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忠海

汉武帝即位时面临许多挑战。具体到经济方面，存在着币制混乱、“恶钱”横行、私铸普遍、铸币权未能收归朝廷专有等问题，一些诸侯国凭借铸钱而实力大增，成为不稳定因素。汉武帝重视金融建设，先后推行六次货币改革，稳中求进，在保证了政治和经济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逐一解决了上述问题。

一、夺回货币发行权

对一个政权来讲，货币发行权是最基本的权力之一，它不仅是一种经济权力，还是维护政权体系的重要支撑，一般不能交给其他国家或者私人。然而，西汉初年在很长时间里却允许私人铸造货币，朝廷失去了在货币发行权上的垄断地位。《汉书·文帝纪》记载，汉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朝廷“除盗铸钱令”，也就是废除了之前关于不得私自铸造钱币的法令。于是，无论百姓还是各诸侯国，都可以自行铸造钱币。

汉武帝画像

汉文帝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刺激经济、缓解朝廷财政压力的目的。这时国家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经济有所恢复，但总体状况仍不容乐观。秦末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相当严重，长时间存在着经济凋敝、民生艰难的局面。在金融领域，货币不仅流通不畅，而且其总量也满足不了逐渐增长的交易需求。允许民间铸钱可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货币的生产与流通中，刺激经济发展。

然而，这样做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允许私人铸钱不仅难以控制其标准与品质，而且也让一些诸侯国趁机壮大了经济实力。中国古代铜矿分布不均衡，就先秦时期而言，所发现的铜矿主要集于今安徽、江西、湖北及四川等省份，这些地区的诸侯王们借钱币铸造而扩充了实力。吴王刘濞拥有豫章（今属江西省）的铜山，经济实力大增。《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刘濞甚至有了问鼎皇权的底气，成为西汉初年“七国之乱”的发动者之一。汉景帝在《击七国诏》中诏示：“吴王濞背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疾不朝二十余年。”同时，放开私铸后，从事铜矿开采及铜钱铸造可以获得更多利润，有不少人放弃了农业，专门从事与铸钱有关的行业，对于正在恢复中的经济建设来说也十分不利。《汉书·食货志》记载，贾谊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弃农从钱”现象指出：“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

汉武帝即位并掌权后，充分认识到允许民间私铸的危害。出于壮大朝廷经济实力、削弱诸侯国势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多重考虑，汉武帝决心禁止私铸行为，重新确立起朝廷的货币发行权。《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年）颁布诏书，“悉禁郡国无铸钱”。具体做法是：“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根据这道诏令，各郡国今后不得再铸造钱币，市场流通所需钱币由朝廷专门设立的机构铸造，非此机构铸造的钱币均不得在市面上流通，之前铸造的各式钱逐步收回销毁，得到的铜材上交负责铸钱的专门机构。此令颁布后，朝廷将货币发行权重新垄断起来，对于建立统一稳定的金融秩序、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有着重大意义。

维护货币发行权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对铸材实施管控。汉初，贾谊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新书·铜布》中指出“铜布于下，伪钱无止，钱用不信，民愈相疑”，为此建议朝廷“上收铜，勿令布下”。然而贾谊这些主张并未被采纳，铸造钱币的铜材没有为朝廷所垄断。汉武帝收回铸币权时对铜材的管控十分重视，不仅垄断了新出产的铜，还下令把民间拥有的铜材收集起来，包括各种“杂钱”在内，将它们集中运往长安，熔炼后用来铸造新钱。

二、以良币驱逐劣币

战国末期的秦国以及之后的秦朝通用货币是半两钱，这种钱因为重量为半两而得名，钱币上铸有“半两”二字，清楚标示了钱币的重量，也体现了价值。半两钱第一次使用了圆形方孔的设计，以其先进的设计理念、便于流通的特性而广受欢迎，如同秦军一样出征各地，成为秦朝统一天下的“金融利器”。秦汉时一两为二十铢，半两钱为十二铢。《汉书·食货志》记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转引《古今注》：“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

