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儒家倡导“民本”思想，提倡“仓廩实而知礼节”者，重在养民，民富则天下安;认为“高薪养廉”者，重在正官，官正则民服。养民、富民思想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在对官员俸禄高低的态度上却存在明显的分歧。

　　何为“官俸”?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讲，“官，吏事君也”，“吏，治人者也”，意思是官吏的职责是为国分忧，为民做事。俸禄是帝王酬劳官员的最主要形式，是他们应得的报酬。俸禄从实物形态到货币，或是固定收入，或是周期性或临时性赏赐，是历代国家最重要的开支之一。唐太宗李世民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帝王“厚俸以笼络”官员，天下英才自然也愿意“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宋代王安石在《劝学文》中说，“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宋真宗在《励学篇》中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等，是鼓励大家读书向学，谋取一官半职，实现“朝是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

　　俸禄的发放标准也是历代极其关心的话题，它不仅涉及官员的生活水平高低，也涉及政府的开支规模和百姓的赋役压力。官员的俸禄主要是以官职大小、品级高低为定，明代官俸的等级延续了历代的传统，以品级定俸禄之数，基本标准是：正一品月粮87石、年俸1044石，从一品月粮78石、年俸888石，正二品月粮61石、年俸732石……正七品月粮7.5石、年俸90石，从七品月粮7石、年俸84石，正八品月粮6.5石，从八品月粮6石，正九品月粮5.5石，从九品月粮5石。

　　对这样的标准，不论是明朝的官员还是后人都认为“明代官俸最薄”，清朝人修《明史》时甚至认为，“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说最薄，可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官俸改折发放，二是长期不增加。明代的俸禄分为本色和折色两部分，本色俸禄是发放粮食实物，“折色”是把俸禄折换成别的东西，以折钞为主，也会折胡椒、苏木、布帛等实物，后来也折白银。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本色三：曰月米，每月一石;曰折绢米，岁两月;曰折银米，岁十月，后定绢一疋，折银七钱。折色二：曰本色钞，曰绢布折钞。后又分上下半年之例，上半年支本色钞锭，下半年以胡椒、苏木、折钞关支。后又以棉布折支。每俸一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一疋。”以正七品官为例，“岁该俸九十石。内本色俸五十四石，折色俸三十六石。本色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银俸三十五石，折绢俸七石，共该银二十六两九钱五分。折色俸内，折布俸一十八石，该银五钱四分，折钞俸一十八石，该本色钞三百六十贯”。官俸每月给一石粮外，其余改折，折发白银是顺应时代潮流，银可在生活中广泛使用，但大量的折钞和别的东西实际是削减官俸数，因为早在洪武末年，大明宝钞已严重贬值，有“弃之市井无人顾”一说，至于折发的实物，大都无实际的用处。对此，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明代)但折俸钞，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

　　不过，明史专家黄冕堂先生在《中国历代粮食价格问题通考》中认为，明代官俸的基本标准也不算太低(尽管不算高)，他认为自秦汉以至清代，我国每石皮粮价格虽然差别明显，但由于明清的斗桶比汉代的大四倍，近二千年的粮价变化并不太大。实际上，由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整体上的提升，官员仅靠有限的俸禄，要想过上优越的生活着实不易，这可能导致官员的贪污受贿。但我们同样看到：明代的官员官俸很低却也出现了一批清官循吏，清代曾大力推行养廉银政策，也没有阻止贪官的大批出现，这是值得思考的。

　　清承明制，清前期的官俸相对较低，官员生活水平不高，但清朝把明末的赋役加派继承并固定了下来，到雍正时结合新的形势，整顿赋役，大力推行“摊丁入亩”，官府的收入成倍增加。在此基础上推行了“养廉银”制度，大幅度提高官员的报酬，以期高薪养廉。以时任河南巡抚的田文镜为例，他官级二品，年俸银为155两，养廉银却高达28900两。当时，七品官员的年俸银为45两，养廉银有1200两，八品官的年俸40两，养廉银高达1000两，可见养廉银数量之巨大。

　　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推行后，官员的俸禄大幅增长，生活明显改善，办公经费增长，也缓解了官吏贪污现象。但这项制度在雍正时期推行后，到乾隆时新的问题陆续浮出来，官员们的欲望一步步膨胀，又借口养廉银不足，明的重征新耗羡，暗的巧立名目新陋规。像田文镜离开后，河南州县官吏已将旧有的耗羡归公，又另立新的名目侵渔百姓。清朝再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腐现象，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么，官员的贪腐与官俸的高低有必然的联系吗?答案是否定的。对明代的官俸之薄，顾炎武评价说：“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他认为明代贪污之风盛行，是因为俸禄不足以养家。确实，许多官员赴任时因担心养不起妻儿，便把他们留在老家，许多官员生活清贫，无异寒士，于谦曾做《寄内》诗向妻子表达歉意——“况复家清贫，生计日草草”，李贽的女儿甚至因灾荒饿死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明朝出现许多清官循吏，他们中有许多文人“本业治生”，靠写作收点润笔补贴家用，也许许多官员通过置办土地和产业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高薪也未必能养廉。史家公认唐宋时期的官俸水平整体高过明清，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官员收入大幅度提高。宋代的官俸以现钱为主，还有禄粟、衣物、茶、酒、厨料、纸、给卷等津贴，另分配有职田数顷到数十顷不等。实际上，宋代官僚群体庞大，职官体系架床叠屋，在大幅提高俸禄之后，还要给夏、辽、金等政权输币求和，庞大的开支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官员却依然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人们呼唤包拯“包青天”的铁面无私，恰恰映衬了那个时代严重的贪腐现象。

　　必须承认的是，官员稳定的收入足以养家糊口，而高薪可以降低贪污的风险，充足的经费能保证官员的迎来送往和公务接待等必要的开支，但官员的自我约束和职业操守却是非常重要的，重有规矩可依，重在有章可循。我们看到，明代出现了像于谦、吕坤、海瑞等一批清正的官员，清朝前期也出现了被康熙赞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的宋荦和人颂“豆腐汤”的汤斌为清官楷模，而宋代的“高薪”和清代的“养廉”也并没有达到打造风清气正官场的明显效果。这提醒我们：人的私欲是无限的，只有法律、规则和道德各把守住不同的层面，方可构建和维护多维度的良好秩序。就像包拯认为的那样，法律是反贪反腐的利器，“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才是官员清廉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