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

□王明相

　　在诸多的玩具中，看来只有麻将这东西最受人们喜爱。也只有它才在玩界经久不衰，备受人们的欢迎，享有不倒翁的地位。

　　对于麻将，著名学者梁启超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

　　麻将一般都需要四人来玩，人数不多也不少。四个人，象征着东西南北，四季花开，四人一桌，几乎就把各种脾性、情状都囊括了。其次是它的变化无穷。玩这种牌既要靠手气，更要靠智慧。它是智慧的较量，又是胆识的对决;既有赢的快感，更有输的刺激。成功与失败可以不断重复，不断体验，而这种成功与失败完全靠自己的眼光与智慧，靠冷静与沉着，因此成功的成就感与失败的挫败感特别强烈，玩起来常常出现大起大落、起承转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结果。人们在体验成功与失败时，可以说忘乎所以，能够使人能通宵达旦，夜不成寐。

　　麻将既适宜高智商人群，也适合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群体，老少咸宜，男女皆可，易于普及。所以，高智商的人们说，麻将里有哲学。文盲们也从中感受到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快感，各有所得。除此之外，我们是人口大国，闲人太多，长期以来又都要求不高，容易满足。因此，遇到麻将这东西，自然很容易沉陷其中了。

　　我对麻将不感兴趣，但不反对。在我的周围，可有许多熟人朋友，就不一样，几乎个个都喜欢。自己喜欢不说，还常常动员周边的亲人朋友参与。曾经有一位仁兄为动员我，对我论述麻将的种种好处。他说，麻将的好处实在太多，一是它是交际的最好工具，如果你想认识人，接交人，只要坐下来打几圈麻将，保管你出门就能够称兄道弟啦。尤其当今跑项目，争资金，直接送钱送物，人家不敢要，如果打打牌，那就不一样。二是它是识人的最好手段，牌品见人品，就是如此。只要一起打几局牌，这人的个性特征，涵养素养，心胸肚量，大局观念等等，就会一一了然。比如有的人赢得输不得，一输牌就拍桌子摔牌子，骂骂咧咧。有的涵养好，输赢好像都无所谓，即使在数钱给你时，都能始终纹丝不动，静如处子。有的很会照顾局面，看到有人一直没有和牌，就故意给对方创造机会，或者自己能打大牌却有意不打。这里面学问很深呢。他还说，打牌的好处还有第三，打牌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因为大家打牌都全神贯注，没时间去搬弄是非。等等这些，叫我听后不禁哈哈大笑。他还说，如有机会，争取到党校给干部搞一次麻将牌与行政的讲座。呜呼!难怪如今流传这样的段子：“打牌打得好，说明有头脑;打牌打得精，说明思路清;打牌打得细，说明懂经济;打牌不怕炸，说明胆子大;赢了不吱声，说明城府深;输了不投降，竞争意识强。”看来这个总结很恰当呀。

　　但是据相关史料记载，麻将的普及发展似乎都与家亡国恨联系在一起。

　　清末报刊和民国笔记记载，麻将的第一次发展自八国联军事件之后。清政府的无能造成了八国联军的侵入，慈禧太后与王公大臣们束手无策，郁闷不已。1903年，为排解慈禧和王公大臣的心愁，迎合他们的嗜好，内务府特到前门大街泰昌广货店，订制了一副用象牙雕成的麻将牌，专供他们娱乐。由此，上行下效，麻将和赌风于京师盛行。后来又读梁实秋先生的文章，他说八年抗战期间，后方有人很忙，忙得不可开交。可也有不少人很闲，闲得很无聊。而这些闲人大都很有钱，他们一般都是达官贵人，名人雅士，贵妇太太。于是这些很闲的人就纷纷搓起了麻将，麻将因此又得到了进一步弘扬。看来麻将这东西，就像鸦片一样，在国难来临，尤其在外族入侵，大量国民在忍受亡国之痛的时候，能给大众带来麻醉，带来安慰，使众人忘掉伤痛，得以苟延残喘。想来，它这功劳也还不小。

　　然而，说到打牌的坏处，胡适先生就认为它的耗时费神。他曾经这样计算过：“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这个计算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口比例，不是现在的情况。但就是当时计算看也是惊人的。难怪他不无痛心地说：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夜的吗?一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站着读书，便是老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胡适先生的这段话，如今听来仍依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呀。古人也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玩物丧志，就是如此。而且更可恶的是，如今往上跑项目，或是什么的，总是通过打牌的方式大行行贿受贿之风，使多少光明磊落的事，最后总是不明不白的被暗箱操作啦。

　　麻将，这个被誉为国粹的东西，自从它与玩和赌挂钩，其实就不是什么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