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保守”辨

　　苏东坡戴的一顶帽子很高，名曰“子瞻帽”，当时很走红。另外，别人还给他戴了一顶“政治帽子”，名曰“保守派”。

　　说苏东坡政治上保守，不愿意“兴革”，实在是冤枉了他。只要我们不再坚持“非白即黑”的哲学，多读读他的“进策”和“史评”，就知道他骨子里都主张变革。他的一篇《教战守策》就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政治家眼光。

　　纵观“熙宁变法”，他与王安石闹矛盾，讽喻“新政”，实质上是个“方法之争”，即王安石要“速变”，苏东坡要“渐变”。他曾多次向神宗皇帝慷慨陈言，在改除旧弊、富国强兵这一点上，他跟王安石的看法一致，至于用什么方法变革，他们之间差异太大。后来苏东坡还打比方给皇帝听：咱们国家现今就如一个久病体弱之人，只能逐步调理，对症下药，绝不能如王安石之法，施以“悍药毒石”，那样做，就会将患者折腾得元气丧尽，不可收拾了。

　　苏东坡既是文豪也是哲人。他相信老子讲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大国就像煎小鱼一样，心急翻来翻去，小鱼就碎了。必须耐着性子，循序渐进，等那小鱼的一面基本煎好了，再翻过来煎另一面，只有这样，煎出来的小鱼才完整、好吃。改革的道理也是一样。

　　无论身处逆境顺境，苏东坡都彰显出了政治家的风采。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当司马光重返政坛登上相位之后，硬要恢复差役制，废除免役法时，苏东坡此时任皇帝的秘书，他一股脑儿抛弃昔日所遭受的屈辱，勇敢地站出来抗争，主张不“因人废法”，认为不能全盘否定“新法”的成果，结果他跟司马光闹得很凶，以致落了个“王安石第二”的名声。

　　苏东坡也是个有名的廉吏，只不过是他的文名压住了他的“政声”。他的眼光始终盯着实际，特别是处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他一直不赞成“走极端”或“一风吹”。“熙宁变法”的结果，证实了他这位“通才”的预见。

　　苏东坡的思想并不保守，他那“渐变则民不扰”的政治主张，至今仍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美食家”辨

　　时隔九百余年，以苏东坡命名的“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鱼”之类，还在吸引着“吃货”们，人们大快朵颐之余，也许认为苏东坡这一辈子吃遍了山珍海味，只差飞机翅膀没有吃着了。

　　其实，这是个大大的误会。苏东坡一生坎坷，他两度在京城做官的时间都很短，在下面做地方官也是一贬再贬，领不到薪俸的时候多，偶尔有点积蓄，他又将其捐出来用作了公益事业。再说，他拖着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和一帮家丁，负担也重，因此他的吃喝实在“平民化”得很。

　　这位“百姓之友”的“吃经”之所以出名，除了他的文名鼎盛之外，主要在于他的烹调术的高明。他善于“粗菜细作”“粗粮细作”，吃得比一般人艺术一点，仅此而已。他在黄州流放务农时研制的“东坡肉”，就属平民美食，这有他的《食猪肉诗》为证：“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善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早晨起来打两碗，足饱自家君莫管。”

　　餐桌上有猪肉吃，这算是苏东坡一家的好光景了。怕就怕那“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窘境。好在苏东坡生性达观，又能使禅机落实于生活。在黄州期间，他还发明了一种可以同时煮汤和蒸饭的简易烹调法，美其名曰“东坡羹”。

　　苏东坡首次出任太守是在密州（今山东诸城），这在当时是个非常贫瘠的地方。此地的百姓有窝窝头当饭和枣子当菜的话，就要算是好年胜景了。苏东坡接任时，全境欠收，官员的薪俸锐减。他在《杞菊赋》的序言中说：“余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的。扪腹而笑。”这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看到厨房空空如也之时，也不得不到城郊野地去找枸杞和菊花当代食品。他的家僮虎儿吃了几个月玉米野菜糊糊，由小胖墩变成了小瘦子。而他自己坚持日食杞菊，过了较长一段日子，人也胖了，白了的头发也变成了黑丝。瞧吧，药草在他嘴里也成“美食”了。

