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论《春秋决狱》，常有两极化倾向，而以负面评价者居多，直到清末的章炳麟，还认其为“法之秕稗”。何以至此？法史学家黄源盛有透辟之分析。他将经义折狱分为“好的运用”与“恶的运用”两个面向。其中“恶的运用”，主要集中在“原心定罪”之滥用。因为“后来的部分舞经酷吏乘用其名，私心逞欲，过度强调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甚而无限上纲到‘道德裁判’的层次，从而忽视甚至无视行为的客观事实，定罪量刑的基准因此模糊，冤案假案错案于焉造成。”有人将这类“恶的运用”归咎于“始作俑者”董仲舒，但黄源盛则认为，这只是一种“不正常的经义折狱”，“正常的”案例同样历历可证。笔者在本篇也举一些例子，以印证以引经决狱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如何“开尔后二千年来中国法律的主要精神与内容”。

　　在董仲舒所处的汉代，儒家既兴，儒生颇有任法吏者，他们常用经书古义来判决大案，遂形成以《春秋》断狱的风气。近人程树德的《九朝律考》中专门有一篇《春秋决狱考》，从各种典籍中钩沉“汉以春秋决狱之例”甚多。例如《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就曾“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下皆以为是。”《汉书·隽不疑传》写始元五年京兆尹隽不疑以春秋经义化解的一起疑案，“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后汉书·何敞传》则说：

　　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故在职以宽和为政。立春日，常召督邮还府，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显孝悌有义行者，及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

　　由何敞断狱的故事可以看出，“以春秋义断之”，精髓在于弃“苛刻”而行“宽和”。也就是说，引经决狱并非不要法律，只是反对“不任教而独任法”以及机械适法，“严法刻刑”。同时，《九朝律考》所采摭的两汉决事比佚文，还有不少这类“宽和”之断。其中司徒鲍昱两道决狱就很值得玩味。

　　陈国有赵祐者，酒后自相署。或称亭长督邮，祐复于外骑马将绛幡，云我使者也。司徒鲍昱决狱云，骑马将幡，起于戏耳，无他恶意。

　　汝南张妙，酒后相戏，逐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遂至死。鲍昱决事云，原其本意无贼心，宜减死。

　　这两个案子，都是酒后游戏惹出乱子，如果苛刻用法，难免杀身之罪，但鲍昱运用“原心定罪”之法，一则认为赵祐“起于戏耳，无他恶意”，一则认为张妙“原其本意无贼心”；一则不追究，一则“宜减死”，的确做到了“宽和”而不失法度。据《东观汉记·鲍昱传》载，有鉴于“司徒词讼，久者至数十年，比例轻重，非其事类，错杂难知”，鲍昱乃“奏定词讼比七卷，决事都目八卷，以齐同法令，息遏人讼也”。又据《汉书·陈宠传》记载，鲍昱的得力助手是陈宠。“少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数为昱陈当世便宜，昱高其能，转为词曹，掌天下狱讼，宠为昱撰词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像陈宠这样明经通律的人，《九朝律考·律家考》罗列甚众。

　　不仅两汉，此后历朝亦不乏以《春秋》之义决狱的判例。魏晋南北朝去两汉最近，得其风尚亦最重。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曾考出这一时期诸多引经决狱的事例，包括魏五条、晋十条、后魏六条、北齐一条、后周二条。你们都很熟悉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在那个“案件”中，竟也用到了《春秋》之义。《魏志》卷一注引《曹瞒传》云：

　　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勅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曹魏之重要，不只在这一则轶事而已，“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则自曹魏始。”魏律制定人为陈群等人，据瞿同祖讲：“陈群奏议多引经义，亦为崇奉儒经者。魏律出于此辈儒者手中，自难怪其儒家化程度之深。”总之，“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经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不待隋唐使然。”

　　但唐代的贡献也不容忽视。正如沈家本所言，“历代之律存于今者，唯唐律”，而“求唐律之根源”，则发现“唐律之承用汉律者，不胜枚举”。就判词来说，《春秋决狱》的影响也还很大。就说白居易吧，他的“甲乙判”（又称“百道判”），就连以甲呀乙呀地称呼当事人，都与《春秋决狱》形似。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师承关系，陈登武就有专文论述经义折狱对于白居易判词的影响。文章指出：

