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志豪

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方面，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中国逐渐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也开始了实现中国工业近代化的探索。近代化的核心特征，就是工业化。中国工业的近代化，并不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的，而是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才真正掀起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浪潮。

盛宣怀，出生于1844年，他的青年时代，恰遇洋务运动兴起。1861年初，爱新觉罗·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同年秋末，湘军攻陷安庆后，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洋务运动开始兴起。但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研究中国工业近代化，李鸿章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盛宣怀自1870年入李鸿章幕，迅速成为李的心腹，到1916年病逝，经历了整个晚清推进工业化的过程，是中国早期工业近代化的主要参与者。特别是庚子事变后，盛宣怀在当时的晚清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盛宣怀

一、洋务运动时期的盛宣怀

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曾是清末中兴名臣胡林翼的幕僚，也是李鸿章的“雅故”。正是有这一层关系，在1870年7月，受杨宗濂的邀请，屡试不中的盛宣怀正式入李鸿章幕，并迅速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信任，开始了其长达近50年的官商生涯。

在入李鸿章幕不到两年间，盛宣怀初步显示了才干，并逐渐成为李鸿章的左右手。正如陈三立所说，“公以诸生起监司，最受知李文忠公”。为什么“最受知李文忠公”？这不能仅从李鸿章与盛康是“雅故”的关系，或是从盛宣怀能够“顷刻千言”等才干上来说明，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盛宣怀引进先进技术兴办近代工商业为中心的洋务观点与李鸿章相一致。陈三立在盛宣怀的墓志铭中也提到“公则辅以路、矿、电线、航船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

（一）两入轮船招商局

盛宣怀初入李鸿章幕，是作为军事幕僚而存在的，在1872年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后，才转入洋务事业。1871年，永定河决口，刚刚出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迎来一次大考。李鸿章一方面要抢修河工，一方面也要赈济灾民。面对内外交困，财政窘迫，李鸿章决定饬劝民间捐赈。而彼时正在上海的盛宣怀，积极参与到募捐政务中。正是鉴于盛宣怀在工作中的良好表现，李鸿章才连连称赞他“办法甚为简捷”“筹画周妥，实为能事”（《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正是基于盛宣怀在此次赈务中的表现，得以“赏加二品顶戴”。恰恰是依靠参与此次赈务的机缘，盛宣怀才得以跻身筹办轮船招商局的行列，从而开始走上洋务之路。

轮船招商局大楼

盛宣怀参与洋务事业的开端，便是参与到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一开始，盛宣怀只是作为轮船招商局的会办，协助总办唐廷枢，特别是在1876年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轮船招商局的船只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以上，盛宣怀得到了李鸿章和光绪皇帝的盛赞和奖赏。

在轮船招商局最初的十年，盛宣怀虽有“督办”和“股东”之名，但地位始终处于唐廷枢、徐润等之下，甚至在1882年因“坚请督办”中败北受弹劾而暂时离开招商局。1885年，因挪用公款，唐廷枢、徐润等相继离职，盛宣怀得以重新入局成为“督办”，并且不再设商总，从而以督办之名全面掌握招商局。他在自己制定的用人理财章程双十条中，特别强调“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查度商情，秉公保荐”（《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这是轮船招商局在官督商办框架中从“商事商办”向“商事官办”的一次转换。

盛宣怀入主轮船招商局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彻底掌握轮船招商局奠定基础。

第一，收回局产。之前由于中法战争的影响，马建忠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将局产船只售与美国旗昌公司。盛宣怀接手招商局后，向汇丰银行贷款30万英镑，收回局产。

第二，厘定新章。一是更正唐廷枢徐润时期的弊端，吸取经验。盛宣怀提道：“轮船招商局，外洋所谓公司也。大而言之，借华商之力，以收洋商之利权；小而言之，将本求利而已。故成本必须核实，得利方有把握。”所以盛宣怀先做成本核实的工作。自1885年8月1日接任督办那天起，将旧局“无从考核”的烂账，简括稽其实欠之数，“界限划清，昭彰众目，庶使接办者三年之后，或得或失，无可推诿”。

