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寺庙文化的历史与内涵

□文/图 杨涛声

　　寺庙，是佛教建筑，起源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祖诞生地印度。在中国，寺庙不仅是佛教建筑，同样也是道教和儒教建筑，三教建筑大致相同，但仍有迥异之处。寺庙既是宗教信仰者办佛事、做道场、讲经伦、修行性、炼真身的场所，又是反映古近代各个时期历史文化动态、政治风云变幻、经济社会状况的敏感鉴证之地。距今长达3300多年历史的寺庙建筑记载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和宗教的兴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有史料载，先有佛法，后有寺庙。西汉初年，即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帝王刘邦为兴国安邦，对朝政实行变革。《汉书·元帝纪》称：“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故朝廷设置的各主要办事机构称为“寺”，其内政、外交、文教、军务等9个寺由皇帝统管。西汉建国不久，日益强盛，域外四邻来朝，到京都洛阳的各国使臣、商贾、僧侣、旅行者络绎不绝。印度国王特派第一批佛教使者入朝觐见高祖皇帝，并说明来中国传教佛法的意图。因佛教宗旨和佛法教义可助大汉民心安定，有利江山社稷稳固，刘邦帝便欣然应准佛教传入，还特意在朝廷中加设一“寺”，名“佛寺”，又称“鸿胪寺”。首批印度佛教使者居住此寺内，这寺就是后来所称的“白马寺”。该寺专管佛陀教育，其职能是翻译经典，讲解佛经，指导修行，以及承办佛事活动等。从那以后，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应的寺庙建筑在北方、中原一带的燕京、天津、长安、开封、许昌等地陆续出现。自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的800多年间，佛法的传播比较缓慢，寺庙建筑寥若晨星。直至北魏明元帝元年(420年)称帝，到孝武帝当朝的110余年间，佛法才得以迅速传播。各地兴建的寺庙拔地而起，从北方、中原一直蔓延到整个江南地区，北魏寺庙建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阶段。进入隋、唐、宋、元四朝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寺庙建筑又有进一步发展，唐代为鼎盛时期。白马寺、灵隐寺、少林寺、寒山寺、隆兴寺、清净寺、大相国寺、卧佛寺、塔尔寺、扎布伦寺、大云寺、广胜寺、天童寺等中国十大名寺就是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相继建成的。到了明清两朝，各地寺庙建筑又雨后春笋破土而立，呈现出旷日持久的欣荣景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趋势下，自明洪武元年(1386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的520余年间，上千座寺庙在边远的贵州高原上不断矗立涌现，其中黔东南地区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风格颇具特色。

