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稳

        深冬寒夜，贵阳街头冷寂，唯有“贵阳旅社”门楣上那盏昏黄的电灯，在浓雾中挣扎出些许暖意。值夜的老茶房搓着手，目光始终不离街口。终于，几辆沾满泥泞的汽车摇晃着停下，车上的人疲惫不堪，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急切询问有没有空房。老茶房一边麻利登记，一边低语：“楼上倒有两间，只是价钱……”话语未落，另一批客人裹挟着寒气涌入，将小小的门厅挤得水泄不通。这是1938年冬贵阳旅店的寻常一景，亦是战争巨流下，这座西南山城旅馆业骤然膨胀的生动缩影。

一、贵阳旅店的历史脉络

　　贵阳旅店业最初的身影，与蜿蜒于群山间的古驿道紧密相连，那些供人畜歇脚的马店与鸡毛店成了旅店最原始的形态。清代贵阳城图之上，六广门、威清门等城门口附近，便是马店聚集之处。这些店房通常简陋至极，多为联排通铺，稻草铺地，旅人自携被褥。贵州民谚“店子不好，害客起早”，既道出设施之粗陋，也点明行旅艰辛。光绪年间，贵阳稍具规模的客栈开始出现，如位于大南门的“荣升栈”，已能提供单间或小客房，并附设简陋的“官房”（厕所），门前常挂方形纸灯笼以作标志，灯上墨书“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字样。这些客栈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马帮、小商贩与应试学子，其格局与功能，清晰地服务于传统社会的缓慢流动节奏。

民国时期住店的旅人

　　历史的指针拨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贵阳在缓慢却不可逆转地触碰现代气息。1927年，贵州第一条公路——贵阳至安顺段公路艰难通车，标志着贵州现代陆路交通发轫。1934年黔桂公路告竣，1936年川黔、湘黔公路相继贯通，贵阳作为西南公路枢纽的雏形已然显现。（林辛《贵州近代交通史略》）交通变革直接催生了旅店需求的变化。这一时期，一批名称响亮、设施相对新式的旅馆在贵阳城内崭露头角。位于大十字附近的“巴黎大饭店”，其名虽远大于实，却已备有铁架床、玻璃窗、洋瓷脸盆，甚至提供西式餐点。1928年开业的“安顺旅社”与1933年创办的“中国旅行社贵阳招待所”，更是代表了彼时贵阳旅店业的最高标准。中国旅行社贵阳招待所不仅客房整洁，配备专用浴室、餐厅，更提供行李搬运、代购车票等现代服务。1935年，贵阳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新式旅社“贵阳旅社”在中华南路开业，有三层洋楼、玻璃窗、西式家具，在闭塞的山城引起了轰动。这些新式旅馆的出现，是贵阳被动卷入现代化洪流的清晰脚注。

民国时期贵阳的街道

　　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沿海及中原大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贵阳作为连接重庆与西南、华南乃至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重要节点，其战略地位骤然上升。1938年，随着湘黔、滇黔公路成为“抗战生命线”，贵阳迎来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国民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团体如潮水般涌入。1939年“二四”大轰炸后，疏散人口与新建工厂更向郊区蔓延。（张肖梅《贵州经济》）据《贵阳市志·商业志》载，抗战期间贵阳人口由战前12万猛增至近30万。这汹涌人流，瞬间将贵阳旅店业抛向畸形的繁荣顶峰。

二、城市的驿站

　　彼时的贵阳旅店，依据档次与服务对象，呈现出鲜明的分层图景：处于顶端的是那些设施相对完善、背景深厚的旅馆。“中国旅行社贵阳招待所”始终是政商要员的首选。新出现的“服务公寓”“金筑饭店”等，亦以较高收费提供单间或套房，设有餐厅、会客室，甚至有限时供应的热水浴室。这些地方出入的多是政府官员、军官、大学教授、银行经理等上等客人。竺可桢1940年日记中便多次提到入住“中国旅行社贵阳招待所”，并记录下“人满为患”“房价腾贵”的窘况。