第三，寻求保护。盛宣怀深知仅仅依靠收回局产、厘定新章很难挽回招商局面临的颓势，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和招商局都必须得到官方的支持。作为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必须向其靠拢。盛宣怀在信中向李鸿章表忠心，他说道：“职道受中堂深恩，尽有万种为难，只得一身担荷。……职道但求炼饷还清，为世留一清白身子，办二十年事，以报知己之恩，尚有奢望，再想升官发财，惟天殛之。”（《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李鸿章对他的忠心也做出了回应：“当此局势岌岌之际，必须官为维持，乃可日就起色。”（《李鸿章全集》第四册）在盛宣怀的主持和李鸿章的支持下，招商局的实力也越来越强。到1893年，面值100两的招商局股票，由原来的实价50两左右，上涨到了140两，涨幅达到了180%。

（二）经略湖北煤铁开采总局

1875年，盛宣怀开始在湖北广济经营煤矿，其同台湾基隆煤矿、直隶磁州煤矿一样，是清政府最早使用洋法开采的三座煤矿之一。开办这些煤矿的目的基本一致，那就是各制造局和新办的招商局轮船需煤甚多，而军火制造亟用铜铁等金属原料日益增加，其中尤以煤炭需求最急。盛宣怀在筹建湖北煤铁矿厂时曾说：“煤厂与机器、招商两局相表里。”（《盛宣怀年谱长编》）但除了这一层意思之外，盛宣怀还清醒地意识到，开采煤矿“意在平土煤成本以抑洋煤”，将开采煤矿作为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一种手段。盛宣怀在之后也多次提道：“职道奉委办理湖北矿务，初欲开中国之风气，以收外洋之利权。”（《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

在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后，1876年，湖北煤铁开采总局正式成立，盛宣怀开始经略湖北煤铁矿业。然而，他面临的第一个棘手问题，便是商办官办之争。经过长时间的权衡利弊，湖北煤铁开采总局采取了官本官办的模式，这也为它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广济之煤矿，本欲用来满足大冶炼铁所需，然而广济开采出来的煤矿，却不能满足这一点。而新找到的荆门当阳之煤，据郭师敦计算，所需资本大大高于原来的估计数字，资本不足，不得不由官办改为商办。1879年7月，盛宣怀关闭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另于荆门开设荆门矿务总局。然而，荆门矿务总局不事生产，专门收取民间分散开采的煤，转而出售牟利。这样也就无法同洋煤进行竞争，在经过3年的惨淡经营后，荆门矿务总局于1881年宣告失败。

尽管盛宣怀在湖北经略煤矿失败了，但是并非一无是处。盛宣怀在这期间，首先是广纳人才，也锻炼了一大批人才。同时，对湖北省内的矿业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为之后张之洞开办汉阳铁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电报局：盛宣怀的第一次成功

在轮船招商局被挤走和在湖北经营煤铁矿的失败，然而主因并非盛宣怀能力平平。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对中国电报事业的推动上。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对于架设电线发展电报持反对态度，认为其不是必要的，加上迷信心理，致中国的电报事业发展缓慢。到了七八十年代，日本进犯台湾、法国侵略越南相继发生。清政府面对信息传递上的代差，开始意识到发展电报事业的重要性。盛宣怀督办中国电线的架设和电报的经营，始于1880年津沪电线的架设。对于电报，盛宣怀也有着超越同时代大部分国人的觉悟。

一方面，盛宣怀认为，“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在他看来，电报绝不仅仅是为军事服务的，这是他长期从事洋务形成的不同于其他朝廷大臣的观点。只有“厚利商民”，才能使电报事业成为“久计”。这也是他能在电报局取得重大成就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他知道电报于商事于军事都有非凡的重要性，他也充分意识到电报局既要盈利又要服务于军政大事，就必须坚持两个原则——商办和保权。因此，电报局也采用的是官督商办的模式进行。

