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唐代判词，首先要提起的必定是《龙筋凤髓判》。因为，许多专业著述，包括何勤华的《中国法学史》，都称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完整传世的最早的一部官定判例集”。李时人在《游仙窟校注·前言》中更是认为：“《龙筋凤髓判》是一部作范立则，确立‘判词’文体‘范式’的作品。”他的作者“应是当时创作最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判词’作者”。关于此书的宗旨体例，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云：“唐以书判拔萃科选士，此集凡百题，自省台寺监百司下及州县，类事属词，盖待选预备之具也。”《龙筋凤髓判》传世稀少，传本中以明嘉靖刘允鹏刊本最为精良，法史学家黄源盛称曾于收藏家田涛府上见示，田涛与郭成伟亦曾以此为底本校注刊行。

　　《龙筋凤髓判》的作者，也是一传奇人物。他叫张鷟，字文成，号浮休子，深州陆泽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三年，祖父、父亲都是下层官吏。他用作名字的“鷟”，虽说难认，却也大有来历。《旧唐书》云：张鷟“为儿童时，梦紫色大鸟，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谓之曰：‘五色赤文，凤也；紫文，鸑鷟也，为凤之佐，吾儿当以文章瑞于明廷。’因以为名字。”及长，果然不凡。《旧唐书》称其文章“下笔立成，大行一时，后进莫不传记”。

　　张鷟亦是科举取士中的无两“学霸”。《旧唐书》称：张鷟“初登进士第，对策尤工，考工员外郎骞味道赏之曰：‘如此生，天下无双矣！’调授岐王府参军。又应下笔成章及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科。鷟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再授长安尉，迁鸿胪丞。凡四参选，判策为铨府之最。”张鷟颇爱解梦，其曾自述获授鸿胪丞前夕的奇异梦境：“夜梦着绯乘驴，睡中自怪：我绿衣当乘马，何为衣绯却乘驴？其年应举及第，授鸿胪丞。未经考而授五品，此其应也。”他亦有《咏燕诗》自谓：“变石身犹重，衔泥力尚微。从来赴甲第，两起一双飞。”语中颇有自得，而时人无不讽咏。

　　试判是唐代科举选官制度的重要内容，要想金榜题名，判词定要过人。张鷟便是此中高手。《大唐新语》说：“文成凡七应举、四参选，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铜钱，万简万中，未闻退时。’故人号‘青钱学士’。”他的判词结集成《龙筋凤髓判》一百道，一时洛阳纸贵。《旧唐书》记其盛况云：“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出重金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

　　说起来，张鷟在日本的名气真的远远超过了中华本土。清末的时候，杨守敬作为驻日公使的随员在日本访书，发见一本国内失传的唐人小说《游仙窟》，如获至宝，将其著录于《日本访书志》中。小说卷首署“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那张文成正是张鷟。鲁迅也很早就注意到了《游仙窟》，并且从沈尹默那里得到一部日本元禄三年刊本。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川岛校点本，就是以他所藏为底本。鲁迅还专门为其作序推荐，说《游仙窟》“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前于陈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载，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回归本土的《游仙窟》人气不断蹿升，后来何满子主持编写《中国十大小说家》，竟将张文成列于首位。

　　我说上面这些，是为了点出判词与文学的关系。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判词属于公文书牍，与文学了无干系。但古人可不这么认为。早在十七世纪，意大利哲人维柯就曾说：“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在近世的西方，更出现了所谓的“法律与文学”运动，三位最负盛名的美国法官——霍姆斯、卡多佐、波斯纳，都是此说的力倡者。波斯纳法官在研究了霍姆斯和卡多佐现象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学力可能是法官的优秀特征中比分析力更重要的一个特征。”而能够千古流芳的，也更是“文学性”的法官。

　　霍姆斯、卡多佐、波斯纳，还只是“文学性”的法官，而张鷟，却实实在在是集作家、法官于一身。在古代中国，像张鷟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比如白居易、元稹、刘克庄、袁枚、樊增祥，就都是诗词、判词兼擅的人物。法史学家黄源盛也敏锐地注意到判词与文学的“交涉”，他在《汉唐法制与儒家传统》一书中说：“如果要追溯传统中国法律与文学的关联，‘判’是观察的重要切入点。”而他提出这一话题，正是因研究《龙筋凤髓判》而引发。他认为：“透过对《龙筋凤髓判》的研究，就会发现判文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深刻地反映出文学对判文的影响。”