　　后来，苏东坡谪贬海南，其弟苏辙也贬官岭南之雷州，兄弟俩难中相遇，结伴同往海边徐闻。途中一日饥甚，见道旁有卖汤饼者，苏东坡便叫儿子苏过买了两碗来，汤饼粗恶不可食，苏辙停筷叹息时，苏东坡已吞个精光。接着，苏东坡告诉老弟：“吞咽可也！你还咀嚼它干嘛？”苏辙望着长兄，苦苦一笑，也就试着吞咽起来。由此可见，苏东坡在长期的“罪官”生活中练就了吃粗恶食物的本领。

　　“北船不到米如珠”。苏东坡渡海到了海南儋耳（今儋州市）黎族杂居区，已是住无屋、吃无粮、疾无药的“三无”之境，大米当然就像珍珠那样稀罕了。年过花甲的他住在獠洞旁边的槟榔庵里，开始吃山边寻到的苍耳，还吃蔓箐、芦菔和苦菜等野生植物，他称之为“葛天氏之遗物”。后来有山竽作主食，陪伴他的小儿子苏过便仿效父亲昔日玉糁羹之作法，以山竽作羹，竟得奇香妙味。苏东坡连饮几口，高兴异常，遂吟成一绝：“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

　　这位“美食家”面对一碗只有些许滋味的山竽羹，就形容为“香似龙涎”，可见其吃喝之一般了。

　　“心如死灰”辨

　　苏东坡流放海南儋耳三年多，获赦北归时已是六十六岁的老翁了。途经镇江时，在金山寺看到李公麟（北宋名画家）所画东坡像，回顾一生，心湖难平，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东坡居士果真“心似已灰之木”了么？当他在大口岸广州露面时，人们看到他面色如墨，且口口声声说自己因罪多年被废除，不敢再居于士大夫的行列。由此，一般人以为大文豪苏东坡真正是看破了红尘，心如枯木一枝，死水一潭了。或者说，他已被一帮政敌的“巨斧”彻底砍倒，再也不是那个生性达观、热爱生活的翰林学士了。

　　如果这么评价被流放后的苏东坡，那就会对这位旷世奇才造成一个很大的误解。他在“二十四字生平论”的“破题”中巧用“已灰之木”，典出《庄子·齐物论》，说南部子綦的肉体已“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其精神则“似遗离人而立于独也”（《庄子·田子方》）。东坡居士妙喻自己经过数十年的“炼狱”，内心已升华到“忘情物我”，超然物外的境界，“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八声甘州》），自己早忘却了争虚名浮利的机心。

　　正因为如此，苏东坡不仅未看破红尘，而且时时当起了“山中宰相”。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正月初一，博罗县发生大火，全城毁焚。当时官府的要务是修建东西新桥，苏东坡变卖了自己的犀带，并动员苏辙之妇史氏将黄金首饰变卖，全部捐献出来。嗣后，他耳闻广州常发生瘟疫，百姓多染疾身亡时，即修书广州太守王古，介绍自己守杭时置医坊（公办医疗所）的办法，并教以竹管引泉之法，为除广州饮水不洁之弊，王古得书大喜，从言而行。

　　“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习惯了“罪官”生活的苏东坡，最后由惠州贬到天涯海角。他在蛮荒之地的儋耳，看到当地儋民一不耕种，二不打井，饥了以鱼鳅虾蟹为食，渴了饮用山沟边的咸水，有了病了呢，就请巫鬼去邪。作为“伟大文明使者”的他，一边作《和陶劝农六首》，告识字者广为传播，一边在新居前开辟了“种植园”，打出“东坡井”，以作示范。次年，通过黎族籍秀才黎子云等，又劝学办起了学堂（后命名“东坡书院”），传播华夏文明。

　　受尽人间炼狱之苦的苏东坡，遇赦北还依旧坦坦荡荡，雄风如昔。“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这是他北归经过大庾岭，求竹龙光寺时吟唱的诗句。他是大文豪，也是大哲学家。一个一生亲近自然，与百姓为友的哲人，当然不可能变成清教徒，也不可能变成心如死灰的酒鬼。

　　苏辙后来在为其兄所作的墓志铭中概括地说道：“公心如玉，焚而不灰。”笔者以为，这个结论应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