秦末爆发了农民起义，之后楚汉相争，战乱多年，半两钱虽然一直通用，但由于朝廷对金融、货币控制力的减弱，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私铸、盗铸的铜钱，这些钱币铸工较差，重量达不到十二铢的标准，铜材充满杂质，称为“恶钱”，是一种劣币。汉文帝允许私铸的同时以朝廷名义铸造过一种新钱，重四铢，只相当于半两钱的1/3。还有更轻的钱币，多为民间私铸或盗铸，方孔不变，外面只是薄薄一轮，形如榆荚，称“荚钱”。更有甚者，有人将半两钱的外边剪下一圈，一般剪七八枚半两钱的外边即可得到一枚新半两钱的铜材，称“剪边半两”或“剪轮半两”。针对这些情况，汉武帝在打击私铸、盗铸的同时，决定发行新钱以对抗这些劣币。

经过多轮改革与实验，汉武帝于元狩五年（前118年）下诏推出一种新货币，因其重量为五铢而称为五铢钱。五铢的重量较为适中，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价格水平。汉武帝下诏铸的这种五铢钱铸工精致，上铸篆文“五铢”二字，书法修长秀丽、严谨规矩，既美观又有防伪作用。五铢钱材质为铜、铅混合，通常含铜量在70%以上，配比合理，物理性能较好。由于是朝廷专门铸钱机构所铸造，又采用了新的铜范法，保证了钱币重量上的一致性。钱币铸出后，边缘还要加以打磨，十分整齐。更为重要的是，五铢钱有一圈外廓，高于钱面，让投机商人无法剪边。

西汉五铢钱

五铢钱推出后深受欢迎，加上推行了严格的货币政策，社会上的劣币逐渐被淘汰出局，五铢钱成为稳定的法定货币。汉武帝以后的西汉时期统一使用这种五铢钱，之后的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等均铸造过各自的五铢钱，五铢钱的使用时间长达730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三、六次币制改革，稳中求进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些古代的帝王也意识到金融改革的重要性，推出过一些改革措施，但由于操之过急，总想一步到位，结果适得其反，轻则效果打了折扣，重则总体失败。汉武帝推行币制改革，采取的是稳步推进的办法，统一货币发行、统一使用五铢钱等措施并非一次成功，而是经过了多次改革与调整，最后才达成目标的。汉武帝在位期间，推行的币制改革有六次之多。

第一次在建元元年（前140年）。这一年二月，汉武帝下诏铸行三铢钱。《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记载：“新坏四铢钱造此钱也，重如其文。”之前有半两钱，汉文帝时又铸有重四铢的新钱，钱币上的文字均为“半两”。汉武帝尊重事实，新铸的三铢钱上文字改为“三铢”，使实际价值与法定重量相一致。

第二次在建元五年（前136年）。这一年春天，汉武帝下诏“罢三铢钱，行半两钱”。表面看似乎是一次改革的倒退，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的体现。原来，第一次币制改革后三铢钱、四铢钱、半两钱均在社会上流通，由于此时私铸、盗铸尚盛行，三铢钱未能站住脚，所以汉武帝下诏重新铸造半两钱。新的半两钱有一项技术改进，也就是在钱币的边缘铸造了一轮外廓，这是针对“剪边半两”的，这个做法为后来的五铢钱沿用。

第三次在元狩四年（前119年）。这一年，汉武帝下诏重新铸造三铢钱，针对之前因私铸、盗铸而使三铢钱发行失败的问题，汉武帝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同时“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为了确保三铢钱站住脚，汉武帝下令回收半两钱，用回收的铜材改铸三铢钱。这次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效果仍不明显，主要是禁止盗铸、私铸的法令未能得到严格执行。

