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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古碑颂清风
 

原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1-01-22 15:44:11

  三秦大地,名碑荟萃。陕西历史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秦风颂廉——陕西廉政文物展》中,历代碑刻令人目不暇接。我们从中选择了三块碑记,一起领略背后的清廉故事。

  1、官箴碑:为官之道 公廉而已

  若要细数历史上有名的廉政碑刻,这方《官箴碑》一定不能忘记,至今它还屡被提及。这块碑的主体,是以下一段箴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为官之道无他,公正与廉洁而已。

  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名著《文心雕龙》是这样定义“箴”这个文体的:“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箴言的作用在于警醒世人,因此它必须予人一种刺痛感,恰如针灸,不经一番刺痛,则难收到全身通畅的效果。以论述为官之道为核心的官箴,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远可上溯至西周,至明清两朝已蔚为大观。这三十六字箴言,短小精悍而意蕴深远,故流行不衰,直至今日。

  这段箴言,难以明确指认其作者是谁。在文本定型的过程中,明朝的曹端与年富两人贡献较为明显。

  曹端是明朝初期的一位理学家,他曾在山西霍州担任“学正”一职。明朝在府设教授、州设学正,“掌教诲所属生员”,官阶并不高。曹端对于学正这份工作尽心尽力,使霍州的百姓对他久久不能忘怀。史载,曹端执教霍州,“诸生服从其教,郡人皆化之,耻争讼”。后来,曹端丁忧回故乡渑池守孝,霍州学子仍来问学。守孝期满,曹端补蒲州学正,任满后,蒲州、霍州两地百姓争着请求曹端到本州来,由于霍州的请求先蒲州一步上达朝廷,朝廷遂从霍州之请。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曹端在霍州的学生高晟授西安府同知,他特意去蒲州拜访了自己的老师,请教其为官之道。曹端回答道:“其公廉乎!古人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这段记载来源于曹端年谱。“古人云”这三个字提示我们这段官箴并非曹端的创造,但究系哪位古人所云,却难以追踪了。曹端引用古人的这段官箴,与三十六字官箴相比,除了没有最后六个字外,只有一字之差。

  “公生明,廉生威”这画龙点睛的六个字,是年富加上去的。这位年富又是谁?年富与“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同朝为官。年富性格刚正,因此得罪权势,于谦常为之辩白。景泰元年(1450年),年富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都察院是明朝的监察机构,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都御史一职非同小可,“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年富奉旨到大同整理军务,不承想遭到宵小诬告,称他“专执蠹政”,其表现之一是年富到任之日,就与大同总兵官、定襄伯郭登“并坐佥押公文”,定襄伯系伯爵,年富如此全然未将郭登放在眼中。我们今天还能读到于谦为年富辩白的奏议,于谦说既然“都御史为风纪之官,与侯伯无相统属,既系钦命提督,当居总兵之左,岂有不许并坐之理”。年富在大同虽遇重重障碍,但兴利除弊、惩治贪官的功绩不小,这也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清誉。

  天顺二年(1458年),年富巡抚山东,山东百姓早已熟悉年富的威名,豪猾因此收敛。年富在山东任内还做了一件事,在衙署一隅,年富立下了一方石碑,石碑上刻写了上述三十六字箴言。在此后的岁月中,年富立下的石碑埋没、发现与复制,由山东到陕西。

  2、自警碑:朔望起誓 克念为民

  为官者当时时自警。官箴的用意便是自警,古人不仅阅读官箴、编写官箴书,而且将官箴刻在石碑上,更慎重者,还要举行严肃的仪式诵读官箴,在这样的场合下,官箴即誓言。

  宝鸡市扶风县博物馆有一方明代的《朔望自警誓词碑》,在本次展览中可见此碑原件。誓词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张官置吏,本以为民。守官之法,廉仁公勤。克念四善,毋负所生。贪财害人,灾必逮身。”此处须简单解释何为“四善”。唐朝的典章制度每为后人称道,唐朝考核官吏的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二十七最”就职司不同的官员各有要求,如“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而“四善”是对所有官员的要求,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唐朝的“四善”之说对后世影响颇深,可说是古代为官者的基本知识。

  这方誓词碑是谁立的,为什么要立这方碑呢?誓词后的一段文字,道出了这方碑更多的细节。原来,这方碑是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农历三月,扶风知县孙科所立,刻工是县民赵从周。关于这位扶风知县,我们所知甚少,查清嘉庆年间所修《扶风县志》,《名宦志》中有不足百字的关于孙科的介绍,他字汝德,贵州普安人,曾立誓词碑,碑存县城隍庙,此外从其他一些零星材料中,我们得知孙科曾修葺扶风城池,在立碑的这年修成了县志,可惜今已亡佚。

