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无法律。”这是孟德斯鸠在《法意》一书里表达的大略意思。此言一出，迷信者众，迄今许多西人仍深信不疑。有的人还爱拿苏东坡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说事，以证明中国士大夫如何视读律为下品。其实这也是断章取义而已。“读书万卷不读律”，出自苏东坡的诗《戏子由》。子由者，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同样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宋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但“相不相有命焉”，兄弟俩以直言好谏忤权臣，双双仕途不顺。然而，患难与共，兄弟情深，反倒成就一段千古佳话，正如《宋史·苏辙传》所云：“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东坡爱开玩笑，跟自家兄弟子由更是如此。子由长得高大，住的房子却又小又矮，东坡就以这样几句诗调侃他：“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这几句诗正是《戏子由》的开头，紧随其后的就是“读书万卷不读律”，也还是在取笑子由，联系到后面那句“致君尧舜知无术”就会知道，苏东坡哪里是在主张“不读律”，相反，乃是讥讽子由不好好读律，这才得不到朝廷的重用。事实上，读律是大宋朝的一代风尚，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陈亮所言：“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虽然不能就此称宋代为法治社会，但自开国起便厉行法制却是事实。宋太祖常常亲录囚徒，专事钦恤。宋太宗更喜欢自己平断狱讼，甚至说：“朕恨不能亲决四方冤狱。”还曾下诏：“应朝臣、京官及幕职县官等，今后并须习读法令。”并且规定：“今后进士及第，并试律令大义、断案，据等第注官。”所以，宋代的科举官僚在进入仕途之前，大都经过了严格的法律训练。

　　苏轼也不外于此。嘉佑二年试礼部，他的策论题目就是《刑赏忠厚论》，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足可见其法律识见于一斑。后来，苏东坡还有不少文章论及法律问题，徐道隣就说过，“犯时不知”“醉不省记”，这都是现代刑法学里的重要学题，在唐宋法典都还没有正式规定时，东坡对此就有精辟阐发。话说苏轼试礼部那年的主考官正是文坛盟主欧阳修，得苏轼文，他欣喜异常，本欲点为第一，只因怀疑是其门客曾巩所作，为避嫌才忍痛改列第二。后来得知是苏轼之作，欧阳修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这话很快得到应验，苏东坡真的取代了老师的盟主地位，惟觉可惜的是，其法律才华也便被光辉所蔽，《宋史》本传只留下这样寥寥一笔：“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静敏，声闻亦远。”

　　东坡尝自谓：“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他虽则屡遭流放，大部分时间都在浪迹天涯，但毕竟也有过几次不俗的地方官经历，处理过的讼狱亦当为数不少。林语堂在为苏东坡作传时，也没忘掉他还有一个“心肠慈悲的法官”的身份。我也试图搜罗过苏东坡的判词，可惜坊间流传的只有几则戏谑之作。传说，在做杭州通判时，苏东坡审理过一起和尚杀妓案，这事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有记载：

　　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褛，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醺醺之下，又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只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词写成下面这个小调儿：“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东坡的判词虽说有些另类，但也开了先河，谓之“花判”鼻祖，应不为过。我们稍后还会专门谈谈历代“花判”，其中的师承因缘，当会令人会心一笑。却说苏东坡笔下的“花判”，也非一味沿用诗体，歇后语这种形式竟然也能用到。传说，九里山霸王庙里有个叫怀远的和尚，不守清规，心恋红尘，经常做出一些与出家人身份不符的事情来。一天，怀远径自下山，路遇一美妇，忍不住又来调戏，结果被乡民一顿痛殴。为免遭寺规惩处，怀远反而恶人先告状，将众乡民告到了徐州府。那时，徐州府的知州大人正是东坡，在查明事实真相后，他提笔写下这样的判语：“并州剪子苏州绦，扬州草鞋芜湖刀。”令怀远把判词拿回去自悟。怀远百思不解，后来听闻苏东坡的好友秦观来徐州拜访，就在衙门口等着向他请教。秦观看了判词，忍俊不禁：“这是歇后语的前半，后半都是——‘打得好！’”

　　秦观，也就是秦少游，婉约派一代词宗也。“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都是他的名句。苏东坡在徐州时，秦观曾慕名前来拜访，“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正是此行吐露的心声。苏东坡也将秦观视为“异代之宝”，称其“有屈宋之才”，并且劝其发奋读书，尽早登第。后来还专门致书王安石，向他举荐秦观，书云：“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他历数了秦观的好几个优点，“明练法律”也赫然在列，这又是苏东坡并不轻薄法律的又一铁证。秦观本人说得更直接：“昔者以诗书为本，法律为末；而近世以法律为实，诗书为名。”后来，秦观终于在元丰八年中了进士，经苏轼推荐，做了太学博士。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据称苏轼也“最善少游”，但成也苏轼，败也苏轼，苏轼被贬，秦观也受到牵连，巧合的是，他也被贬到“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的岭南。在他郁郁离世之后，苏轼沉痛地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清初诗人王渔阳雨泊高邮，念起秦观，写下过“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的诗句。而在秦观的诸多风流传说中，《苏小妹三难新郎》最为人道，冯梦龙还将它收进了《醒世恒言》。小说中的新郎，正是秦观；苏小妹的哥哥，恰是东坡。东坡感叹：“吾妹敏悟，吾所不及！若为男子，官位必胜于我矣！”苏小妹眼中的秦观则是：“今日聪明秀才，他年风流学士。可惜二苏同时，不然横行一世。”这样天造地设的一双，你情我愿，喜结良缘，自是佳话，但据信史云，苏小妹实乃虚构人物，秦观的妻子也另有其人。不过，人们似乎更情愿相信野史，认为苏小妹才应是秦观的一生佳偶。

