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贝贝

英国艺术史家迈克尔·苏立文与中国结缘70余年，是中国艺术界的挚友，为中国艺术尤其是20世纪美术的国际推介和传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940年春，苏立文以国际红十字会伦敦救援队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苏立文认识了一位中国姑娘吴环并与之成婚。受吴环影响，苏立文对中国的艺术尤其是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认识了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庞薰琹、吴作人、丁聪、郁风、关山月、黄永玉等艺术家。抗战胜利后，苏立文与吴环回到英国。苏立文入伦敦大学系统学习艺术史和汉学，于1950年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中国艺术博士学位。由此，苏立文开始建立系统的20世纪中国艺术研究体系，《中国艺术史》《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东西方艺术的交会》等著作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与中国结缘

1916年10月，迈克尔·苏立文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幼年时随父母移居英国。父亲阿伦·苏立文是一位加拿大工程师，母亲伊丽莎白·西斯是一位见过李鸿章、而且喜欢中国诗的美国人。早在1935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一次大型的中国艺术展上，苏立文便被中国艺术珍品大大地震撼，极大地激发了他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在剑桥大学读书时，苏立文认识了一位叫王大闳的中国留学生，并与之成为同窗好友。王大闳的父亲是中国著名法学家、外交家王宠惠。此后，苏立文与王大闳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苏立文还有一位远房亲戚叫白求恩。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也是著名的医生。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白求恩组建了一支医疗队前来中国，于1938年3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他不仅带来了大批药品、医疗器械、医疗技术，还带来了他对中国反侵略战争事业的无私援助和无限热忱。白求恩不顾个人安危，将其手术台设置在距离前线最近的地方。同志们劝他转移，他却说：“离火线远了，伤员到达的时间会延长，死亡率就会增高。战士在火线上都不怕危险，我们怕什么危险？”在一次手术中白求恩不幸被细菌感染，于1939年11月逝世。

此间，苏立文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英国救援分队，前来中国志愿服务。1940年4月底，苏立文从英国经香港来到中国昆明，成了中国国际友人中的一员。接下来两年半的时间，他先后在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苏立文具有熟练的驾车技术，他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便自驾出游，环游过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中国西南地区许多道路崎岖，路途颠簸，苏立文的主要工作是驾驶卡车从云南昆明接应医疗用品，再将这些物资运到贵阳、重庆、成都等后方医院。此间，苏立文认识了他的人生伴侣吴环。吴环是福建厦门鼓浪屿人，从小受鼓浪屿文化熏陶，对艺术情有独钟。吴环曾在菲律宾学习细菌学，1940年回国来到了抗战大后方的四川省，参加红十字会支援服务工作，为抗战事业贡献力量。一天，吴环在陌生的成都街头招停一辆运送药品的卡车问路，司机热心地送她到达目的地。这位热心司机便是苏立文，这是二人富有戏剧性的相遇。在随后的交往中，吴环所具有的恬然和文艺气质征服了苏立文，两人坠入爱河。

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苏立文的工作性质，也是其接触中国艺术、热爱中国艺术的开端。这个契机便是考古学家郑德坤写给吴环的一封信。郑德坤是福建厦门鼓浪屿人，与吴环同乡。郑德坤毕业于燕京大学，1936年赴四川，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并主持大学博物馆。1941年取得哈佛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管理博士学位，返回华西协和大学任教兼博物馆馆长。郑德坤对博物馆极为看重，指出：“华大博物馆地处古蜀国首都，居川省之中心，在考古学上为未开发之原野，千百原始文化遗址，尚无人问津，其能成为人类学研究中心，当可无疑。”主持华西协和大学和博物馆的工作繁重，1942年，郑德坤邀请吴环为其英文助手，吴环则推荐了苏立文前往协助。苏立文非常期待这份与中国艺术相关的工作，到成都后承担了华西协和大学的一些教学任务，并担任博物馆馆员，参与了前蜀王墓的前期发掘测绘工作。不久，吴环也来到成都，在西北防疫署工作。

1943年，苏立文与吴环在成都

二、与中国艺术家的相识

西南是战时中国的大后方，社会各界许多人士、机构和组织迁往四川。在吴环的介绍下，苏立文认识了许多中国朋友，走上了学习汉学、研究中国艺术的道路。南京陷落后，国立中央大学内迁到重庆，其艺术系及其许多教员、学生，如傅抱石、吴作人、吕斯百等都随学校迁至重庆。1939年，系主任徐悲鸿携带自己的作品前往新加坡义卖，以支援中国难民基金会。他的学生吕斯百担任艺术系系主任，傅抱石等仍任教员，苏立文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师傅抱石时常来往。林风眠是杭州美术专科学院院长，杭州美专在抗战时期迁至四川，师生在漫长西行中经受了许多磨炼，吴冠中当时是学院一年级学生，苏立文于是有机会与林风眠、吴冠中等相识。

