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敦兵 

中国古典诗词作为一种艺术疗愈资源的作用，正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孤独体验经典描述的代表作，南宋诗人赵师秀的《约客》一诗细致摹写并升华了孤独的生命感受，形成了值得重视的等待体验，在艺术疗愈论域提供了可资检视的思想资源。

我们已经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孤独表达品味了《约客》诗，认为其中的等待体验增加了生命的厚重感，刷新了中国生命哲学在人生况味文学表达方面的新面貌（参拙文《品味孤独——赵师秀〈约客〉的等待体验》，《文史天地》2024年第12期）。其实，这一品味实际上还内蕴着双重性的特色：一方面，诗作中主人的孤独品味，一定程度上也是诗人的孤独品味；另一方面，读者对诗作中孤独体验及诗人孤独品味的再度品味，从赏鉴与疗愈的再创造中获得了人生感悟与诗境熏陶。正是后者，产生了一种艺术疗愈的可能与期待。总括而论，《约客》诗中孤独体验蕴成的独特生命感受与心理机制，必将跨越千年风尘，作为一种艺术疗愈资源与心理调治手段，转换成为受众增加生命厚度、提高人生况味的生存智慧。

一、魅力：指向宋诗的艺术疗愈

在纸媒式微，诗歌热、文学梦落幕后，何处安顿心灵？世人终将驻足何处？回归古典，细读经典，体味古典的味道，感知古典的温度，为人生寻求重心，这应该是当下所应有的强有力的回复之一。

经典对人们进行文化浸润，它用文化力量来化导、改造人类。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由每一代的文化积淀汇聚生成。自《诗经》《离骚》以来，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魅力，经过历代的积淀，不断汇聚生成，形成一座座文化高峰。唐代固然是中国作为诗的国度最可表彰的朝代，但宋代也步武其后，蕴蓄了另辟风骚的宋词与宋诗。

其实，宋代的文化魅力，是立体呈现于书法、绘画、诗词、陶艺等之中的。仅就文学而言，宋词被视为宋代文学的代表者，固是确然之论。但是，宋词不能涵盖全部宋代文学，也自是不待深辩的。质言之，宋诗亦有其独特的魅力。

南宋诗人赵师秀（1170—1219年，字紫芝，号灵秀、灵芝、天乐，“永嘉四灵”之一）用一首《约客》，细腻地刻画了等待中的孤独体验。为方便观览与解读，兹再引诗如下：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综观全诗，“闲”字可谓是本诗的诗眼。着一“闲”字，尽得风流。人生所难得者，无外乎忙里偷闲。如能在忙后获得闲适，能从复杂重回简单，人们将何幸如之！人们常说守约之难，对于“熟人社会”的弈棋之约而言，似不成问题。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经常往来的人们，他们住所之间的物理距离一般不会很远。当然，仅就约来下棋取乐的客人而言，他一定就住在附近。主人公既然“有约”，他就会守约以待，这是传统社会积淀信任资源的常态。　　

在诗作中，客人“不来”是造成主人独处的现实场景的直接原因，“过夜半”又似乎暗示约之将失。在这次看来仿佛已然铸成的“失约事件”中，失约事情本身给等待之人带来的生命体验是深刻、丰厚的，却不是沉重、荒诞的，其意义似又超出单纯的弈棋之乐。

因为“有约”，所以才有等待。主人的“闲敲棋子”恰正说明了等待的意义：“闲”字是诗眼，因为它正说明主人能够持续等待，而客人也值得被进一步等待；“敲”字，有唐代诗人贾岛“僧敲月下门”的“敲”字意韵，说明夜深人静时分声音放大的效果。

可以说，《约客》一诗代表了宋代诗人对生命的感知厚度和对人生况味的多重理解与表达，刷新了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形象。《约客》诗中隐含了对孤独的体验与心理变化机制，内蕴着丰富的生命体验元素，在超越孤独中远离了孤绝情怀，这些都完全可以转化为艺术疗愈（Art Therapy）资源，为中国古典学研究抉发新的论域。

有一种解读，以为主人无意识地重复做一个敲击棋子的动作，是百无聊赖、焦躁不安的表现。这是值得商榷的看法。实际上，等待客人前来下棋的主人，正将其聊赖寄寓于无意识的“敲”之中。一次敲击，时间虽短，似已有刹那成永恒之意。连续轻敲，自然拉长了时空，从而别有会心。他的敲击，是“闲敲”，节奏是舒缓的，不是急促的；这种敲击，是有一下没一下的持续轻敲，不像那快速的重击，绝对无法长久持续。

总而言之，主人等待客人的心态是平稳的，并不是急躁、心焦不耐烦的。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这种失准的解读，就在于解读者对诗作中潜藏的“等待体验”没能真切而全面地体认。

二、等待：从沉思与静穆中升华

诗作中的主人的等待，绝不像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代表作《等待戈多》中的那两个老流浪汉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因为他们只被告知要等一个叫戈多的人，但并不知道所等待的戈多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也不知道戈多明天会不会来。

然而，彼剧作中流浪汉的无意识与荒诞之举，绝不同于此诗作中主人的优雅与理致。

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访与待的描写，多有独步古今中外的高致。远在东晋时期，“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能于“归园田居”之际，感受到“此还（一作‘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世说新语》所载雪夜访戴事，最为文人雅士盛传。王子猷雪夜朗诵左思的《招隐》诗，大概因为诗中有“丘中有鸣琴”句，便忽然想起住在剡县会弹琴的戴安道来，“即便夜乘小船就之”，正是兴之所至，当即欣然命舟。然而，“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世说新语·任诞》）。《任诞》的高致之访，真正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见不见人，已落入次着，故在所不计。

