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的一天，一名武将提着两个儿子的人头来到皇宫明太祖朱元璋面前，将人头掷于地下，说道：“陛下要的头颅都在这里！”说完掏出匕首，自刎而亡。他是谁？奈何如此？——乃大名鼎鼎的开国功臣傅友德。

傅友德（？—1394年），明初著名将领，宿州（今安徽宿县）人。傅友德虽然出身贫寒，没有读过什么书，却拥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早年参加红巾军，却始终未能受到器重。毛泽东早就说过，作为领导者首要的是要善于发现人才，懂得用人。唐太宗说过“用人如用器”，也就是要把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这样才能有利于发挥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常言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直到1361年傅友德率部归顺了朱元璋，他的能力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受到信任，才真正体现了自我价值，成为朱元璋军中的高级将领。

傅友德先后在朱元璋手下两位最重要的大将徐达和常遇春麾下效力，西讨陈友谅，东征张士诚，北伐元大都，屡立战功。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封了6位公爵、28位侯爵、2位伯爵，这是最初的36位开国功臣，傅友德是28位侯爵中的一位——颍川侯。而这36位开国功臣，有3位是文臣，一是李善长，封韩国公；一是汪广洋，封忠勤伯；一是刘基，封诚意伯。武将33位，傅友德名列其中，由此可见其战功之显赫。

以武功名列开国武臣中第二的常遇春去世后，傅友德开始成为一方统帅，更显露出他的卓越军事才干。洪武四年（1371年）他与汤和分南北两路取四川，虽然汤和出师不利，但傅友德最终完成了对四川的统一，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嘉奖。四川统一后，明军剑锋所指首先是云南地区。

傅友德画像

云南在宋代为白族首领段氏建立的大理国统治。元灭南宋之前，忽必烈率蒙古军分三路攻入云南，灭大理国。元朝建立后，忽必烈置云南行中书省，立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镇守，忽哥赤死后元朝封忽哥赤之子松山为梁王，又设“大理都元帅府”，让段氏子孙与松山及后人一同管辖云南。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明玉珍在四川称帝后，曾派军进攻云南，为元军所败。

傅友德攻占四川后，朱元璋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完成对云南的统一，派著名学者王祎前去劝服云南地区的统治者梁王，不料王祎被杀害，这已经是洪武七年（1374年）的事了。次年明中央政府再次派出使者，结果使者刚进入云南就被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国家的统一，明太祖决心征讨。洪武十四年（1381年）秋，傅友德被任命为大将军，沐英（朱元璋养子）为副将，统帅一支30万的大军征讨云南。1383年，蒙古与梁王的所有残余势力全部被歼，沐英奉诏驻守云南，直到明朝结束，260多年里云南始终由沐氏子孙世代承袭统领镇守。

攻占云南后，傅友德北略贵州，取得完胜。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政府设贵州都指挥使司和云南都指挥使司（相当于今之省军区）为两地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当时之所以设云贵两都司，完全是考虑到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当时这一片地方，存在着土府、土州、土县、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土司，它们或隶于布政使司、府、州、县，或隶于都司卫所，而且设废、隶属时常变化，非常不便于管理。为此，洪武十五年三月，明政府设立云南布政使司，加强了对云南的统一管辖。

傅友德完成对西南地区的统一后班师回京。傅友德的一子傅正调任普定屯田卫指挥使，另二子傅茂、傅敬仍在沐英麾下效力，均留在了滇黔。

洪武十七年（1384年）五月十四日，朱元璋大赏征南将士，傅友德晋爵为颍国公，赐特诏铁劵，子孙世袭。另赏锦缎20匹、钞百锭、米1500石，增岁禄达3000石。此时的傅友德位极人臣，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其他随征将领分别得到奖赐，如赏蓝玉、王弼等列侯爵位子孙世及，封陈桓为普定侯、胡海为东川侯、郭英为武定侯等。需要强调的是，傅友德在平定川滇黔后，没有实行大规模镇压屠戮，往往晓以大义，特别是平定贵州之后，很有点孔明治蜀的遗韵，这是傅友德能在短时间稳定贵州局势的重要原因。因而他赢得了川滇黔地区百姓的信赖与尊重，被目为“神”。

在傅友德治理云贵的基础上，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政府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至此，明正式形成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地方行政管辖体制。云南布政使司与贵州布政使司的设置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云贵地区的管辖，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整个西南地方的经济发展。傅友德在西南地区的管治是可圈可点的，治黔颇有“美德”。

