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文学读本(1980～2010)》总序

□何光渝

　　选编一套地方性文学读本丛书，集结、展示1980年至2010年间贵阳地区作家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以此作为“读贵阳”的基础，也为贵阳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贵阳文学的变化与进步，提供一种历史事实与文学镜像，参照与反思。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相对于当下文坛的过分躁动、喧嚣与炒作，大多数贵阳文学写作者的写作生活是很低调的。这种低调，表现为他们多是在基层，非“专业”，在鲜为人知的环境中，默默地、长期地、扎实地、艰苦地耕耘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挖掘着自己的那一口“深井”，为完成一部倾心以求的作品，不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低调，恰是对文学的尊重与对自我的修炼。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低调，使得多数的贵阳文学写作者及其作品不为“主流文坛”所熟悉;贵阳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也因写作者人数不多、文学规模不大，其文学的成就、价值和意义并不为主流文学研究者所熟悉。因不熟悉而陌生，因陌生而不可避免地被“遮蔽”。这是不公平的!这样的遭遇，是他们的痛，也是贵州文学之痛。于是，将这样一套《贵阳文学读本》丛书置于这样的文学现实中去审视，就会发现它对于当代贵州文学史的独特意义。

　　当然，按照选编这套丛书的整体构想，这里展示的，仅限于小说、诗歌、散文随笔三种形态，并非贵阳文学创作的全貌。入选作者的范围也限定为贵阳市作协会员，以及曾经或现今在贵阳市直属单位工作的作家。而且，按目前学界对当下中国文学版图“三分天下”(传统文学、市场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共识，入选作品大体上也仅限于传统文学。不过，没有任何选本能选入所有的优秀作品，也没有任何选本能顾及所有的方面。这套读本中，大体只是编者认为值得一读和记忆的作品。那些未能选入的，只能说“割爱”了。好在，这些必要的限定，并不妨碍读者们“窥一斑而知全豹”。

　　改革开放后30年的光阴，对于漫长的历史，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当我们站在30年后的这一端，回望30年前的那一端时，确有沧海桑田、恍若隔世之感!新中国建立后的这两个30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在文学上亦是如此。重读这些新新旧旧、长长短短的文学作品，从自己的记忆中，把多年来累积的、早已尘封抑或依然鲜活的阅读印象挖掘出来，在阅读中回望家乡贵阳及她的文学30年的历程时，慨叹依然。

　　如同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样，改革开放的30年，是贵阳及其文学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30年。我们当然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回眸、梳理、总结了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并反思当下文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概而言之，自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国家的经济开放促进了人们观念的开放，极大地激活了文学创作，贵阳的文学创作与全国大体同步，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还是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都堪称为传统文学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文学与国家命运、政治生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思想解放、引领潮流方面，在省内外都有不俗的影响(比如诗歌)。90年代，当国家市场化改革的价值取向确立并快速进入“市场社会”时，贵阳的文学虽然一时低迷，但一些作家适时转向，调整自己的写作出发点以适应读者文化消费趣味，创作出一批以市场为依托的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或今天所称的类型小说)，与此期间传统文学的创作乏力、踯躅不前形成鲜明对比。进入新世纪，由纸介(报纸、杂志、图书)，到声画(广播、电视)，再到数字(互联网、手机)，媒体完成了一次飞跃的质的革命。文学因此而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作家因此而进入了一种空前自由的创作状态，文学也因此而风生水起，多元、芜杂、浮躁、无序，异彩纷呈。在贵阳，传统文学、市场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写作及传播，各得其所，各领风骚。新世纪10年的贵阳文学，正是上个世纪最后20年文学的一个历史结果，是其合乎逻辑的发展。它更全面、更具发展深度地印证和体现了30年前新时期肇始时所标举的时代精神，这是一种在改革开放旗帜下一以贯之、面向未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进程。这是我们认识30年贵阳文学的基本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世纪80年代萌芽成长，到90年代的曲折迂回，再到当下的“三分天下”，当代贵阳文学在其本质和历史新维度上，正是我们时代现实性的“人的文学”。这是30年来贵阳文学的一个真实图景，一个真正的动态过程。

　　衡量一个区域文学的发展，当然不能仅看有多少数量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或省、市作协会员，而要看在此时段中，这里是否拥有、或拥有多少在全国、全省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所谓“影响力”，不是那种靠媒体操纵、刻意炒作、一哄而起的“轰动”，而是当所有的喧哗与躁动平复之后，沉淀下来让人甘之若饴、求之不得、受益无穷的真正影响。从文学的角度去评价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当然要从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去衡量、去判断。对贵阳文学近30年来的基本判断，当然亦是如此。

　　这30年，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就是这样纠结在一起。正是在这30年间，社会与文学相互印证、相互阐释。贵阳的文学写作者们找回了作为创作主体的地位，告别了“无我”和“非我”的时代，使文学以鲜明的个性呈现出自身的魅力，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喜人格局。从整体看，这30年间，贵阳文学的人文内涵和广度、文学功能得到了全方位的展开，文学的方法、题材、风格、样式得到了多样性的呈现，生产机制和书写方式得到了解放，作家队伍的构成层次有所拓展……这些，皆与30年前旧有的文学状态不可同日而语。这一切变化和进展，如今都浓缩蕴积在这套读本中。我们不难看到，在这30年间，贵阳的传统文学(亦即体制化文学，或曰以严肃文学为主的主流文学)的流程轨迹，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的，收获也一如既往的平实、稳当;虽然尚未出现在国内有更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但在波澜不惊的状态中，确实暗含着某些新质新变。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中，突出地显示出“现实”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普遍存在;本土性的文学精神，“现实”地直指世道人心、世态人情。这种根植于本土的、现实性的文学精神，在可预见的未来，或会成为文学的主导内容，从而有可能使贵阳文学在整体上具有现实的深度、道德的高度和思想的力度。这才是值得期待的。