在苏立文看来，成都是战时中国“最和平繁荣的城市”，全国各地的人才大批涌入，常书鸿、吴作人、庞薰琹及其妻子丘提、郁风、丁聪等人都在成都工作，壮大了四川的艺术人才队伍。仅在“灰色的蒙蒙的炸弹四落”的陪都重庆一地，“艺术活动的数量令人咋舌”，1933年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会。1942年，国民政府主办了全国美术展览会。赵无极、丁衍庸等人还举办了私人性质的“独立沙龙”。庞薰琹、吴作人、丁聪、刘开渠、张光宇等人组成“现代美术会”，于1944年在华西协和大学首展。各地举行的画展更是数不胜数。

1943年7月，苏立文和吴环在成都结婚，此后吴环放弃了她在医学科学领域中大有可为的事业，转而帮助苏立文在艺术领域中的工作。苏立文踏进了中国的艺术界，认识了许多美术家，包括张大千、傅抱石、庞薰琹及其妻子丘提、吴作人、郁风、丁聪、关山月等一批艺术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一直与几代中国艺术家和诸多艺术机构来往密切，为其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奠定了重要基础。苏立文曾说：“我比其他西方作者在某些方面具有更深的理解，那是因为我娶了一位厦门女孩，尽管她接受的是做一名科学家的训练，但她用一生的时间陪伴我工作，并为我打开了大门，否则我将永远是一个陌生人。” 

庞薰琹是苏立文最为要好的朋友之一。在成都期间，苏立文离庞薰琹居住的地方很近，他们时常探讨历史和艺术，二人之间就中国艺术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对话。苏立文则尽力将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作为其研究中国现代艺术的笔记资料，其数量足有一箱之多。1944年，庞薰琹创作并展出了一幅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的讽刺画《现世图》，遭到国民党当局撤展的要求，随后庞薰琹将这幅画交给苏立文保存。通过庞薰琹，苏立文认识了丁聪、吴作人等画家，并得到他们赠送的画作。关山月也是苏立文的好友，二人还互帮互助：苏立文教关山月英语，关山月教苏立文国画的传统作画技巧。张大千于1941至1943年在甘肃敦煌临摹佛教壁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43年张大千从敦煌回到成都后，苏立文和吴环与其相识相交。

战时物资匮乏，货币短缺，苏立文和吴环劝说英国和美国的空军将领购买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以换取美元和其他重要物资。广泛的交游，使得苏立文见证了中国美术的发展。1945年，苏立文在《伦敦画报》上发表了介绍前蜀王墓发掘的文章，这是他首次发表关于中国艺术的文章。此后，苏立文获得金陵大学语言和艺术的教职。抗战胜利后，聚集在西南大后方的人员渐渐返回其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苏立文和吴环返回英国前与庞薰琹道别。庞薰琹将为纺织品、漆器、瓷器和地毯等所作的设计图交给苏立文，托其在英国寻找出版机构代为出版。苏立文回国后，他的资料箱被盗，但庞薰琹的这份设计图稿仍被其完好地保存着。而这份设计图稿也成为苏立文与庞薰琹深厚友谊、与中国艺术紧密相连的一条纽带。

三、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和推介

苏立文于1946年返回英国后仍与中国友人保持着通信联系。中国在抗战胜利后并未迎来和平，内战很快爆发，混乱加剧，通货膨胀严重，生存更为艰难。庞薰琹于1946年从重庆到达上海。他在致苏立文的信中写道：“本想一定会在这儿过上更宁静的生活，但是就在我们达到的几个小时之内，这种梦想就破灭了。这个国家已变得没法生存……现在，国民党认为，靠着美国的武装，他们可以吃下敌人，就像白痴认为他可以水中捞月一样。我所有的未来计划都像肥皂泡似的碎了。”1948年4月，庞薰琹在写给苏立文的另一封信中指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简单的饭菜和基本必需品，每月要花五千五百元，没有钱买衣服和药品。”尽管如此，庞薰琹还是尽其所能帮助苏立文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工作。

苏立文为了撰写一部中国艺术史，需要重新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为此他写信向庞薰琹求助。不久后，庞薰琹即向其所认识的画家朋友征集资料和照片。傅雷是具有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在艺术界有许多朋友。当他从庞薰琹处得知有这么一位外国人有志于撰写中国现代艺术史时，就大力向其朋友征集画作资料和图片。1947年，庞薰琹向其朋友征集资料的信被刊登在报纸上，广而告之：　　

先生：英国友人M.Sullivan氏拟对于中国美术作家及二十世纪中国的艺术运动在欧洲方面作较有系统的介绍，嘱琹代向诸大家征求作品的照片或较精的印刷品数幅及简短小传一篇，若有理论方面的著作亦请赐教。希先生能在四月十五日以前寄至上海狄思威路一一五六弄五六七号，以便转寄英国。