明政权是第一个在贵州设置省级行政管理体制的王朝，大大加强了贵州与内地的联系，使得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实施对贵州的管辖，对中华民族版图的形成有着奠基意义，更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就贵州来说，虽然有着辉煌的史前文明，秦汉之际还曾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而声名鹊起，但在历朝统治者心中，这片“远在蛮荒”之地，落后贫穷，交通梗阻，只要不发生危及自身统治的事件，保持名义上的臣服，便算万事大吉，常常被当作贬谪罪臣的场所。贵州布政使司的设置，使得明中央政府的治黔政策得以畅通贯彻推行，从而对贵州历史进程产生了极积影响，超越了明之前的所有王朝，这其中傅友德功不可没。对傅友德平定并治理滇黔的功绩，朱元璋手下最重要的谋士、曾被朱元璋称之为“吾之子房（汉初刘邦的首要谋士张良）”的刘基曾赋诗称赞：“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后来的发展证明了刘基的远见卓识。

傅友德平定云贵，在返京之前主要致力于云贵的有效管辖与发展，以巩固政权。

西南地区数千年来都是众多少数民族杂居之地，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和北方，由此，很难统一，更难于一体化管理以保持同步发展。除民族诸多，语言差异之外，交通闭塞也是一个原因。不但难以同步前行，反而屡生叛乱，还有一主要的因素就是历代王朝统治者往往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在取得政权后，除了几个较为重要的城市，仍旧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交给头人，由土司酋长担任地方长官，担任上级长官的汉人往往是只要不出大问题，很少再去过问，更少管治。可是这些少数民族几乎都是全民皆兵，由此一来，这些头人稍有不满或有人撺掇，就立马叛乱。一旦被镇压，就再次归附，继而再次反叛，由此陷入了一个“归附—反叛—镇压—再归附—再反叛—再镇压”的怪圈。究其原因，文化、信仰、生活习惯的不同在不经意间在各民族间产生隔阂，制定和实行的政策难免会与异族人发生冲突。这样的情况促使傅友德思考如何治理云贵地区。在与土司酋长和祭司们的经常接触中，傅友德意识到，要想使整个云贵地区获得安定，必须在全省建立起由汉人和少数民族共同执掌的政权机构，双方合作无间、相互弥补，实施能让少数民族得到实实在在益处的政策，并大力推行汉族文化以引导、熏陶各少数民族，方能见到成效。

在中央政府设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后，傅友德按照内地的省级建制，在云南行省也设置了提刑按察使司。后来，贵州布政使司设置后，也设置了贵州提刑按察使司，这样形成了与其他地方一样的三司共同管理的省级管理制度，布政使司负责分管一省所属府、州、县民政、钱粮；都指挥使司负责分管一省卫、所兵事；按察使司分掌一省刑政，下设按察分司，实现了“郡县治，天下安”。同时，根据各地土夷不同的状况，在曲靖、临安（今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车里（今云南西双版纳）、木邦（今缅甸新维）、老挝、八百大甸（今泰国清迈）置宣慰司；在北胜（今云南永胜）、者乐甸（今云南镇原）、马龙他郎甸（今云南新平、墨江一带）置长官司；在孟养（今缅甸克钦邦）置军民指挥使司；在大理、金齿（今云南保山）特置元帅府。不同的机构在军事和行政上有不同的侧重，并吸收当地酋长成为不同级别的官员，与派驻的汉族官员共同治理本区域军政诸事。对于土司政权，傅友德设置汉官辅佐、任命流官制衡，制止土官独断专横、暴虐处事。并且，邀请土司子弟入官府创办的学校学习，一方面以此笼络土司，一方面让其更好地接近汉人、受到汉学熏陶，掌握文明先进的行政方式。1413年6月，经中央政府批准，傅友德在整个云南全境改“路”为“府”、改万户为“卫”、改千户所为“州”或“县”，共设立府级行政机构52个、州级行政机构36个、县级行政机构54个。自此，云贵一带完全纳入了明朝的统一行政管理，有了自省到基层的完整行政机构。入清后专设云贵总督纳入一体化管理。这个基础就是傅友德打下的。

