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还时常纠结于裁判文书要不要说理，而在宋朝，说理早已是家常便饭。

　　何以使然？天职所系也。在中国，司法的宣教功能源远流长。《尚书·大禹谟》记载，早在远古时期，舜帝就曾这样夸赞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行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春秋时期，孔子也极力反对“不教而诛”，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到了宋朝，这一传统更加发扬光大。宋人认为：“天下惟道理最大。”他们还认为，百姓要讲道理，为政者更要讲道理。“郡守职在宣化”，所以必须“以道理开导人心”。

　　随手翻开宋代史籍，念兹在兹者可说俯拾即是。例如，做过知府、巡抚、提点刑狱公事，又是理学大家的朱熹曾说：“刑政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政，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朱熹的信徒、官至参知政事的真德秀亦曾说：“为政之本，风化是先。”“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做过浙西提点刑狱的胡颖谓：“当职承乏于兹，初无善政可以及民，惟以厚人伦，美教化为第一义。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以孝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于亲戚、族党、邻里之间，则劝以睦婣任卹。委曲开譬，至再至三，不敢少有一毫忿疾于顽之意。”宋代著名官箴书《州县提纲》中，更有一篇专讲“奉职循理”，其云：“为政先教化而后刑责，宽猛适中，循循不迫，俾民得以安居乐业，则历久而亡弊。”

　　若论教化，判词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平台。清末司法官樊增祥说过：“惟判词系对百姓说话。”而卷进诉讼当中的百姓，又多有一时为利所蔽，为怨所激，“本来易化，只缘官司不知训励，故有无知而轻犯者”，如果在判词中“为尔民略陈大义”，则“闾阎小人，无不翻然悔悟”。所以在宋代的判词中，训谕之语随处可见，或三言，或两语，或开篇，或判尾，或连篇累牍，或梅花间竹，“于民详于劝，于吏详于规”，言之谆谆，期也殷殷。韩竹坡有一道“同宗争立”判，更是始于训谕，终于训谕。开头是这样说的：“古人宗族之恩，百世不绝，盖以服属虽远，本同祖宗，而况一家叔伯兄弟之亲，血脉相通，何有内外间隔！”结尾则云：

　　古诗云：“百年能几时，奄若风中烛。达孝在承宗，可免亲龄促。”今两立鹤翁、志道，不许别籍异财，各私其私，当始终乎孝之一字可也。天下万善，孝为之本，若能翻然感悟，劝行孝道，天地鬼神，亦将祐之，家道日已兴矣！倘或不然，再词到庭，明有国法，有司岂得而私之哉！

　　叔伯兄弟，亦兄弟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务要先行教化，使其重念宗族之恩。但是，教化也非唯一，亦应“先礼后兵”。“若能翻然感悟”，自是官司所乐见，“倘或不然，再词到庭”，那就要国法伺候了。由此可见，教化也时常承担着息讼职能。胡颖在“乡邻之争劝以和睦”判中所讲的一番道理，就是细数“才有些小言语，便去要打官司”的各种不值：

　　大凡乡曲邻里，务要和睦。才自和睦，则有无可以相通，缓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才自不和睦，则有无不复相通，缓急不复相助，疾病不复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今世之人，识此道理者甚少，只争眼前强弱，不计长远利害。才有些小言语，便去要打官司，不以乡曲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处，使了盘缠，废了本业，公人面前陪了下情，着了钱物，官人厅下受了惊吓，吃了打捆，而或输或赢，又在官员笔下，何可必也。便做赢了一番，冤冤相报，何时是了。人生在世，如何保得一生无横逆之事，若是平日有人情在乡里，他自众共相与遮盖，大事也成小事；既是与乡邻仇隙，他便来寻针觅线，掀风作浪，小事也成大事矣。如此，则是今日之胜，乃为他日之大不胜也。当职在乡里，常常以此语教人，皆以为至当之论。

　　在将“无讼”的道理讲透的同时，胡颖还指出：对于妄兴词讼者自应严加惩治，对于唆使词讼者，更应痛下杀手，如此可收“惩一戒百”之效。有意思的是，判罚既成，他还“各人给判语一本，令将归家，遍示乡里”，这就将教化的范围扩展到了案外百姓，无异于给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判词是这样说的：