第四次在元狩五年（前118年）。如前所述，经过充分准备后，汉武帝这一次下诏推出了五铢钱，同时进一步强调将半两钱废止的法令。五铢钱铸工精美，轮廓经过打磨，不仅无法剪边，而且试图通过磨边以收取铜屑的做法也行不通。五铢钱很快在市场上站住脚，成为人们乐意接受的货币。《汉书·食货志》记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120年间，平均每年铸钱约2.3亿枚，耗用铜材约1000吨，这些数字进一步说明五铢钱取得的成功。

第五次在元鼎二年（前115年）。至上一次改革时各郡国的铸币权仍未被收回，各郡国也可以铸造五铢钱，称“郡国五铢”。由于各地存在铜材质量、铸币技术、官吏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所以铸造出来的钱币差别很大。各郡国铸的五铢钱，有的没有边廓，有的穿孔大而肉薄，有的重量不符合标准，还有一些官吏通过铸钱中饱私囊。为此，汉武帝下诏，“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在长安铸造的“赤仄五铢”质量上乘，一枚等同于5枚“郡国五铢”。汉武帝想通过这种办法，解决各郡国铸钱水平低劣的问题。

第六次在元鼎四年（前113年）。“赤仄五铢”是“郡国五铢”价值的5倍，不仅交易不便，而且因为盗铸获利巨大，吸引了众多投机者冒死铸造这种钱币，汉武帝不得不下诏废止了“赤仄五铢”。《汉书·食货志》记载：“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汉武帝这才下定决心，将铸币权从各郡国收归朝廷，由朝廷设立专门机构对五铢钱进行统一铸造和发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悉禁郡国无铸钱”的诏令。

西汉“七国之乱”

四、“白鹿币”显神威

汉武帝即位后，政治上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各诸侯王权力过大。经过一场“七国之乱”，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削弱，但他们尚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始终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为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势力，汉武帝推行了推恩令，规定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有资格继承王位外，其他儿子也可以分割王国的土地成为列侯，由郡太守统辖。这项政治改革取得了成功，以相对温和的手段使各藩国的势力被层层削弱，既达到了削藩的目的，又没有引发激烈反抗。

在金融领域，汉武帝也推出一些削弱各诸侯国实力的做法。元鼎五年（前112年），也就是第六次币制改革的次年，汉武帝下诏对各诸侯国为祭宗庙所献的酎金进行严格查验。所谓酎金，指宗庙祭祀时诸侯助祭的献金。《汉书·景帝纪》颜师古注：“酎，三重酿，醇酒也，味厚，故以荐宗庙。”在当年这次“酎金大检查”中，汉武帝以所献酎金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好为借口，一口气废掉了106名列侯的爵位。《汉书·武帝纪》记载：“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丞相赵周下狱死。”刘备的先祖刘贞是中山王刘胜的儿子，按照推恩令，他被封为陆成侯，却未能逃过这次“酎金案”，因酎金不合格而被汉武帝削去爵位，封国被撤除。

为打击诸侯国经济实力，汉武帝还发明了一种“白鹿币”。该币由白鹿皮制成，一尺见方，面值40万钱。这些白鹿取自汉武帝禁苑，别的地方几乎没有。《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其后，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解释：“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以荐璧，得以黄金一斤代之。”40万钱相当于当时10户中产之家的家产之和，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所以这种“白鹿币”不可能在社会上流通。汉武帝发明“白鹿币”，其“消费者”是王侯宗室。《史记·平准书》记载：“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王侯宗室按规定要向天子进献礼物，其中有玉璧。汉武帝规定，进献玉璧时不能将玉璧直接放在托盘上，玉璧下面要垫上这种“白鹿币”。玉璧或许只值几千钱，但“垫布”却要用40万钱向朝廷购买。这一招确实够狠够绝，继承了推恩令的温和，却又“刀刀见肉”，增加了朝廷的收入，削弱了王侯宗室的经济实力，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