在傅友德主导下，各司、各州府县根据所统辖区域的不同情况，分别推行符合自身实际的、极具针对性的行政举措，大大减少了少数民族对汉人的隔阂，对分割反叛势力、稳定滇黔地区、巩固滇黔政权、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此基础上，傅友德从洪武十五年（1382年）至洪武十七年（1384年）里，于滇黔境内大规模筑建和修缮城池，以此加强地区的发展，先后修筑了一系列城池：乌撒城（今贵州毕节市威宁县城）、平越城（今贵州福泉市古城垣）、筑水西城（今贵州黔西县城）、毕节城（今贵州毕节市老城区）、昆明城（今云南昆明）、澄江城（今云南澄江县）、大理城（今云南大理）、永昌城（今云南保山）等十几座城池。与此同时，亦筑建卫所的治城、土司的土城达50余座。沐英坐镇滇黔后，“萧规曹随”，不改变傅友德的治理政策，继续加强城镇建设，使滇黔的社会繁荣度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

为实现各司、各州府县、各城池之间的相互通达，傅友德重视道路的开发和建设。组织军民疏通道路达2000余里，大大便利了云贵地区的交通。400多年后，昆明人倪玢，赴浙江任职，走的还是傅友德当年所修之路，他写诗盛赞：“朝发交水城，暮宿白水驿。前途近黔关，滇海重重隔。劳者苦未休，心之为形役。行行四十里，看尽寒山碧。”

傅友德理政云贵的另一举措是兴办教育，在云贵两省兴办儒学，府、州、县皆建立学校，乡村则设许多的社学、乡学，大力鼓励兴办私塾。洪武年间（1368—1398年），全国有府州县学1440~1480所，其中，过去教育落后的云贵地区仅傅友德在返京前就建了30多所。在此基础上，贵州都司在平越、龙里、新添、都匀等卫所创办了卫学，供士兵及其子弟学习文化，在少数民族居住集中的地区如贵州宣慰司创办了宣慰司学等。在傅友德平定滇黔之前，当地农业相对落后，原因有四：一是地理特点所限。海拔高，山势陡，可耕地少，气候恶劣，素有“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之俗语。二是水利条件差。由于长期处于半原始部落状态，虽然水资源丰富，水利设施却相当缺乏，以致“一边旱灾严重、一边洪涝肆虐”。三是耕作技术落后，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状态，粮食产量极低，粮食品种极少，只限于稻、麦、荞等寥寥数种。四是落后的生产关系。滇黔区域特别是云南仍处于原始部落、奴隶主、封建领主、土司分割统治的状态，货物难以流通，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

针对这种情况，傅友德借鉴安顺屯堡的成功经验，将屯垦作为滇黔治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大兴屯田。洪武十五年（1382年），傅友德在滇黔置平溪（今贵州玉屏）、镇远、偏桥（今贵州施秉）、清浪（今贵州岑巩）等12个屯田卫，为提高屯田效率，傅友德从四川一次性调入耕牛12000头，分给12个屯田卫各1000头，一下子打破了滇黔刀耕火种式的落后农耕方式，促进了农耕技术的飞跃。时至600余年后的今天，滇黔民间仍以牛耕技术为主进行农业生产，盖自傅友德所始也。

至洪武十七年（1384年），滇黔各都司卫所掌握的军屯田亩数达263 200亩，是原来整个云南农耕面积的4.25倍。其中的临安卫（位于今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屯田达43 655亩；十八寨守御千户所（位于今云南弥勒县），屯田达17 500亩。沐英坐镇云南后，沿袭傅友德的制度，仅开垦的荒地就达到了130万亩。

屯田的推行，给滇黔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使有限的生产资源得到了高效率的合理使用，不仅使31万驻军的军粮得以解决，也为明政权带来了巨额的赋税收入，同时促进了云南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的瓦解，逐步摧垮了土官、土司割据政权，为明朝中后期乃至清代的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商业、手工业以及先进的汉族文化在滇黔大地上蓬勃兴起——云贵地区逐渐发展起来。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云贵等边疆地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名将，却不得善终。原因即在于朱元璋从一家一姓的江山考虑，为了确保朱姓江山不会在他死后受到哪怕是点滴的威胁，他从洪武十三年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开国功臣实施“兔死狗烹”政策。对傅友德之死，根据史籍的记载，约有这样几种说法：一是朱元璋直接将其抓捕后杀害，一是朱元璋逼其自行了断，一是本文起首所说的先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后自杀。傅友德之死告诉世人，专制政权是中华民族的噩梦。1522年，云南巡抚何孟春首先在云南为傅友德建祠堂纪念。1645年，南明小朝廷赐傅友德谥号“武靖”，至此，傅友德才得到正式平反。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