此上

      谨启

在庞薰琹、傅雷等中国友人的帮助下，苏立文收到了不少资料和照片。1948年，与苏立文素未谋面的中国画家黄宾虹从上海往伦敦邮寄其画作。此外，英国驻华文化参赞杰里弗·贺德立克服各种困难，奔走于上海、南京、北平之间，为苏立文搜集资料和照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受到西方世界的孤立，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几乎毫无兴趣。但是，苏立文对中国和中国艺术仍抱以巨大的热情和感情。他于1950年入哈佛大学东方系学习中国艺术，博士毕业后到新加坡大学任教。新加坡华人众多，苏立文在此与更多的华人艺术家相交。1959年苏立文出版了《20世纪的中国艺术》一书，系统地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现代美术。苏立文对中国艺术的热爱令人感动，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声誉。1960年贺德立去世前立下遗嘱，将其所收藏的大部分中国艺术作品赠予苏立文夫妇，为苏立文的中国艺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后，苏立文先后出版《中国艺术导论》（1961年）、《中国山水画的起源》（1962年）、《东西方艺术的交流》等著作。这些著作获得国际学界的高度赞誉，成为西方多所大学的美术史教材。

1966年，苏立文担任斯坦福大学东方艺术系的讲座教授。张大千于1966年移居美国加州。苏立文再次与张大千相见，并在斯坦福大学艺术博物馆为其策划展览。张大千将其画作《梅花轴》赠予苏立文夫妇。苏立文与张大千的交往一直维持到1983年张大千去世。1973年和1975年，苏立文两次来到中国，此时正值国内动乱时期，尽管全国多数博物馆都已关闭，但中国政府仍为苏立文等一行友好访问团提供了开放和参观的便利。此外，苏立文还参观了一些考古遗迹。遗憾的是，这一时期苏立文在华未有机会见到艺术界的一些老朋友。

1967年，苏立文与张大千在斯坦福大学艺术博物馆的画展上

四、中西艺术交流的使者

1979年苏立文再次来到中国时，已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迎接活动中特地为苏立文安排了一场特殊的晚宴：庞薰琹、吴作人、丁聪、郁风等许多30余年未见的老朋友都在座。苏立文回忆：“庞薰琹坐在我旁边，大部分时间都握着我的手。”苏立文这次来中国更是做了精心的准备：1946年春庞薰琹交给苏立文托其在英国出版的作品集，苏立文将其亲手送还庞薰琹，完璧归赵。此后，苏立文与更多的中国艺术家重续了友谊，如雕塑家刘开渠、画家程十发，还有不少青年画家，如庞薰琹的女儿庞涛、画家黄永玉。

苏立文、吴环与庞薰琹

苏立文说：“我始终认为我与中国的联系，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我的美籍母亲痴迷中国诗，她希望我娶一个中国女孩。我和环结婚后，母亲非常喜欢她。如果说我今天对中国文化有所理解，那要归功于环，是她为我打开了大门。” 

此后，中国的艺术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苏立文对中国艺术的新发展赞不绝口，不仅与老朋友保持着深切的友谊，还认识了许多年轻的新朋友。1989年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苏立文赴中国访问。早在苏立文第一次到中国参加红十字会工作时，便结识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主席章文晋。在章文晋的安排下，苏立文到北京、南京、上海、重庆、杭州等地游览。1990年代，苏立文与吴环数次回到中国旅行。1997年，苏立文出版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的英文版，全景式地描绘了20世纪中国美术在中西文化交会下的新生。2003年吴环去世后，苏立文又数次来中国访问。

2009年4月，北京友好传承文化基金会为93岁高龄的苏立文颁发了“友好贡献奖”，以感谢苏立文对中国艺术在国际上的传播和推介所做的巨大贡献。在中国文化部的支持下，2012年10月，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中国美术馆和英国阿什莫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展。96岁高龄的苏立文再次到访北京，参加这次展览。范迪安高度评价了苏立文在研究、传播中国艺术中的贡献，指出：“如果说因为有了斯诺，西方了解了中国革命，那么有了苏立文，西方了解了中国美术。”

2013年8月，苏立文最后一次踏访中国，在上海出席了其《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和《艺术中国》的书展会。他在这次旅行中感慨道：“如若不是我已经接近了我生命的尾声，我愿意花两年的时间到中国来，将自己浸泡在中文里。”9月28日，苏立文在英国去世。　　

苏立文专注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和传播，充分展现了中国美术的文化价值，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国际权威。苏立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交往和研究、收藏，见证了20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历程，他的一生和中国文化紧紧相连。苏立文对中国艺术不遗余力的研究和推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人类的艺术发展，都是贡献巨大的。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