个想干事的官员，在现实中面临的阻力太多，如果一切按照“明规则”来干，可能就束手束脚难有作为。所以只要把事干了、出成绩了，官员就算有些“潜规则”，也是可以理解的。极端的观点是，在“清廉的庸官”和“贪污的能吏”之间，宁愿选后者。所以，一旦这些“任性官员”确实折腾出了一些成绩，就容易让人忽略他们手段的正当与否。

　　仇和虽然落马，但对于他过去的所有任性行为，旁观者恐怕依旧难以取得共识。今后如果再出现“任性官员”，该怎么来评估他的行为，怎么保证搭配在官员身上的“任性”是个中性词乃至褒义词，而不被沦为贬义词?多数和少数之间，明规则和潜规则之间，官员该作何选择，或者这到底是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这是仇和留给我们的“任性”之问。答案方向不难明确——法治。无论官员有怎样良好的初衷，有怎样的雄心壮志，所做的一切都要经得起法治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