　　今兹假守于此，每日受词，多是因闲唇舌，遂至兴讼。入词之初，说得十分可畏，及至供对，原来却自无一些事。此等皆是不守本分，不知义理，专要争强争弱之人，当职之所深恶，正要惩一戒百。今观唐六一诉颜细八、颜十一之由，只是因杨四唆使之故。杨四处乡邻之间，不能劝谏以息其争，而乃鬭喋以激其争，遂使两家当此农务正急之时，抛家失业，妄兴词讼，紊烦官司，其罪何可逃也。杨四杖六十，唐六一、颜细八、颜十一当庭责罪赏状，不许归乡生事，并放。仍各人给判语一本，令将归家，遍示乡里，亦兴教化之一端。

　　司法裁判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也必须有其正当性基础。所以，判词中的说理也是说服。胡太初《昼帘绪论·听讼篇第六》就曾说：“大凡蔽讼，一是必有一非，胜者悦而负者必不乐矣。愚民懵无知识，一时为人鼓诱，自谓有理，故来求诉。若令自据法理断遣而不加晓谕，岂能服负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来前，明加开说，使之自知亏理，宛转求和，或求和不从，彼受曲亦无辞矣。”如何才能说服？宋人的说法是：“官司须具情与法，叙述定夺因依。”所谓“叙述定夺因依”，就是要说清楚判决背后的理由是什么。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且举一篇并不常见的行政裁判，以广闻见。篇名是“义米不容蠲除合令照例送纳”，作者又是那位“书判下笔千言”的胡颖。

　　义米之增，其来已久。揆之于法，虽非所宜，然推原其由，亦是因郡计窘缩之故，不得已而为之，非皆作法于贪也。区迪公之诉于上台，其词固不可谓之不直，但本府两县，凡有田之家，无多无少，皆是如此输纳。官司逐年靠定此米，以充经常之用，一日去此，则官吏欠四、五月之俸，士卒欠四、五月之粮，不复可以为州。为太守者，虽廉如夷、齐，循如龚、黄，亦无缘可以去之。非不欲去也，盖以官吏决不可以数月无俸，士卒决不可以数月无粮也。两县之间，非无富豪之家，非无健讼之人，皆俯首帖耳，甘心听命，无一人有词者，亦知其势不得行耳。两县之人皆无词，而区迪公乃独有词，何哉？本府当来若见得此米当去，则当一切蠲除，不当独免区迪公之一家；若见得不可去，则当条具利害，申闻上台，不当泯泯而止免一家，而不免两县，则是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也。有词者则得免，无词者则不得免，则是吐刚茹柔，虐茕独而畏高明也。当官而行当如是乎？当职假守两年，未尝分毫过取百姓，官吏士民皆知之，田地神祇与闻之。乃者受纳秋苗，减斛面米，罢市利钱，会无一毫靳惜，使此义米可去，则必不待来年然后已矣。以当职拳拳为民之心如此其切至，尚不能去，则岂是州郡之虐取哉？大桀、小桀，故贤者之所不为，大貉、小貉，亦贤者之所不能也。本府每岁苗额，相近二万，仓廪之盈虚，固不以一家为轻重，第一家既免，则人人皆将援例，不从则无以为词，从之则无以为继。合勒令照众例送纳所有三年内未纳之米，今不欲监赔。访闻其家颇好施舍，近见跃龙桥未有屋宇，自欲捐金捐廪，成此美事。若果能如此，当以此米为助。帖知县更行劝谕。

　　这起案件，是一位叫作区迪公的，因不满州郡增收义米，向上级机关提起诉讼。义米之增，其来已久。揆之于法，亦非所宜。这样一个案子，到了“拳拳为民之心如此其切至”的胡颖手里，胜算应该非常大，但结果并非如此。胡颖并没有受理区迪公的起诉，还要求知县对其进一步教谕。何以这样呢？胡颖不厌其烦地详述了“定夺因依”。他的考虑主要集中在合法性审查、原告资格以及社会效果这几个方面。