　　按照《苏小妹三难新郎》的说法，宰相王安石亦曾向苏府提亲，但苏小妹看不上他那公子王雱，她的父亲苏洵苏老泉只好以小女貌丑为由搪塞过去。虽为戏说，但也不全是空穴来风，东坡父子确实跟王安石有过非同寻常的恩怨情仇。话说王安石“贤声日著，直达帝聪”之时，世人无不趋之若鹜，惟有苏老泉看他不顺眼，野史谓：“苏老泉见安石衣服诟鄙经月不洗面，以为不近人情，作《辨奸论》以刺之。”苏东坡也爱打趣揶揄王安石，但似乎没占到什么便宜。冯梦龙《警世通言》中专门有一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演绎此事。小说称：“东坡自恃聪明，颇多讥诮”，惹得荆公“恶其轻薄”，将其“左迁为湖州刺史”。真可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巧弄唇”。谁知苏东坡不长记性，又笑话荆公的《咏菊诗》不合常理，只是乱道。那两句诗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东坡讥笑不已，忍不住续上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结果是被荆公贬了个黄州团练副使，让他亲眼见识黄州菊花果然落瓣。

　　历史上，苏东坡确曾被贬至黄州，但肯定不是因了菊花，那是因为王安石当了宰相，实行变法，苏东坡却加入了反对派阵营。话说王安石“性子执拗，主意已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那边厢，苏东坡恰巧也是个坚持己见的人，看见不顺眼的事，“如蝇在食，吐之方快”。此番火星撞地球，等待苏东坡的，必是“如鸿风飞，流落四维”。《宋史·苏轼传》曾这样感叹：“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秉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苏轼之为苏轼，在于总有光风霁月之举。他与王安石，尽管在政治上背道而驰，在官场上针锋相对，却又在后者罢相之后前往江宁府探视，甚至动了与之结邻的心思，有诗为证：“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有人说，之所以能有这冰释前嫌的一幕，在于苏东坡的胸襟，也在于王安石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人。这一点，从王安石的另一个政界死敌司马光的态度上也能窥见一斑。在他眼里，王安石是政敌，也是良友，一如俗语所讲：“人品有真有伪，须要恶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恶。”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吐血而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他以宰相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竟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说到司马光与王安石，不能不说说北宋王朝天字第一号大案——登州阿云案。这本是一桩平常的案件，《宋史·许遵传》载：“初，云许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寝田舍，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欲加讯掠，乃吐实。”知县以谋杀亲夫罪将阿云判了死刑，并上报知州。知州许遵作出改判，理由是：“云纳采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意思是说，母服期间，订婚无效，所以谈不上谋杀亲夫，可免死。案子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均驳回了许遵的判决，认定阿云“违律为婚，谋杀亲夫”，处绞刑。许遵不服，再次上奏，刑部的意见也是“定如审刑、大理”。恰在这时，许遵被提拔为大理寺卿，他认为，“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若不论青红皂白，“一切按而杀之”，则会“塞其自首之路”，不符合“罪疑惟轻”的原则。最后，案子闹到了朝廷，宋神宗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

　　两位“大腕”出场，大戏拉开序幕。却说那司马光，早年也做过大理评事、开封府推官，王安石也是提点江东刑狱出身，对于推勘刑狱之事，都不陌生。待到各自审阅了案卷，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司马光支持刑部观点，依据来自《宋刑统》：杀人时，“于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其云：“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断狱。按律，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列。……云获贷死，已是宽恩，遵为之请，欲天下引以为例，开奸凶之路，长贼杀之源，非教之善者也。”王安石则支持许遵，依据是宋神宗的一道诏令：“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其云：“臣以为律疏假设条例，其于出罪，当举重以包轻。因盗伤人者斩，尚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于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然议者或谓谋杀已伤，情理有甚重者，若开自首，则或启奸。臣以为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敕许奏裁。若法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

　　其实，双方都在讲法，各有所据，争执的只是司法政策的宽严而已。无奈双方各不相让，一争就是一年之久。虽然最后通过宋神宗的一道敕令，采纳了王安石的观点，但据说，当十六年后王安石与宋神宗都相继去世时，六十七岁高龄的司马光出任宰相，实行了撤废王安石新法的“元祐更化”，对于阿云案，也重新拿出来“复申前议改焉”。野史还载，阿云终于被处死云云。

　　“登州阿云案”虽不是什么惊天大案，却由于司马光、王安石的参与，惊动了中国法制史。近千年间，争论没有止歇。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也对此案进行了详尽考证。我们无意在两位翰林学士之间选边站，只是感到，两位翰林学士各自对于法律问题的论辩，丝毫不亚于现代的律政大剧，而这一幕，竟是发生在一千年前的古代中国。诗人本色是法官，苏东坡、秦观、王安石，还应当加上司马光，只是我们随意拈出的几位代表，却不经意间勾勒出一份别样的图谱。梁启超曾云：“夫深山大泽，龙蛇生焉”，中国“其所以能占四大法系之一，而烂然有声于世界者，盖有由也”。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