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邓强 

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早在1919年7月，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1927年4月，蔡和森《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欢迎会上的演讲词》中指出：“如第一点所说之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亦即吃饭问题，生活不能解决，革命断难成功。”中央苏区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粮食工作，把解决根据地军民的粮食问题视为革命战争胜败的重要条件之一。1933年春至1934年秋，中央苏区先后开展了三次借谷运动，向苏区群众借谷达100万担，有力保障了红军及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的粮食供给，为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第一次借谷20万担：广泛动员，迅速完成

　　1932年底，蒋介石集结30多个师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群众进行“大烧、大杀、大抢”，当时的福建省永定县就被抢去谷子2万余担。江西省也备受摧残，烧屋数万间，被抢去谷米数十万担，造成群众损失不可计数。加上粮食因灾歉收和一些奸商囤积居奇等原因，粮价飞涨，红军粮食供应开始出现困难。

　　1933年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进入关键阶段。为保障红军粮食供应，苏区中央局于2月8日发布《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强调要集中一切经济力量，借20万担谷子来帮助革命战争。2月16日，《红色中华》报专门刊登文章《借二十万担谷子给红军》，要求在两个月内完成借谷任务。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20号训令《为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训令指出“决定接受群众这个请求”，要求“限三月份内各县要一律将群众借谷一事办完”，并从保护群众利益出发，制定了借谷办法。比如，根据当地实际情形和群众出谷数量决定借谷分配数量，不搞一刀切；对老苏区、新苏区、边区等区别对待，以群众革命意识及受反革命摧残抢劫程度等决定借谷数量。同时要求各级苏区政府以演新剧、贴标语、出画报等通俗易懂的形式，抓好宣传鼓动工作，禁止“不做宣传而用强借摊派的命令主义方法”。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印发了借谷票，群众交来稻谷，经办人在借谷票上填写借谷数量，加盖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及经办人印章作为凭证。持有借谷票的农民，可以抵纳当年土地税，对抵税有余的，还可以向苏区政府领回现款。借谷实际工作中加强监督管理，禁止贪污、浪费，对卖出稻谷所得款项，做到专款专用。

　　第一次借谷运动坚持实事求是，宣传动员到位，维护了群众切身利益，得到了苏区各级政府、群众团体和广大群众的支持，群众借谷热情很高。博生县（今江西省宁都县）苏维埃原来给黄陂区下达的借谷任务是1500担，这在当时是各区中数量最多、任务最重的。黄陂区自接到通知后，立即召开各乡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具体动员方法。到会代表同志均表示，不仅要完成县苏维埃规定的数字，而且还要超过3500担，总计借谷5000担给红军，以帮助红军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会后，各乡代表立刻动员广大群众，于3月5日前借出了4000担，并舂成白米，运往部队，余下的1000担的任务也很快完成。

　　正是在群众的热情支持下，第一次借谷运动蓬勃有序开展，迅速完成了借谷任务。苏区群众中还涌现了一批“借谷不要收据”的模范个人和超额完成借谷任务的模范县区。《红色中华》报以“妇女节省谷子供给红军”“踊跃借谷给红军”“卖谷给红军不要钱”“退回谷票的模范”等为题，宣传报道群众踊跃借谷事迹，树立正面典型，为后续借谷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次借谷24万担：多措并举，基本完成

　　1934年4月，广昌战役打响。经过红军战士18天的苦战、血战，作为中央苏区北大门的广昌最终失守。随着战事接连失利，中央苏区大片领土丧失，战争形势日益恶化。为应对这种不利局面，红军加大了扩红的工作力度，军粮需求也急速扩大。此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已经单独设立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陈潭秋为中央粮食人民委员，即首任粮食部部长。同年6月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颁布中字第一号《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谷子供给红军的事》，动员紧急筹集粮食24万担供应红军。除了延续第一次借谷运动的办法外，第二次借谷运动倡导每个工农节省3升米捐助红军，并强调没收地主的全部粮食，征发富农多余的粮食供给红军。

　　当时苏区稻谷未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期，苏区群众手中余粮也不多。通告发出以后，借谷运动开展了10天，借谷数量没有达到预期。为按时完成任务，中共中央组织局、中央政府粮食部、总动员武装部致信各级党部及粮食部，指示他们加紧工作并提出要求：一是要加强宣传鼓动，把“收集二十四万担谷子”的口号与“扩大五万红军”的口号一样，在群众中作普遍、深入、详细的解释，使每个干部、群众明白供给红军用的24万担粮食与动员5万红军同样是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凝聚干部群众共识。二是要求节省运动与借谷运动同步开展，不可偏废。节省运动、借谷运动不能机械地分阶段进行，绝对不能以借谷代替节省，在完成节省计划的同时必须完成借谷计划。三是要在动员中纠正与防止可能发生的错误行为。比如，纠正向地主富农姑息妥协的做法，对一切消灭富农的企图，也须严格克服与防止；对待地主与对待富农的差别，不仅要干部了解，还必须向广大群众说明，把党与苏维埃的明确阶级路线拿去教育群众，使群众都能正确运用党和苏维埃对待地主与对待富农的不同政策；决不能把解决红军家属粮食困难和节省运动及借谷运动对立起来。四是党对粮食动员负绝对责任，注重发挥政府职能部门作用。要求粮食部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督促其根据各地实际，采取更多的有效办法，调动各级粮食部、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发挥效能，按期完成动员5万红军、筹集24万担粮食的战斗任务。