　　黔东南地区的寺庙数量多，分布广，规模大，其原因有三：其一，黔东南历史悠久，具有汉民族血脉根基。中心城邑镇远始建于战国;秦为镡城县;汉称无阳县;隋属梓姜县;唐隶龙溪郡;宋名安夷县;元置镇远沿边招讨司;明改镇远府;清设镇远府县同城。地处黔东南苗岭山与湘西武陵山紧密相连的“千里苗疆”是楚国边域，历代朝廷派汉族将士长期驻守边陲重镇镇远。虽黔地有苗、侗、彝、水等夷人建立的夜郎国及其它诸国毗邻对峙，但内地汉民仍然在这里繁衍生息，给后来佛教传入和寺庙建立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其二，黔东南乃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启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事务。明朝初年，朝廷开始派使臣与东南亚缅甸、老挝、印度及西亚各国进行经贸和文化交流。在出湘入黔的黔东南青溪、镇远、施秉、黄平境内陆续开辟了鸡鸣关、铁溪、文德关、相见坡、诸葛洞、重安江等驿道和栈道。驿道必经镇远氵舞阳河上的祝圣桥，桥中央建状元楼，立楹联一副：“扫尽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劈开重夷路，缅人骑象过桥来。”联中生动形象的描述，说明这条“丝路”当时确实存在，且较为繁忙。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镇远城郊涌溪乡，农民曾在翻地耕耘时发现大象遗骸和象牙，这是有力的实物证据。据传那时有不少印度僧人骑着大象经镇远时，见此城青山环抱，绿水环绕，很有佛缘灵气，便留下来在城东中河山选址修建寺庙，以传播佛法，诵经拜佛，佛教就此传入黔东南。明嘉靖三年(1524年)，在中河山中元洞兴建的中元禅院后来成为黔东南，乃至湘黔两省著名的佛教圣地。其三，黔东南地理位置优越，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是内地移民来此定居生存和营造寺庙、传扬佛法的佳境福地。在古代的这片土地上，清水江、舞阳河两条“黄金水道”，孕育了黔东繁华商都镇远，富甲一方的木材商埠锦屏、天柱，黔桂边区物资集散地黎平、榕江和连接湘黔滇重要通道的施秉、黄平。内地汉民在战事平息之时，纷纷涌进黔东南各个城镇。移民中不乏各类人才，尤其能工巧匠颇多。他们都以经商为业，特别信奉宗教。为了求佛祭祀需要，众人捐资修建寺庙，由此这一地区的寺庙建筑才应运而生。除上述原因外，民间还有一说：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太祖朱元璋驾崩，传位其子朱允文，称惠帝。建文帝即位仅四年(1403年)，就被叔叔朱棣篡权夺位，当了永乐皇帝，建文帝逃匿无踪。朱棣掌朝后立即派亲信装扮成僧侣、商贾、郎中、浪人等远赴湘中、黔地、云滇边远的西南地区对其侦缉追捕。因传建文帝已削发为僧，故追踪者所到之处如遇清幽神秘之地便修建寺庙，以引诱建文帝就犯。他们经黔东南镇远、施秉、黄平等地时，见峰峦叠嶂，山奇水秀，云雾缭绕，似入仙境，就长期隐居于此，用僧人化缘，商家募捐等方式筹资兴建各种寺庙。至今黔东南不少寺庙是谁建造都无从知晓，也难以考证就是这个缘故。

　　从明清两朝到迄今为止，经历了600多年沧桑岁月考验洗礼的黔东南寺庙已形成了一种特殊固有的寺庙文化。这种寺庙文化集中体现在寺庙的数值存量、建筑风格、祭祀活动、人文内涵等几个方面。

