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大规模增修法律。《晋书·刑法志》载：“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前六篇为《盗》《贼》《囚》《捕》《杂》《具》，主要是犯罪与刑罚的规定）。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载：“《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汉兴以来”“刑法繁多”。总之，上述汉律中属于刑法内容的不少，即使非“罪名之制”（刑法）的篇章中，也有很多与犯罪和刑罚有关的条文，以致律令繁杂，解释出自多门，执行起来很不统一。

　　对此，《汉书·刑法志》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法律文本多得连主管官吏都不能遍读，导致各地执法标准不一，犯罪相同而处罚各异。奸吏便作出不公正判决以收取贿赂，想让罪犯活命便适用律例中死罪以外的条款，想让罪犯死亡便往死罪条款上靠。

　　可能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董仲舒的《春秋折狱》一书。《晋书·刑法志》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退休），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可以说，董仲舒的《春秋折狱》，在中国法治史上意义重大，它宣布儒家经义与现行法律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价值，使儒家思想进入法律实践领域；彻底改变先秦儒、法对立的僵局，实现了儒、法两家的无缝对接与融合；《春秋折狱》具有开创性，实际上它就是一部判例法，这种判例法与成文法相结合的形式，为后世历代王朝所采用。

　　可惜，这部《春秋折狱》早已失传，只散存在《太平御览》等典籍中，得以保存到现在的只有“六事”（即六个案例），其中就包括《白孔六帖》（唐代白居易撰，宋代孔传续撰，取白孔二姓为书名）卷九十一《杂盗》注所引的“甲为武库卒判”。

　　“甲为武库卒判”，最大特点是此罪与彼罪区分得非常细致。甲的犯罪事实是：“甲为武库卒，盗强弩弦，一时与弩异处，当何罪？”即甲是看守武器库的士卒，盗窃了武库中的弓弩上用的一根弦线，当时这根弦线是与弓弩分存两处的，对该士卒应如何治罪？

　　官员们对此案持两种不同意见，涉及两个不同的罪名，当然罪名不同刑罚也大不相同了。一是擅入军事重地罪（凡罪名均为笔者望文而拟，供读者见仁见智）。“论曰，兵所居比司马，阑入者髡，重武备、责精兵也。弩蘖机郭，弦轴异处，盗之，不至盗武库兵陈。”即武器库是相当于司马门（皇宫外门为司马门）的军事重地，擅自进入的就要判处髡刑，因为武器装备对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但是盗窃的是与弓弩分放的弦线，甲不构成盗窃武库兵器罪，为普通盗窃罪。汉律规定，盗窃价值超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男的筑城女的舂米），处四年以上劳役直至无年头之限，但没有死刑。

　　二是盗窃武库兵器罪。“论曰：‘大车无輗, 小车无軏，何以行之？’甲盗武库兵，当弃市乎？”即车辆没有輗軏（置于车辕前端与车衡衔接处的销钉），就不能行使，弓弩失去弦线就不能射箭，甲的行为已构成盗窃武库兵器罪，应处弃市刑。汉律规定，此罪不以赃物价值论刑，一经定罪即判死刑。

　　董仲舒则认为，构成盗窃边鄙（边境）武库物资罪。“曰：虽与弩异处，不得弦不可谓弩……律曰：此边鄙兵所赃直百钱者，当坐弃市。”即弦线与弓弩分放两处，没有弦线，弓弩就不能称为弓弩，不能视为兵器，所以甲的行为不构成盗窃武库兵器罪。但其身为武库兵，所盗之物又为武库中物，且为边境的武库，不同于一般的盗窃罪，应当按盗窃边鄙武库物资罪论。汉律规定，此罪“赃百钱即弃市”，甲所盗弦线价值已达一百钱，所以应判处弃市。

　　董仲舒对案情的分析，是合乎情理的，既不取普通盗窃罪，也不取盗窃武库兵器罪，而取盗窃边鄙武库物资罪。此罪虽有死刑，但绝不是像盗窃武库兵器罪那样，够罪就判死刑，而是所盗财物价值达到一定数量才够判处死刑。汉律规定：“此边鄙兵所赃直百钱者，当坐弃市。”汉律如此规定，定是考虑到，盗窃边境军事仓库物资，行盗者又是戍边的士卒，会危及边境安全，也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安危，故理应从严定罪惩处。很显然，盗窃边鄙武库物资罪与盗窃武库兵器罪相比，其行为的罪恶程度与被人们所鄙视的程度都略低一点，如果所盗赃物价值不足一百钱的话，不会被判处死刑。董仲舒对本案的判决，充分体现了他的恤刑和慎用死刑的思想。

　　写到此感慨颇多，中华文化包括法治文化真是博大精深，早在两千一百多年之前，古人就已经能够如此精细地区分此罪与彼罪，在此基础上给予行为人恰当平和公允的刑罚，作为后人倍感自信与自豪，理当将其继承并发扬光大。相信今天从事刑事审判的广大法官，在区分此罪与彼罪方面，在准确定罪量刑方面，定能超越前人，做出无愧于人民、时代和法律的伟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