同是宋代，比赵师秀略早些的张孝祥（1132—1170年），在洞庭独棹一叶扁舟，因处于“素月分辉，银河共影，表里俱澄澈”的广袤无垠的星河间，而不免有“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念奴娇·过洞庭》）之憾。

僧敲月下门

诗人对景思人时，若再将单纯之思凝聚于唯一的对象，所产生的沉思之力便将是十分强大的。《约客》诗作中，约客的主人没有因焦灼而派人催促，没有放弃等待乃至熄灯而眠，而只是燃灯以待，陷入悠然神会之境。可见，诗作中主人公的等待，并不是盲目的。他知道所“约”的对象，深知“朋来”之乐；现在都“夜半”已过了，他仍在等待，仍愿等待，尽管不免有些许久待之烦，却绝非十分焦躁。第三句着一“闲”字，点出诗心，说明主人公在悠闲中等待，在等待中“敲”击棋盘。他应该没用多大的力，但已经足以将已结的灯花震落。“落”，是一个过程，短暂而又永恒。灯花轻闪，又让人思绪翻飞，等待中便有了更多的思想感触和情感波动。灯花在飘落过程中，也牵引着主人公的眼光，自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而能“神与物游”（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从眼前之景遥接万里之外。西晋陆机所著《文赋》，被称为文学批评史的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文章。据《文选》可知，陆机在此赋中主张，“放言遣辞”要能“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并冀望能“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足见诗情文心，古今遥应。

从古典学意境来看，人生活在一个新的实在之维中。诚如卡西尔所说的那样，人乃生活于由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所形成的“符号宇宙”之中。所可注意者，《约客》诗在其“闲”之意象群中，由一个新的实在之维中生发了一个虽然等待对象暂时未至但仍然可待的理致。在这一理致中，蕴藏着艺术疗愈的心理机制。简言之，在等待与可待之间，时间被拉长了，空间被扩容了，心理体验被放大、丰富了。其间，便自然发生了现代语境中的“诗歌疗愈”。

简括言之，这一疗愈机制由作者—对象—读者之间多重互动因素生成。具体而论，主人因等待而陷入沉思，符号意象引导读者产生代入感，同主人一起，因耽于沉思之乐而忘却时间，相应地也就留住时间，将物理性的等待转向精神性的反思，通过艺术净化功能的意向性引导而再转向灵性的静穆，最终，作者、作者笔下的主人与作为读者的我们一起获得心绪上一定程度的修复与治愈。

三、调治：中国诗歌内蕴的价值

人的心理活动分为知、情、意三大方面。只有将古典文学中的等待体验从心理知觉、情感波动、意向性调治等层面进行有机整合、合理化用，用以转换生成为应对更多不可知、不可控因素造成的心理困扰与生存困境的资源，我们才能真正让古典知识转化为现代生存智慧，才能让中国诗歌中的等待体验等资源变成现代文明升格与社会转型的有益助力。

中国古典学中的传统身心观带给我们反思的空间非常之大。身与心，相依而又不离。心对身，相异而可超越。身可浪迹，而心能任其游谈。比如，常言“浮生若寄”，所寄之有待于浮生，其强调处正在于身。老子有所谓“吾所以有大患者，在吾有身”，后世以身为累之端，或多取于此。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中即呈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这一类生存体验。以其中第一首为例，若以“久在樊笼里”诗句中的身体观相类喻，“樊笼”隐喻了身累寓意，而其“复得返自然”所追求的当更为近于自由之心。引而言之，即使不能与身一齐自由驰骋，但也可以有心纵万象之“游”。

不难体知，在闭门读书时，身虽在独处、静居，却不能限制心的契接古今。古人以“雪夜闭门读禁书”为一种美事，早已经成为文人雅赏。今天看来，如果剔除“禁书”之偏隘，那么在沉潜古典之余，因为能涵容古境，神交古人，所以便也可以发思古之幽情，而得千古之旨趣。即使是道家早期文本之一的《列子》，其中也包蕴着因应自然、随顺天机、达观乐生等在内的关于生命的学问的精华。

从历史上看，思想家最大的焦虑是社会有机体生病了，他们担心的是社会的堕落、文化的沦丧、制度的崩解等等。至于敏感的文人，他们最大的焦虑，是担心社会中的个人生病了，尤其是心态失衡了，他们关切的是心灵的失重与失落。现代知识人精神自觉的重要表现之一，是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的生死智慧，以应对现实中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与思想焦虑。总体而言，国学经典，浩如烟海，构成重要的思想武库，如果能披沙拣金，加以持久涵化之力，必能促成新生之局。（参拙著《经典化的追寻：中国古典学研究的语言哲学视域》）

因此，回归古典，挹取思想资源，用艺术疗愈心态，走出思想焦虑与文化困境，这是一种理智的选择。我们的主要致思取向，应当是要投身到回望、解读中国古代典籍之中去，并从中挹取生存智慧，以滋润成就现代人的雅化生活。质而言之，社会需要治理，人心需要调治，波动的心态需要调适，这几个层面都是生存调适的重要内容。

总之，作为文人学士的赵师秀，其诗作中独特的孤独体验，对人们的生存调适富有多层面的启发与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艺术疗愈之效，可以升华为心理调治的资源。这也在提示我们，要适度地沉浸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艺境，深切感受其在心理疗愈等方面的艺术魅力，这是中国古典学研究中一个亟待大力挖掘的学术论域。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