  四百年后,我们仅有这方誓词碑来触摸孙科的心灵。他说自己乃中人之资,立这块碑“非敢以律人也”,但明白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必须自警,他立碑是希望自己的内心能有所畏惧而不放纵,“夜气不梏于旦昼”。“夜气”是儒家提出的一个概念,反映了古人的一种时间意识,白天我们忙于生计,所思所想都难离功利,夜晚我们挣脱白天的种种俗务,而得以回归我们的本心。夜气最早是由孟子提出的,他主张人心本善,说一个人要是夜气不存,便丧失了仁义之心,“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孙科说“夜气不梏于旦昼”,希望夜间生发的清明之气,能持续到白天,让清明之气通贯全天,以清正的态度处理政务。

  孙科起誓的时间是朔望两天,即每月的初一、十五。许多礼仪性的活动都安排在这两天举行。学校祭祀孔子等先贤是在朔望两日,乡约聚会也是在朔望两日。扶风地属关中,这里是中国古代乡约的发源地。早在北宋,蓝田吕氏即推广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宗旨的乡约,对后世影响深远。

  为官有官箴,治乡有乡约,理家有家规,中国人讲究凡事都要遵守一定之规,惟其如此,才得清风长驻。

  3、曹全碑:孝廉之德 久久难忘

  《曹全碑》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块名碑。这块石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曾埋没地下千年,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重光于世。此碑一经出土,便引起书法界的轰动。

  如果你也曾站在《曹全碑》的面前,便知“轰动”一词绝非夸张。清代金石学家万经说:“《曹全碑》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不束缚,不驰骤”体现了一种恰到好处的中和之美。《曹全碑》是汉隶的经典之作,字形扁平,最可玩味的是,书家在写长横时,起笔如蚕头,收笔若雁尾,典雅灵动。当我们的视线在《曹全碑》上来回扫动时,这一个个字仿佛化身成为穿着汉代深衣的舞者,在铺就黑色石块的一方庭院中随音乐翩翩起舞。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书法也是一门视觉艺术。

  营造出《曹全碑》这精妙的视觉景观的艺术家,我们却全然不知他们的名字。实际上,当我们只是痴迷于《曹全碑》的书法时,甚至忘了叩问谁是曹全,为何要为他立碑。

  循着碑文,我们知道曹全,字景完,东汉敦煌郡孝谷县人,是一位受民爱戴的官员。曹全出生在一个世为孝廉的家族,孝廉是汉代选拔人才的一种科目,“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曹全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皆被推举为孝廉,倘若曹全父亲不是英年早逝,应当也会被推举为孝廉。曹全自幼好学,侍奉叔祖母、继母极孝,乡间遂有“重亲致欢曹景完”的美传。

  建宁二年(169年),曹全被推举为孝廉,官拜“西域戊部司马”,这是东汉朝廷为管理西域而设置的一个官职,恰此时疏勒反叛,曹全领兵平乱,威震西域,碑文特别提到,当曹全要班师回朝时,“诸国礼遗,且二百万”,这可是一笔数目不小的礼金,曹全是如何处置的呢?“悉以簿官”,将礼金悉数登录在官家的簿册中,而不取一文入私囊。

  从西域归来后,曹全经历了人生的一段失落,“潜隐家巷七年”,复于光和六年(183年)再次推举为孝廉。第二年,黄巾军起,关中的郃阳县(今渭南合阳)亦有县民作乱,“燔烧城寺,万民骚扰,人寰不安”,曹全临危受命,来到郃阳担任一县之令。平乱之后,曹全以十分细致的工作,尽力恢复百姓的日常生活。他首先关注到的是县中最弱势的群体,“存慰高年,抚育鳏寡”,自己掏钱买米,赠送给家中缺粮的老弱盲聋。曹全的大女儿名叫桃婓,她也参与到了乱后安民的工作中,她熬制了一种药膏,分送给在战乱中受伤的人使用。因战乱背井离乡的人,听闻曹全的惠政后,纷纷回家,“反(通返)者如云”,劳动力增加了,田地便不至于抛荒,加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岁获丰年”。曹全最后考虑的是较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他主持修复此前被水灾损坏的城池,并扩建官舍,而这一切都未给百姓带来困扰,“费不出民,役不干时”。

  曹全在郃阳的这一系列惠政,令曾与之共事的吏员王敞、王毕等人感动不已,他们于中平二年(185年)“共刊石纪功”。

  许多观众看过碑阳后,就转去看其他名碑,因此忽略了《曹全碑》的碑阴。碑阴补充了这块石碑的故事的一个情节:这块石碑是由王敞、王毕等几十人集资修建的,捐资者的籍贯、姓名、捐赠金额一一列举,捐资多者十二百文,少者二百文,不论金额多少,众人均属自愿。由此,足见曹全威望之高。

  我们看到的是一块石碑,而背后是百姓对清官廉吏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