民国时期简易的旅店

　　真正支撑起贵阳旅店业庞大基座的，是数量激增的中小型客栈与旅馆。如“安顺旅社”“泰和旅社”“大东旅社”“悦来客栈”等，遍布于城内的中华路、中山路、省府路等交通便利处。这类旅馆的房间多为单人或双人铺位，设施简单，通常只有一床、一桌、一椅、一盆。公用厕所设在院角，热水需定时向茶房索取。这些旅社价格适中，成为普通公务人员、商人、技术人员的主要栖身之所。著名记者萧乾在《贵阳书简》中描述过：“房间小得像鸽子笼，墙是竹篾编的，糊上一层泥巴，隔壁客人打鼾、咳嗽、吐痰的声音清晰可闻。”

　　而最底层，则是大量因陋就简的鸡毛小店和私人住宅改造的公寓。它们藏身于背街小巷，如福德街、金沙坡一带。房间阴暗潮湿，通铺为主，被褥污秽，跳蚤横行。即便如此，在“房荒”最严重时，一席之地也需争抢。巴金在《旅途通讯》中曾记录贵阳住宿之难：“旅馆全满了，我们只得在一家小客店（实在不能说是旅馆）里找到一个房间，那是在楼上，从一窄梯上去，房里只有一张方桌和一张架子床。”更有甚者，走廊加铺、客厅搭床成为常态，走廊里的临时铺位被戏称为“走廊旅馆”。

三、社会人文的镜像

　　民国时期，走进任何一家稍具规模的贵阳旅馆，服务中枢无疑是账房——那方设在门厅显眼处的柜台。柜台后墙上，醒目地挂着住宿规章、价目表及“莫谈国事”的警示牌。一本厚重的循环簿（旅客登记簿）是旅馆的命脉所在。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旅馆业管理规则》，旅客入住必须详细填写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事由、来自何处、去往何方，并出示证件（身份证、差假证等）由旅馆查验抄录。这本簿子每晚须送交警察局查验。1940年《贵州日报》曾刊文批评部分旅馆登记敷衍，“字迹如天书，籍贯多虚构，警察局查不胜查”。簿上每日更新的名字，构成了一幅流动的战争难民图：上海某商行的襄理、北平流亡的学生、武汉撤出的技工、长沙转运的军属……许多人登记入住后，便如投入洪流的石子，再无后续音讯，只留下登记簿上那行沉默的名字。

民国时期旅店门口

　　柜台后掌控全局的，是管事或账房先生。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精于察言观色、讨价还价。迎来送往、分配房间、管理茶房、应对军警检查，皆需其长袖善舞。真正与旅客朝夕相处的，则是茶房——旅馆中最重要的基层服务者。他们多为本地或邻近县份的贫苦青年，靠引客、搬运行李、送茶水、打扫卫生、传递消息获取微薄收入与小费。老茶房记忆中的黄金时代，“客人出手大方，一块光洋的小费是常事”。战时物价飞涨，小费贬值，工作强度却倍增。茶房需时刻保持警觉，记住熟客喜好，应对各种琐碎要求，在拥挤嘈杂中维持基本运转。女招待在战时贵阳旅馆业出现，曾引发一时争议。她们主要在较高档旅馆的餐厅、咖啡室服务，为单调空间增添了一抹亮色，却也常被小报渲染为“有伤风化”的焦点。