　　寺庙数量的多少是寺庙文化兴衰的体现。《镇远府志·祠祀》载述：“先圣先贤，山川土谷之神，郡国所守，有其举之，莫敢废也。”意思是说，要提倡官方民众多建寺庙供奉圣贤，祭祀神佛，此为义举，切莫怠慢废弃。可见黔东南古人当时对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的重视和热心程度。从史料中得知，黔东南地区自明朝初年到民国早期，建有各种大小寺庙(含楼、阁、殿、坛、观、庵、宫、亭、祠、堂等)1200多座。以镇远、施秉、天柱、黄平四县为例：镇远有青龙寺、中元寺、吉祥寺、东山寺、寿佛寺、镇江寺、文庙、关帝庙、龙王庙、城隍庙、令公庙、火神庙、文昌阁、紫隍阁、魁星阁、大佛殿、四官殿、天后宫、北极宫、白衣庵、定西楼、文公祠、儗岘亭等110余座;施秉有报恩寺、华严寺、平宁寺、佛兴寺、文庙、武庙、马王庙、文昌阁、玉皇阁、观音阁、接引楼、先农坛、社稷坛、武侯祠、圣母祠、元都观、毛家庵等80余座;天柱有观音寺、罗汉寺、莲花寺、雷震寺、文庙、城隍庙、净神庙、马王庙、伏魔庙、关圣殿、青龙阁、三清观、永乐庵、禅静庵、三圣宫、环翠亭等70余座;黄平有飞云寺、观音寺、中山寺、西天寺、山神庙、雷神庙、文昌阁、万寿宫、天后宫等50余座。此外的黎平、从江、榕江、锦屏、剑河、邛水(今三穗)、思州(今岑巩)、雷山、台拱(今台江)、麻江、丹寨、炉山(今凯里)等县境内的寺庙也有许多，其数值存量当时应为贵州之冠。然而遗憾的是，经数百年历史风云的扫荡，天灾人祸的浩劫，现今全省寺庙绝大多数遭到损毁而荡然无存。从20世纪80年代末贵州省文化厅对全省文物普查获悉，各地寺庙仅遗存270余座，其中黔东南幸存80余座，仍居全省前列。但这笔数额巨大，无法挽回的寺庙文化遗产的损失，实在令人哀叹、痛惜!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宗教教种多，信众量大，传教面广，供宗教活动的寺庙遍及全国，在寺庙建筑风格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差异。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寺庙选址都在平原空旷地，建筑用材以土、石为主，多为西亚中东白色方形圆顶宫廷式建筑风格。大江南北、中原地区儒释道三教寺庙选址多为平川山野，建筑用材以泥、木、石为主，为以南北中轴线为主线合理布局的宫廷或园林式建筑风格。西藏地区藏传佛教寺庙选址均在雪域高原山脊上，建筑用材为土、木、石相结合，具有印度、尼泊尔宫殿式建筑风格。唯有西南地区的黔东南一带，寺庙因形就势，不拘一格，或依山傍水，或隐匿深山，或伫立街巷，有独具特色的风格。如建在悬崖峭壁上的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前临氵舞水，后依中河山，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之后明清两代陆续修建的寺庙有中元禅院、大雄宝殿、藏经楼、圣人殿、老君殿、万寿宫、观音殿、青龙寺等单体建筑33栋，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200平方米。大多数建筑飞檐翘角，贴壁凌空，气势恢宏，蔚为壮观。黄平飞云崖古建筑群建在东坡深山密林中，始建于明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寺庙有养云阁、接引阁、皇经阁、关圣殿、月潭寺、、滴翠亭等单体建筑20余栋，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850平方米。主体建筑依山傍崖，古树掩映，犹如人间仙境深藏在幽静山林之中。黎平南泉山古建筑群建在逶迤南泉山道的清泉边，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1606年)，有寺庙大佛殿、灵官殿、宝顶庵、天香阁、翠微亭等单体建筑10多栋，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建筑面积750平方米。整个建筑群被古树藤蔓萦绕，三泉分流聚合，吟唱悦耳潺声，是修身养性的奇妙佳境。至于建在城镇街巷的诸多寺庙，如岑巩的观音阁、镇远的炎帝宫、台江的文昌宫、锦屏的飞山庙、旧州的仁寿宫，就势选址而建，其建筑规模较小，但力求完美精致。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缘形态的原因，黔东南的寺庙建筑与其它地区的寺庙建筑有着某些不同的特殊风格。除建寺庙选址特别外，寺庙建筑材料的选择也很讲究，几乎全部采用青石为基，松、杉、柏、樟树为主料，完全是纯木质结构建筑。最令人惊叹的是，许多汉民族寺庙吸收、融入了土著苗侗少数民族民居建筑形式、风韵和意境。苗侗建筑的吊脚楼在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中得到合理运用，相互融合，充分体现。苗侗建筑的“美人靠”杆栏不仅在青龙洞、飞云崖建筑中展示得淋漓尽致，而且在黔东南各地的寺庙建筑中也得到普遍利用，并达到极佳的效果。这给汉族的寺庙增添了不少色泽和新意，可谓相得益彰，奇妙盎然，独放异彩。1986年我国著名文博、古建筑专家单士元、张开济、杜仙洲到古城镇远考察，在观赏青龙洞悬崖绝壁上的吊脚楼式的寺庙建筑后，赞不绝口，称此奇妙建筑不逊于山西悬空寺，且更具观赏性和研究价值。