1880年，李鸿章奏准筹设津沪电报线，在天津成立官办津沪电报总局，委派盛宣怀为总办。1881年底，津沪电报线完工前，正式命名为中国电报总局。盛宣怀经略电报局之所以成功，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对官商关系的准确把握。尽管电报局是一个官督商办企业，盛宣怀本人也是朝廷官员，但他整体上是倾向于“商”的。在电报局的股份构成中，官商各居其半，而“利息收入全数归商，以示体恤”。同时规定，官股十年内不提股息。除了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外，其余各级政府使用电信一律收取现金。此外，对于商人，他强调官商利益的一致性。因此，电报局整体偏向商人，这也为其日后成功奠定了基础。第二，对企业未来的战略把握。盛宣怀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电报电信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一个朝阳行业，电报电信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反过来经济发展也将进一步推动电报电信事业发展。因此，他十分重视电报电信的长远规划。第三，对人才的重视。早在1880年架设津沪电线时，盛宣怀就奏请并设立了天津电报学堂，为晚清电报电信事业发展培养了众多的人才。

正是他在电报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他二进轮船招商局打下了政治基础。

二、甲午战后的盛宣怀

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时人以为以李鸿章为靠山的盛宣怀就此沉沦，然而盛宣怀却在1896年迎来了大发迹的开端。坊间和学界一直认为，是盛宣怀转而投靠张之洞从而获得政治庇护。朱浒认为，盛宣怀这一时期接手汉阳铁厂，根本不是要舍弃其北洋基业，而是趁机扩充自身实力。　　

（一）接手汉阳铁厂

尽管汉阳铁厂是张之洞一手操办，但张之洞为了便于自己控制选择官办，造成的结果便是张之洞“心力交困”。1896年6月，张之洞不得不改汉阳铁厂官办为商办，盛宣怀得以回到他曾经经略过的湖北省，接手汉阳铁厂。盛宣怀早就认识到，汉阳铁厂之所以不景气，一是缺煤，二是缺销路。因此，盛宣怀基于之前在湖北经办煤铁的经验，迅速选定了煤铁矿的产地，其中就包括了后来组成汉冶萍公司的另外两家——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同时，盛宣怀利用自己还督办铁路公司的便利，充分发挥了铁路在煤铁运输中的交通优势，打开了汉阳铁厂的销路。

（二）督办铁路总公司

1896年10月，清廷下旨，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盛宣怀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紧筹办卢汉（卢沟桥—汉口）铁路。卢汉铁路连通京师与汉口两大重镇，各方觊觎许久。为了做到“权自我操”，盛宣怀面对资金窘迫，依然坚持借洋债而不是募洋股，还识破了洋商假借国人之手妄图幕后入股的骗局。

盛宣怀在不招洋股而借洋债的主张上是取得胜利的。但借哪国的债也同“权操诸己”与否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列强的借款有不少苛刻条件，因此盛宣怀主张“无论借何国路债，必须先用华款，后用洋债”。因为先用华款自造，造成一段，用路作抵押，可以免去苛条，“庶可权自我操，不致贻后来无穷之患”。因为公司债借洋款不像国债那样可用海关等税作抵，有了铁路作抵，可避免洋商在借款上要挟。

（三）创办中国通商银行

甲午战后，一方面，巨额赔款导致清政府无力扶持国内路矿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盛宣怀意识到发展铁路和开采煤铁矿的重要性，但资金的匮乏始终掣肘着中国路矿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借洋债势必受洋制，因此，建设中国自己的银行提上了日程。

1896年11月，清政府命令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召集资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1897年5月27日，盛宣怀克服了重重阻碍，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经过几年的经营，证明它在筹办铁路和其他企业事业的赢利上起了不少的作用，并做到官商两利。据1899年盛宣怀的统计，银行“每六个月结账一次，除开销外，发给股商利银四十万两，缴呈户部利银十万两，尚属平稳”。他与外国银行作比较说：“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

三、结语

从1870年入李鸿章幕到1916年去世，盛宣怀对中国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盛宣怀是为数不多能清醒地认识到商业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性的政府官员，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讲，盛宣怀是一位重商主义者。督办电报局，加快了信息交流的速度；改革招商局，提高了物资交流的便捷性；创设中国通商银行，促进了货币流通和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在民族大义面前，盛宣怀懂得利害，在铁路、矿石、金融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同列强进行了广泛的斗争与竞争，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