　　1934年6月27日，中央组织局、人民委员会发布计划指出：“二十四万担粮食的突击，经过了三个礼拜，还只完成六分之一”，“无论如何要在七月十五日以前完成二十四万担谷子的计划”。同时指出在粮食运输、保管、仓储等环节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向各县派出突击队，督促检查当地粮食动员、突击工作，保证粮食动员任务按时完成。7月5日，《红色中华》报第110期刊登了采访陈潭秋的谈话。陈潭秋在谈话中肯定了6月份借谷工作取得的成绩，特别表扬了兴国、瑞金在扩红运动和粮食动员工作中创造的“光荣的模范”，同时分析了两县完成任务的原因：一是坚定地执行中央指示；二是艰苦、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迅速纠正个别地方强迫摊派及对富农的过“左”倾向；三是迅速镇压反革命破坏。由于兴国县和瑞金县提前超额完成了借谷任务，中央人民委员会赠给兴国县“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动员”红匾，赠给瑞金县“粮食动员的模范”红匾。一时间，各县掀起了学习赶超瑞金、兴国的热潮，工农群众喊出“学习兴国，学习瑞金，赶上兴国，赶上瑞金，红匾等着你们！冲锋呵！”等口号，粮食动员工作达到高潮。

　　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动员，苏区群众与红军共克时艰，节省每一粒粮食保障前线供应，最终基本完成了借谷24万担的任务。陈潭秋在《二十四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中指出：“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革命战争和负责地保证红军给养，由于一般干部积极努力与不疲倦的斗争精神，党和人民委员会号召24万担粮食的动员已经基本完成而且多数的县份超过了，这对于红军秋收前的给养，可以说得到相当的保证，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不能不说又增加了一个有力的条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粮食战线上的伟大胜利。”

第三次借谷60万担：热情高涨，超额完成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决定。此时，数次反“围剿”斗争对苏区各类物资消耗很大，红军供给越来越困难。红军的战略转移，需要补充大量军粮，如何筹集粮食成为首要问题。中央粮食部于1934年7月19日召开第一次各省县粮食部部长与仓库主任联席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半年来粮食部的工作，部署当年秋收后动员60万担借谷和征收土地税工作。这次会议原定召开3天，后因议题太多，开了3天半才结束。毛泽东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会上报告了政治形势与粮食部的工作，陈潭秋报告了征收和借谷的动员工作。随后，参会人员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联席会议的召开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的作用。会上，毛泽东、罗迈（即李维汉）、陈潭秋、王首道等同志及各省粮食部部长被公推为公证人，各县粮食部部长签订了秋收借谷竞赛条约，第三次借谷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34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决定》指出：举行秋收60万担借谷运动，在9月15日前完成；立即征收今年的土地税，24万担的借谷部分，用1934年的土地税归还，60万担借谷用1935年与1936年的土地税中归还。《决定》强调：“60万担借谷与土地税征收的迅速完成，完全依靠于各级党与苏维埃动员乡村的组织与得力的干部，向着每村每乡的广大群众进行普遍有力的宣传动员。”“如果抛弃了宣传鼓动，而用摊派的方式借谷，用强迫的办法收土地税，那是完全不对的。”

　　第三次借谷运动吸收了前两次的经验，更加注重宣传发动群众，强调要与“八一”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的宣传工作紧密结合，向群众宣传以60万担粮食作为红军成立纪念日的礼物。同时，对借谷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加以改进。比如，健全粮食管理规章制度，完善粮食管理机构，避免前两次借谷运动中出现的硬性摊派、运输不畅、保管不力等问题。当年秋收，苏区粮食产量普遍增长一成左右，农民手中有粮，加上苏区各级党组织充分动员，广大群众拥护革命战争的热情大大提高，成为保障秋收借谷运动顺利开展的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1934年9月30日，陈潭秋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文章指出：“秋收借谷动员完成六十八万八千余担，收集五十八万八千余担（未收集的大部分是迟熟的地方还未割禾）。”苏区群众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超额完成了原定借谷任务，收获了“光荣伟大的胜利”。

　　在苏区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第三次借谷运动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把借谷运动开展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苏区群众自愿借谷给红军，很多群众自愿交回政府发放的借谷票，要求把借谷改为节省，即借谷不要苏维埃政府归还，这一部分大约有十余万担。第三次借谷运动有力支援了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也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红军长征后，一些尚未兑现的借谷票就留在了苏区群众手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继续履行红军当年的承诺，按照规定，凡持有借谷票的群众，可以按时价兑换粮食或者现金。之后的几十年，群众手中的借谷票，陆续得到了超出借谷斤额甚至是十倍以上的兑换，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言出必行、有诺必践的为民情怀，现存的借谷票也成为党领导粮食工作的鲜活史料。

　　中央苏区的三次借谷运动，为前线红军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应，有力支援了反“围剿”斗争，也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粮食是当时苏区群众的主要生活物资和收入来源，苏区群众节省口粮送给红军，倾尽所有帮助红军，甚至献出最宝贵的生命，无不体现了苏区群众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在苏区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科学决策，推动粮食安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多措并举积极应对一系列不利因素，应对端牢端稳“中国人的饭碗”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温中央苏区的借谷运动历史，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受到启迪，对加强新时代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8期」

「邓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办公厅研究室四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