　　旅馆房间内的器物，无声诉说着战时生活的窘迫与坚韧。一张木床（铁架床已属难得）、一张摇晃的方桌、一把靠背椅、一个搪瓷脸盆（常有磕碰掉瓷的痕迹），是标准配置。脸盆功能多样，洗脸、洗脚甚至洗衣皆赖于此。热水是奢侈品，需额外付费并向茶房“讨要”。公共浴室门口常排起长队，热水有限，先到先得。电灯昏暗且供电极不稳定，煤油灯、蜡烛仍是必备品。为防日机空袭，窗户常糊上厚厚的深色纸或悬挂黑布窗帘，白天室内亦如黄昏。旅客随身携带的物件，成为其身份与经历的注脚：印着“迁川工厂联合会”字样的搪瓷杯、卷了边的教科书、装着全家照片的皮夹、甚至一小包珍贵的海盐或咖啡末。巴金曾描述过战时的贵阳旅馆生活：“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一盏美孚灯，灯光暗得很。……我们打开铺盖就睡了，外面有狗叫，有人的脚步声，有伤兵的呻吟声。”

　　旅馆的餐厅与茶室，是能量补给与信息集散的双重空间。旅馆附设的餐厅，多为解决基本饱腹之所。早餐常见馒头、稀粥、本地特有的肠旺面，午晚餐供应简单的炒菜与米饭。食材供应随战局与交通状况时好时坏，价格则持续飞涨。1943年，贵阳米价较战前暴涨百倍，旅馆伙食之粗劣与昂贵令旅客怨声载道。相对而言，高档旅馆的咖啡室或附设的西餐厅，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难得的咖啡（多为代用品）、罐头牛奶、方糖甚至简易西点出售。因在此消费的多是军官、外商、记者等高等客人，他们在此交流信息、洽谈生意，墙上张贴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及各种布告，是获取官方消息的重要来源。

　　旅馆的公共空间，更是战时贵阳信息传播的“非正式中心”。大堂、走廊、天井，终日人声鼎沸。小道消息在此以惊人的速度滋生与流转。茶房与走南闯北的商贩是重要的信息源。一则关于“独山吃紧”的传闻，可能迅速引发旅馆内的恐慌；一则“驼峰航线”运力增加的消息，又可能带来短暂乐观。不同地域、阶层的旅客在此短暂交汇，碰撞出奇异的社交场景。一位江浙商人可能与一位内迁教授在走廊上讨论后方的经济困境，一位北方的流亡学生可能向一位滇缅公路的司机打听前线路况。梁实秋在回忆录中曾提及贵阳旅馆见闻：“形形色色的人等，在斗室之中，在昏暗的灯下，各自诉说着他们的遭遇和见闻，构成了一幅悲欢离合的流民图。”旅馆，这个临时的“家”，成为观察战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生存状态的绝佳窗口。

　　在贵阳旅店业表面繁荣之下，阴影始终如影随形。最沉重的枷锁莫过于国民政府战时日益严苛的管控。警察局、宪兵队、保甲组织对旅馆的巡查盘问成为常态。除了例行检查循环簿，深夜查房、突击搜查也屡见不鲜，借口多为“清查户口”“防范汉奸”。旅客常被无故滋扰，旅馆经营者则需小心应对，稍有不慎即可能被罚款甚至勒令停业。1941年，贵阳市警察局颁布了更为细密的《管理旅店规则》，对登记、卫生、消防、营业时间等规定达数十条，旅馆业者苦不堪言，抱怨“手续繁苛，动辄得咎”。

四、城市的记忆

　　战时贵阳的旅店，早已随岁月流逝而大多倾圮于历史尘埃中，砖瓦梁木无存。然其承载的万千行旅的悲欢离合、抗战烽火中一座后方城市的喘息与脉动，却沉淀为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这记忆关乎生存之坚韧：在流离失所中，一隅陋室、一盏油灯、一盆热水，便是战乱年代最朴素的温暖与尊严。这记忆关乎时代洪流下的个体命运：循环簿上那些密密麻麻又转瞬消失的名字，是无数生命在历史夹缝中留下的微小却真实的刻痕。这记忆更关乎一个民族在存亡绝续关头的迁徙与坚守：贵阳旅馆作为西南交通线上的关键驿站，见证了物资的转运、人员的流动、信息的传播，是支撑民族抗战宏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基层节点。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