　　在寺庙中供奉神佛，信众朝拜祭祀，是宗教活动的主要形式。自明朝初年到如今，这种祭祀活动在黔东南地区从未间断过。一位文博专家考证，明万历元年(1573年)至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222年间，黔东南儒释道三教寺庙逐年兴建，数量骤增，各类大小木、泥、石雕塑像约3600余尊。信众每年为佛祖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玉皇大帝、儒圣孔丘、海神妈祖、关帝、药王、财神等许多神佛拜谒祭祀。清光绪元年(1875年)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66年间，黔东南各地建寺庙达到极盛时间。各类神佛雕塑像约5400多尊。信众每年在寺庙举行各种祭祀活动达2000多次。在所有的寺庙中，镇远青龙洞的祭祀活动最频繁活跃，规模最大，参与的人数最多。其中供奉有5米高、塑金身、慈善威严的释迦牟尼佛祖像的中元禅院大雄宝殿，每日钟鼓和鸣、香烟缭绕，诵经不断。每年成千上万虔诚的佛教信徒都要千里迢迢从湘黔川三省各地前来朝山拜佛，中河山便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据传原印度总理尼赫鲁少年时曾随师从印度慕名来到青龙洞中元禅院传经拜佛。1956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期间，尼赫鲁还向周恩来总理询问过镇远中元禅院的情况，熟悉镇远的周总理对其作了满意的回答。这足以说明黔东南寺庙祭礼活动古今连绵不断，佛教文化影响深远，宗教历史源远流长。

　　寺庙不单纯是拜神求佛的祭祀场所，它包容着极为丰腴的人文内涵。从明初至今数百年间，黔东南信奉宗教的人数达百万之众。他们给寺庙注入了各自的理念、信仰与活力。皈衣宗教的僧侣、尼姑、道士入寺修炼者约一万多人。他们远离凡尘，在晨钟暮鼓的音律中熟读经文，潜心修行，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有史料载，清康乾时期镇远中元禅院大雄宝殿藏经楼曾藏有经书典藉万余卷，后惜毁于盗贼劫掠与无情火灾。楹联诗词是寺庙的诠译与灵魂，也是宗教文化的精髓之一。据黔东南州文物部门调查统计，州内各寺庙原有楹联约500余副，诗词160余首。现仅存80余副，30多首。例如至今尚存的镇远中元禅院大雄宝殿有一联曰：江南宝刹，蓟北丛林，三十年粥饭斋僧，已领略个中妙趣;舞水流青，屏山扬翠，八千里雪泥鸿爪，且欣赏此地风光。另有财神庙一联曰：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不做半点事，朝也拜，夕也拜，教我如何。以上妙联佳句不胜枚举，它给寺庙增添了光彩神韵和文风气质。庙会是宗教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清末民初，黔东南各地庙会盛行，每年为佛祖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庆生祝寿及其它神佛祭祀的庙会活动有数百次，逛庙会者多达数十万人次。演傩戏、玩杂耍、唱山歌、跳花灯、舞龙狮、划旱船、踩高桡、打金钱棍等民间传统艺术绚丽多彩，热闹非凡。庙会一直传承至今，尤以古城镇远青龙洞、四官殿庙会内容形式纷繁，民俗古风浓郁，深受当地民众和旅游者欢迎，并踊跃参与。此外，寺庙中精美的石刻、木雕、泥塑、彩绘、壁画、书法、佛乐、禅音、武术、斋饪等多种艺术形式，使寺庙文化得到提升和完善，更增添了寺庙的神秘感和无穷魅力。

　　黔东南的寺庙文化有着历史厚重的积淀和极其丰富的内涵。它是生活在这片广袤而富饶土地上汉、苗、侗等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勤劳的成果。现存不多、不可再生的寺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应当倍加珍惜和保护，并合理利用，使寺庙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以服务于黔东南及贵州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

黎平南泉山寺

锦屏隆里镇阳楼

祭祀海神妈祖的镇远天后宫

黄平旧州仁寿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