　　在古代，官司行政亦应依法，草民挑战官府，上级机关亦应对被诉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在本案中，区迪公挑战的就是本府两县增收义米的行为。胡颖一上来也直奔增收义米的合法性问题，并且认为，揆之于法，并非所宜。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并不是简单地就以不合法为由予以撤销，而是首先“推原其由”。他认为，之所以增收义米，乃“因郡计窘缩之故，不得已而为之，非皆作法于贪也”。他的更为高明之处在于，并不是武断作结，而是对“定夺因依”一一道来。总之，对于增收义米的行为，实为维持行政运转的必要之举，“非不欲去也，盖以官吏决不可以数月无俸，士卒决不可以数月无粮也”。

　　胡颖接着指出：“两县之人皆无词，而区迪公乃独有词，何哉？”这是从原告资格方面提出疑问。当代行政诉讼理论普遍认为：“原告必须提出他受到某种特殊损害，以便使他与普通人相区别。”胡颖无疑是这种理论的先驱。他是考虑到增收义米的行为，并非专门针对区迪公一人所施行，而是普遍地施行于所有两县之人。所以就不能认为只有他受到了特殊损害，他也不能将自己与两县之人相区别，进而他的原告资格就值得怀疑。胡颖还具体阐述了何以某个个人的起诉不能接受：“本府当来若见得此米当去，则当一切蠲除，不当独免区迪公之一家；若见得不可去，则当条具利害，申闻上台，不当泯泯而止免一家，而不免两县。”这就点明了被诉行政行为所具有的普适性，从而又具有了一些抽象行政行为的味道。从情理而言，如果谁起诉就支持谁，“止免一家，而不免两县”，则不无欺软怕硬之嫌。

　　再接着，胡颖还作了一番假设：“本府每岁苗额，相近二万，仓廪之盈虚，固不以一家为轻重。”但是，问题不在于缺不缺你区迪公一家的，而在于裁判的社会效果，或者示范效应——“第一家既免，则人人皆将援例，不从则无以为词，从之则无以为继”。可以说，胡颖对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质有着特别清醒的体认。处理行政诉讼固然要具有“拳拳为民之心”，胡颖本人也是“拳拳为民之心如此其切至”，但他也不能不考虑维护行政的正常运作。倘若一味行善，不计后果，不懂平衡，恐将“不复可以为州”。

　　却说那区迪公，非但挑战官府的增收义米政策，而且自己也是欠着三年的义米未纳。按照通常做法，既然政策无法推翻，则“合勒令照众例送纳所有三年内未纳之米”，但胡颖却“不欲监赔”。他说：“访闻其家颇好施舍，近见跃龙桥未有屋宇，自欲捐金捐廪，成此美事。若果能如此，当以此米为助。”这又是裁判的智慧。揆之法理，区迪公自无诉权；以社会效果计，也不当判决免除区迪公的纳米义务，但以区迪公“颇好施舍”为由，作出“以此米为助”的个案处理，不仅不违法意，不害秩序，还有利于引导公众多行公益之举。

　　讼有两造，有一胜必有一负。对于胜方而言，他并不在乎判词讲不讲道理，仅仅判决主文，就足以使他心花怒放。所以，道理总是对着无理者讲的。宋代的官箴书《州县提纲》就曾谈到如何跟无理者讲道理：

　　亦尝念愚民之无知，两造具备，必详览案牍，反复穷诘。其人果无理矣，则和颜呼之近案，喻之以事理，晓之以利害，仍亲揭法秩以示之，且析句为之解说，又从而告之曰“法既若是，汝虽诉于朝廷，俱不出是耳。使今日曲法庇汝，异时终于受罪。汝果知悔，当从宽贷；不知悔，则禁勘汝矣。”稍有知者，往往翻然自悔，或顿首感泣曰：“某之所争，盖人谓某有理耳。今法果如是，某复何言。”故有誓愿退逊而不复竞者。前后用此策以弭讼者颇多。如顽然不知悔，始寘之囹圄，盖法而行，自后往往不从劝谏者盖寡。如不先委曲示之以法而骤行之，彼犹以为无辜而被罪，宜其争愈力而不知止。