　　如果将“百道判”以最大的范围区分为“触犯刑事或行政疏失”和“儒家礼教秩序”两大类，那么，可以说凡有关刑事或行政疏失类时，呈现白居易遵守法律规范的精神；若是属于儒家礼教秩序类，则又显见他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主义的用心与维护；而涉及礼法冲突的问题，从模拟“考题”的呈现到说理的论证过程，更充分展现“经义折狱”的影响。

　　之后笔者还会专章讨论白居易的判词，所以这里只分析其中一道，即“得辛氏夫遇盗而死”判，从中能明显看出董仲舒“甲有子乙以乞丙判”的影子。判题是：“得辛氏夫遇盗而死，遂求杀盗者而为之妻，或责其失贞行之节，不伏。”白居易对曰：

　　亲以恩成，有仇宁舍？嫁则义绝，虽报悉为？辛氏姑务雪冤，靡思违礼。励释憾之志，将殄雈蒲；蓄许嫁之心，则乖松竹。况居丧未卒，改适无文。苟失节于未亡，虽复仇而何有？夫仇不报，未足为非；妇道有亏，诚宜自耻。诗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无效尤于邾妇，庶继美于恭姜。

　　这道判词讲的是，辛氏的丈夫被盗贼杀死，她不仅不谋为夫报仇，反而嫁给了盗贼。白居易在判词中使用了董仲舒用过的“义绝”的概念，认为辛氏既已改嫁，与先夫即恩断“义绝”，因此报仇已无意义；但她居丧改嫁，却是违礼在先。因此，“夫仇不报，未足为非；妇道有亏，诚宜自耻。”陈登武谓：“白居易关于复仇的判文，兼具情理，同时又配合儒家教义。”那么，这些“儒家教义”是如何体现的呢？用典。古代判词，特别是“骈判”，最喜用典，如果用的典是五经中的典故，则这种“用典”实为“引经”。在本道判词中，白居易的用典有的来源于《诗》：“诗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有的来源于《礼》：“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除此之外，还引用了“邾妇”“恭姜”的故事，点题而已，却内涵富饶。

　　宋代的例子也多。《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出继子破一家不可归宗》就很明显。这是一宗非常复杂的立嗣与过继案，判词开篇即引《春秋》“莒人灭鄫”的故事，以为法律之补充。同样有不少判词收入《名公书判清明集》的范西堂（应铃），似乎也工于经义决狱之道。《宋史·范应铃传》称，应铃“读书明大义，尤喜《左氏春秋》。徐鹿卿曰：应铃经术似兒宽，决狱似隽不疑。”范西堂在其著名判词《因奸射射》中有一段名言：“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倘拂乎情、违乎礼，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此语与春秋决狱之意趣可谓一脉相承。在南宋，甚至还出现了体例、书名都与《春秋决事比》相仿的著作，这就是桂万荣编著的《棠阴比事》。

　　明代有些特殊，士人官员对于研读法律更加强调，不过也不因此而贬抑“治本经”。例如曾任刑部员外郎的王樵说：“予在刑部，治律令，如士人治本经。后两任巡抚，皆得其力。”他在《方麓集》中还有一段将医生与法官做类比的妙论：

　　治狱之难，在得情。尝譬之医，治律如按方，鞫事如诊病。有人方书虽明，而不中病，如人明法而不能得情。则所谓明，竟亦何用！又有人精于法，而易入于刻，法非使人刻也，倚法以削，则入于刻而不自知。故用心又以仁恕为本。

　　即使到了清代，尽管律例已成洋洋大观，引经断狱犹不绝迹。清末宗稷辰的《幕学说》就曾云：“百年以前，类多引经断狱，据理原情，其文案典雅可诵。”一代师爷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也记载，某岁其有乌镇之游，他的一位故友“以钞藏秘本沈棐《春秋比事》二十卷、吴澄《春秋纂言》十二卷、总例二卷赠别而去”。可见，《春秋比事》在那个年代仍有市场。而汪辉祖本人，就曾深得引经断狱的便利。他在《读书》一文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疑难案件，“长夜求索”而不得解，忽忆《礼记》之文，一时茅塞顿开。兴奋之余，由衷感叹：“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