　　张鷟的判文之所以“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除了他本人具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外，也与时代背景有关。据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考证，“从初唐起，已经把进士科与讲究文藻词章相联系。凡是应进士科试的，必须在文学方面有相当的训练，而从开元以后，则进士举子更需要在诗赋的创作上，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更大的功夫。”虽然吏部铨试选人重点在“试判”，但对“判”的评价标准则是“文理优长”。很显然，“文”仍然放在第一位。科举试判的要求显然影响了社会风气，与唐以前“质朴简约”的判词风格不同，在唐代，“‘判’则兼具实用性与文学性，俨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

　　至于张鷟判词的文学性是如何体现的，我们可以通过“永安公主出降”这篇判词来体会一番。案件事实为：“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礼钱加长公主二十万，造第宅所费亦如之，群下有疑。”张鷟对曰：

　　金机札札，灵婺皎洁于云间；银汉亭亭，少女迤迟于巽位。故潇湘弟子，乘洞浦而扬波；巫峡仙妃，映高堂而散雨。公主浓华发彩，蕣萼延祥。六珈玉步之辰，百两香飞之日。三公主婚，鹓鸾接羽。百枝灯烛，光沁水之田园；万转笙竽，杂平阳之歌舞。玲珑玉佩，振霞锦于仙衣；熠耀花冠，点星珠于宝胜。飞鸾镜匣，向满月以开轮；仙凤楼台，映浮云而写盖。弄珠分态，江姊为之含颦；飞箭成婚，天公为之蹙笑。肃雍之制，盖异常伦；筑馆之规，特优恒典。小不加大，必上下和平；卑不凌尊，则亲疏顺序。先帝女之仪注，旧有章程；长公主之礼容，岂容逾越？

　　洪迈说唐判，“判语必骈俪”。这道判词，即属骈俪。什么是骈俪呢？它是与散文相对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体、骈文、骈体文，其主要特点是，对仗工整，声律谐美，藻饰华丽，多用典故。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因以四六句式为主，遂又称“四六文”、“骈四俪六”。你们很多人可能都登上过南昌的滕王阁，王勃的《滕王阁序》便是骈体文中的名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即为对仗；“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便是四六。

　　整部《龙筋凤髓判》，都是这种文体。整个有唐一代，也难得见到散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外两点：一是流风使然。骈文源于汉、魏，盛行于南北朝。“唐承南北朝之敝，一代官文书，气格卑靡。”虽有韩愈力倡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但真正收到效果，毕竟需要一个过程。近人许同莘云：“昌黎文章虽重于时，而唐人风尚，迄未之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二是程式要求。许同莘又谓：“唐人既以科目进身，则文体随科举程文而变……惟判词之式，必用四六，实无大益。”明知无益，也要将骈俪进行到底，因为不如此则只会落第。

　　再回到“永安公主出降”判。张鷟这道判词，对仗、音律、辞藻、用典，无一不美轮美奂，但除去结尾处的几句“筋节语”——“小不加大，必上下和平；卑不凌尊，则亲疏顺序”，通篇不过是罗列辞藻、“堆垛故事”而已。原因何在？主要还是文体的限制——“骈四俪六”固然华美，却不便于“蔽罪议法”。正如民国公牍学之大家许同莘所说：“余尝论唐人以书判取人，而书法不合于六书，判词不切于事理。盖簪花美女、龙筋凤髓，言艺事则有余，语根柢则不足。”由唐代的骈判，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些启示：判词固然应当作为“文学”来经营，但判词又不完全等同于“文学”。即使是狭义的“文学”，也并非专以华丽浮艳为能事。

　　说到文辞与内容的关系，孔子在《论语·雍也篇》有一段名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说的是，内容胜过文辞，就会显得粗野；文辞胜过内容，就难免流于浮艳。只有内容与文辞并重，然后才能称为君子。《龙筋凤髓判》毕竟是“取备程式之用”，“本为吏事而作，不为定律而作”，即使有些浮艳，为害也不会太大，若是在实判当中趋末弃本，甚至会带来草菅人命的恶果。我们来看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的一则判词：

　　张乖崖为崇阳令。一吏自库出，鬓旁巾下有一钱。诘之，云：“库钱也。”命杖之，吏曰：“一钱何足道！即能杖我，宁能斩我耶？”乖崖援笔立判云：“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之，申台省自劾。崇阳人至今传之。

　　这个张乖崖嫉恶如仇，应该是个好官。他援笔立判的功夫更是了得。从艺术角度来说，这十六字的判词言简意赅，振聋发聩，句句警策，形象生动。但是，它在根本上是个错案，错就错在不讲证据，主观臆测；不讲程序，不容申辩。杀无赦，斩立决，自图快意，却毁了法治。所以，徒有文采斐然，是断然不能成为好的判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