　　如何跟无理者说理？这篇官箴的观点有颇多值得玩味之处。第一，处理案件不能不说理“而骤行之”，否则，当事人的心结打不开，“犹以为无辜而被罪”。那些一再缠访、不甘罢休的人，之所以“其争愈力而不知止”，原因大多在此。第二，要想把理说到点上，必须有充足的准备，“详览案牍，反复穷诘”，才能发现其人是否“果无理矣”，以及其无理究竟在何处。第三，说理也讲究个方法，“和颜呼之近案”“委曲”而谈。既要“喻之以事理”，又要“晓之以利害”。第四，所谓“说理”，最重要、也最令人信服的还是“法理”。“亲揭法秩以示之，且析句为之解说”，不仅如此，还要“告之曰‘法既若是，汝虽诉于朝廷，俱不出是耳’”。第五，礼为先导，刑作后盾。“汝果知悔，当从宽贷；不知悔，则禁勘汝矣。”“如顽然不知悔”，必“寘之囹圄”而后快。

　　最后要说的是，有的时候，说理的对象并不是诉讼两造，而是法官同行。这个同行，也许是合议庭其他成员，也许是下级法官，还有可能是上级法官。对于合议庭其他成员，是要说服其达成一致意见；对于下级法官，是要指出其裁判错误；对于上级法官，是要其在可能发生的上诉程序中认可自己的原判。胡颖“质库利息与私债不同”判，就是与作出原判的知县对话。

　　大凡官听财物勾加之讼，考察虚实，则凭文书，剖判曲直，则依条法。舍此而臆决，则难乎片言折狱矣。黄公才初以百千与李四二作解，而其子李五三、李五七止供认五十千，知县遂以为信。谓是当时果只五十千，不知以何为照，而可证单词之非妄？是不凭文书以考察虚实矣。李四二领钱之初，约每岁纳息二分，以十四年计之，该息二百八十贯。据黄公才供，曾支去二十七贯，通本息合存三百五十三贯。此乃是积年留下息钱在库，不曾支拨，初非以财物出举，而回利为本者。知县乃引用积日虽多，不过得一倍之法以断之，岂犹未见淳熙十四年申明之勑乎，其说曰：若甲家出钱一百贯，雇倩乙家开张质库营运，所收息钱虽过于本，其雇倩人系因本营运所得利息，既系外来诸色人将衣物、金帛抵当之类，其本尚在，比之借贷取利过本者，事体不同，即不当与私债一例定断。今李四二所欠黄公才之钱，正系库质利息。知县乃以私债定夺，是又不依条法以剖判曲直矣。然则何以息讼哉？佥厅再唤两词，于黄公才名下索出李四二领钱文约，以验其实欠钱若干。如见得别无未尽情节，则与照条追理监还，何必更追干证。

　　这道判词，开篇即是说理：“大凡官听财物勾加之讼，考察虚实，则凭文书，剖判曲直，则依条法。舍此而臆决，则难乎片言折狱矣。”说的是“官听财物勾加之讼”的裁判方法，用现在的话说，无非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然而，知县却“舍此而臆决”，具体来讲，在事实方面，“不凭文书以考察虚实”，而是偏听一方的“单词”而不察其“非妄”；在法律方面，则是错将“库质利息”“以私债定夺”，所以，“是又不依条法以剖判曲直”。这样的糊涂裁判，难怪不能息讼。在指出知县错误的基础上，胡颖“再唤两词”，提出了“于黄公才名下索出李四二领钱文约，以验其实欠钱若干”的解决方案，并且毫不拖泥带水地判道：“如见得别无未尽情节，则与照条追理监还。”

　　连续两篇，我们谈到许多胡颖的判词，其“临政善断”“吐词成文”之功力，可见一斑。胡颖的水平，就连宋理宗也是领教过的。《宋史·胡颖传》记载过这样一段轶事：

　　在浙西，荣王府十二人行劫，颖悉斩之。一日轮对，理宗曰：“闻卿好杀。”意在浙狱。颖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负陛下，非嗜杀也。”帝为之默然。

　　宋理宗名赵昀，在位四十年。后世评价其“非有能之君，浸淫于逸乐”。但他是一位儒君，有人甚至说：“在对儒学的崇尚方面，完全可以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并驾齐驱。自理宗朝，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历元、明、清迄于近代，统治中国思想界六七百年，影响深远。”后世还认为，赵昀如此崇尚理学，庙号理宗，也是名实相符。“天下惟道理最大”，理宗朝的这些判词，给这句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