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蒋国经

1920年冬天，沈从文第二次来到湖南芷江，在警察局谋了一份差事，因与熊希龄是亲戚关系，暂住熊公馆。他在《女难》中写道：“大拇指人物的亲戚即姨父，有钱有势。”“大约正因为舅父同另外那个亲戚每天作诗的原因……我成天看他们作诗，替他们抄诗，工作得很有兴致。因为盼望所抄的诗被人嘉奖，我开始来学写小楷字。”他在《夜》一文中如是说：“我那时写字是一点不高明的。”

拜邓其鉴为师

当时，经常出入熊公馆的邓其鉴非常擅长书法，尤其擅长草书，并且很会篆刻印章，是湖南芷江县城家喻户晓的书法家、知名绅士、教育行家。向邓其鉴索要书法作品、篆刻印章的大有人在。邓其鉴与熊希龄是沅水校经堂的同窗好友，又是同年老庚。邓其鉴在沅水校经堂认真学习各门功课的同时，刻苦练习朱其懿的书法，并得其真传。邓其鉴1902年考取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1904年回国后，因熊希龄任西路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在西路学堂任教10余年。1916年，经过熊希龄多方协调与运作，湖南省政府决定把湖南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设在芷江。公立、私立两所农业职业学校同时在芷江兴办。熊希龄深知邓其鉴的教学才干与管理能力超群，特意把邓其鉴从常德聘请回芷江负责管理学校。县府、警察局、社会各界对邓其鉴特别敬重。在熊公馆的社会名流包括沈从文的五舅与姨父，见沈从文博览群书之余还刻苦练习毛笔字，并且毛笔字基础好，一致建议沈从文拜邓其鉴为师，以尽快达到境界。沈从文非常钦佩邓其鉴，想起在文昌阁读书时，田名瑜老师多次讲述过熊希龄这位大人物的事迹，他虽然没有见过熊希龄，但邓其鉴是受熊希龄之托回芷江办教育的名人，沈从文心悦诚服，当即诚心诚意要拜邓其鉴为书法老师。邓其鉴见沈从文书法基础好，为人诚实，虚心好学，便爽快地答应了。

邓其鉴在给沈从文讲授书法时，还时常讲述民主、科学、艺术、写现实人生、为艺术而艺术等理念。有意无意间，打开了沈从文人生的一扇心灵窗户。沈从文思想豁然开朗，从中受到启迪，感受到跟邓其鉴学习书法的魅力。正如沈从文在给周子厚信中写道：“沅州是我十年前住过的地方，街道和房屋，桥和塔，树和水，给我印象都很好。尤其是几个前辈先生，一份温厚的友谊，值得记忆。”

传授书法之道

在给沈从文传授书法之道时，邓其鉴认为，书法也叫“法书”，这就是汉字的书写法则之定义。书法主要讲究执笔、用笔、点画、结构、分布（行次、章法）等方法。如执笔要指实掌虚、五指齐力，用笔要中锋铺笔，点画要圆满周到，结构要横直相安、意思呼应，分布要疏密适宜、变化错综、全章贯气，等等。邓其鉴特别强调“七字法”，即写字运用的方法。所谓七法者，擫、压、钩、揭、抵、导、送是也。他还举例“永字八法”，以“永”字八笔为例，讲明书法用笔的法则。再就是字体结构，用不同数量和形体的笔画组成一个正确、端正、匀称、美观大方的汉字就叫字体结构或叫间架结构合理。汉字分左右、上下、包围结构三种类型。讲了结构后，针对沈从文书法的基础与特点，刻意讲述书法的笔锋。笔锋乃笔毫之尖锋也，古人曰：“笔欲锋长劲而圆，长则含墨，可以运动，劲则有力，圆则妍妙。”还有字之锋芒，亦叫“笔锋”。运笔之时，把笔的锋尖保持在字的点画中心叫“中锋”，又能藏在点画中间不出角就叫“藏锋”。把笔的锋尖偏在字的点画一面叫“偏锋”。一般以“偏锋”为书法之病，但“侧锋”取势，古人在行笔中经常运用。还有“露锋”“逆锋”“回锋”“折锋”“中锋”。讲述了笔锋再讲笔意。笔意，指写字、绘画时运笔的意匠经营和笔画运转间所表现的风格、功力。他还刻意强调“笔断意连”的重要性，写字时，点画虽断，而笔势相连。古人曰“奋笔轻举，离而不绝”就是这个道理。邓其鉴简要而系统讲述了书法基础，然后给沈从文讲授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上虞帖》《兰亭序》、王安石的《楞严经旨要卷》和苏轼的《新岁展庆帖》，帮助沈从文分析这些书法名家各自的特点和长处。邓其鉴认为沈从文的书法虽然四平八稳，但略显呆滞，不够圆润和丰实，欠活力，笔力不够。就沈从文书写的小楷与章草而言，让人明显感觉到，其线条沉稳含蓄，风格俊雅温厚，一横一撇，法度自在笔墨之间。若要指出其不足之处，则略显拘谨之态，草书尤甚，秀气有余而笔力不足。所谓笔力，是发自腰、臂、肘而达于手腕，贯注于笔端的内在力量。邓其鉴还教导沈从文“练楷书要达到形神兼备，大小相兼，收放结合，疏密得体，浓淡相融”，“练草书又不能一味临贴，草书无法，亦无章，在于意。书者，抒也。草书是作者内心的飞动。心动笔动，若静若动，若有若无，方为境界”。恳切教导沈从文书法要在神韵、情趣、笔意上狠下一番苦功，并反复强调：“书法之道，在于桩基，桩基不稳，必无所成。所谓桩基，便是楷书。楷书为一切书法之基。楷如立，行如走，草如奔，走好了正步才能奔跑，一步一步来，如果楷书练得差不多了，自然而然就能进入到行草的书法境界了。练草书时下笔笔墨就要飞舞起来，做到行云流水，流畅自然，书风要凌冽，笔法要遒劲有力，运笔要快，章法要豪放奔放。在书法时其实是在进行书法创作。草书是书法各体之王，被称为书法王冠上的明珠，是书法的巅峰。”沈从文认真听取邓其鉴的教诲，受益颇深，书法长进特别快。沈从文在《女难》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已从那些本地乡绅方面学会了刻图章、写草字，做点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沈从文师从邓其鉴，邓其鉴讲述深刻精辟，沈从文有书法的天赋，又勤学苦练、细心领会，掌握了要领，成为芷江城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后来沈从文曾抒发豪言壮语“胜过钟王、压倒曾李”，甚至还专门撰写评论古今书法的文章，对历史上的书法大家、近代文人名家的书法发表了颇为独到的见解。沈从文认为书法领域里的一流人物，远的是钟繇、王羲之，近的是曾农髯和李梅庵。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以为只要超过了他们，一定可以‘独霸’一世了。” 