　　在这里，还很有必要强调地方性写作的意义。在这套读本中，不难发现：一些写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自己的地方性书写，专注于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写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经验，写日常言谈的方言和语言，把文化、生活和地方的独特性描摹、记载下来。有的作品甚至有相当不俗的呈现，证明着文学创作地方性的美学魅力。但是，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地方韵味的弱化则比较明显。如果从这些作品中抹去出现的规定性地名，读者很难从作品的语言、叙事、人物生活及行为方式中辨识到不同的地方韵味，感觉不到其作品的地方性特色。特别是在专业性的集中阅读过程中，这种感受更为强烈。

　　从整体上来说，地方性写作是对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一个特定人群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模式的记录，也是民俗、民情的写照。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地方、多风格、多方言、多地域文化的国度，虽然中华文化在整体上有着共同性，但不同区域的文化皆有自身的区域性特征和样态。各地文人们记录着地方、地方历史、地方风土人情、地方掌故和地方文化性格，这种传统代代相袭，蔚为大观，传承着地方文化，对地方文学的培育至关重要，功莫大焉。在文化越来越交融、越来越趋同的今天，保持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从生态意义上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具有特殊的意义。地方性写作的意义，在于坚持地方性，而不是一味向强势“大文学”靠拢、看齐。当现代化大潮正在冲刷着传统文化的记忆时，文学理应起而捍卫记忆的尊严和对现实的承诺。

　　中国文学在民族统一性之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对于文学来说，“地方性”的弱化，地方趣味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便意味着文学个性的消失，意味着本地文学相对于“他”地文学意义的削弱。早有学者指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本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这种作用，有时隐蔽，有时显著，影响却非常深刻，不仅影响着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如今，文学作品中地方性的弱化，与当下现实中“城市化—现代化”潮流所引起的城乡格局的急遽巨变有关。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是地方性语言的文化特征的弱化。同时，全球化、网络语言的普及，也在消解着语言的地方性色彩。这种状态，在贵阳文学中同样存在着。因此，如何让自身的写作在变动的世界中呈现出“地方性”特点，如何既立足地方又超越地方，如何开拓自己的文化视野，如何处理好地方经验，如何在为一方土地写作的同时寻求到更为普遍的意义高度……如此等等，是当今文学写作者十分关注并探索的问题;自然也应该成为贵阳文学写作者们共同追求的目标。或许，这才是我们的“贵阳文学读本”在浩瀚文学之海中尚可识别的重要前提之一。

　　从近30年贵阳文学创作的整体状况看，已经有相当多的作家表现出对区域文化进行阐释的自觉冲动。当然，在不同时期，这种阐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品，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都很强，没有被动接受区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而是主动对它进行整合、提炼，从中升华出区域文化的精神;作品中有自己对生活、对人与人生、对社会的独立独特独到的观察、思考和价值判断，有原创性的发现和富于想象力的艺术追求，追求一种哲学的高度和思想的深度。但是，也有一些作品，对区域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变化缺乏真正的了解和体认，因此多半表现为炫新猎奇，仅根据想象、经验和零碎的书本知识，在作品中呈现出的所谓民俗、村史、族史之类，总免不了概念化、同质化和虚假的弊病。

　　时代在前进。当下很难再找到纯粹意义上的区域文化，一些地方性的风俗、习惯会逐渐消失，但区域文化作为整体，并不会最终淹没到主体文化之中。作家对区域文化的阐释和表现，无疑应该与时俱进。文化是文学的根，区域文化不仅是其滋生的土壤，同时也构成了它的基本内容。如果没有深厚的区域文化修养，如果没有在洞悉区域文化的基础上对它的深刻认同和自觉护卫，那么，所谓作家的地方意识、地方性写作，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说到底，文学实践不是一种热闹的“活动”，而是默默无闻的“劳作”，需要有更扎实的工作。文学最终是个性的、心灵的，文学的成长其实就是作家个体的成长。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予社会人心以导引，最终剩下的就只有消遣和涂抹，那则意味着沉沦。贵阳的文学写作者和组织者为呵护健康的文学生态付出了很多。这套“文学读本”就是一种实证。进而言之，在下一个30年间，贵阳文学的发展，能否从作家队伍的构成、创作实绩的整体水平，到产生社会效应的覆盖面、创作主体风格的形成等方面，具备更多一些流派性、地域性的特征呢?

　　回望贵阳文学30年的历程，不仅要评价既有的成就，也需要关注其曾经出现过的种种契机，更要寄期望于未来。尽管在若干人的心目中，文学已经“边缘化”，文学的基本价值受到置疑，意义被消解，审美功能被忽视，甚至被不加节制地当成游戏和娱乐。但改革开放30年来，较之以往，文学的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有了文学意义上的、更加广阔的翱翔空间。对于文学写作者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呢?

　　在新世纪到来之前15年，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他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一书中写道：“这一千年终结的表征也许就是：我们常常感到茫然，不知道在所谓的后工业化的技术时代文学和书籍会呈现什么面貌。我不想作太多的推测。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

　　希望我们的写作者和读者，也像卡尔维诺一样，对文学的前途充满信心，对贵阳的文学前途也要充满信心!

《贵阳文学读本(1980～2010)》

总编 袁政谦 戴 冰

贵州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