沈从文留墨宝

1921年，湖南芷江县警察局警备队队长段治贤已殉难两年之久，但段治贤的品格和英勇业绩在乡民百姓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乡民因经常遭土匪的袭击、掳抢烧杀，苦不堪言，非常怀念和敬佩这位英勇善战、很有正义感的警备队队长。经常有数百以上的百姓和地方名流集结在县府，强烈要求县府给段治贤树碑立传，以褒其美德，颂其业绩。县府决定给段治贤刻碑立传，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县警察局。警察局拜请邓其鉴为段治贤撰写碑文，邓其鉴把碑文稿写好后便向警察局局长推荐沈从文为其书丹，沈从文欣然受命。他把邓其鉴写的碑文稿背得滚瓜烂熟时，心潮起伏，脑海里浮现碑文记载的段治贤短暂一生的悲壮事迹，唤起了他那颗正直、善良之心。加之平时警察局的同事、街坊百姓以及具有正义感的各界人士经常谈论段治贤的英勇事迹，段治贤为民除暴、英勇无畏的精神早已使沈从文产生敬佩之情。他想到自己要为这位前警备队队长书丹立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块长2.07米、宽1.05米、厚0.1米青石质地而颇有重量的石碑摆在了东紫阁的凉亭里。沈从文面对眼前这块青石，成竹在胸起了一个架式，定了会神，舒一口气，然后挥笔书写。不仅写得非常顺手，而且还赢得了观赏者的阵阵掌声。书写完毕，沈从文顿时觉得心情无比舒畅。让青年沈从文未曾料到的是，师徒两人的合作竟在芷江（沅州）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墨宝。这块墓碑被作为镇馆之宝收藏在芷江博物馆，经文物专家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整块碑文共641字，正文591字，标题为《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碑的原文如下：

段君治贤，黔阳人也，生清光绪五年十二月九日，年十五父母相继殁，家贫，经营商业，抚育二弱弟至于成立。清季粤西匪乱，同邑黄公泽生升师剿抚。君入伍勇敢善战，以军功擢升哨弁。民国纪年前一年，武昌革命军起，湘应之，君为民军连长。民国四年，袁氏窃国，南北兵战于湘西，辰沅各属，糜烂殆遍，君随湘西宣慰使义赈委员某来沅。宣慰使，凤凰熊公秉三也。熊公家于沅，太夫人在焉，欲作避兵计，会城乡远近兵匪纵横，道路梗塞。君性侠义，慨然以护卫自任，熊太夫人由沅之凤凰，经辰溪、泸溪、沅陵诸险地，安抵武陵，君之力也。熊公感其义，荐于辰沅道尹张公容川。

民国七年，沅匪愈炽，君充警备队队长，一年之中率队清乡，屡缉巨匪。匪畏之，甚而衔之亦甚。民国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殉难于沅之西乡杨公庙。有自难地来者述其梗概：谓君出巡，匪探密布，侦知士卒若干，枪弹若干，某日经某地，某日至某地，杨公庙必由之路也。匪百余乘君久出疲劳，麇集于此，以勇悍之众，当困顿之兵，激战数小时弹尽，士卒伤亡过半。君犹拔佩刀直前手歼数人。匪众哗曰此段队长也，围攻之，身被数弹，骤倒毙，复以枪刃刺之，无完肤。团邻往救，无及矣，匪飏去……

石碑记叙了警备队队长段治贤不平凡的人生简历。

邓其鉴与沈从文早年为前警备队队长段治贤墓碑撰文书丹，因新闻媒体的传播，全国各地的游客与书法爱好者慕名来芷江参观欣赏。中国著名画家黄永玉获知在芷江还保存有沈从文墨宝真迹的消息，1987年10月12日，他专程从北京来到芷江拓印碑文。1988年春天，沈从文的另一位亲戚听说芷江有沈从文青年时期留下的墨宝，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特意来到芷江观赏。他在欣赏书丹时，对沈从文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当讲解员介绍此碑是沈从文青年时期的书丹时他感到格外高兴。他小心翼翼地将碑文拓片带到北京，亲手交给正躺在病床上的沈从文观看。沈从文见此碑文拓片，激动得热泪盈眶，用颤抖的双手捧着拓片，无比兴奋地说：“是啊！沅州城还有我的字啊……”这块珍贵的书丹石碑不仅对研究沈从文的书法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而且是青年沈从文师承邓其鉴成就其书法造诣的重要见证。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