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程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大量古代文献中整理出12件唐代至北宋初期的协议离婚文书，统一命名为《放妻书》展开研究。经过30年左右的沉寂，“放妻书”话题开始在自媒体时代的网络上爆红。这批来自1000多年前的敦煌文书，因为清雅通俗的文字、饱含释怀与祝福的情感，穿越时空，击中了现代人的心房。“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一句更成为网络金句。

唐代的离婚

我们一起来看看知名度最高的一篇《放妻书》：

盖以伉俪情深，夫妇义重，幽怀合卺之欢，须□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生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作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冤家。眅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因此聚会六亲，夫□妻□，具名书之。□归一别，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解怨舍结，更莫相谈。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次×年×月×日

这篇《放妻书》情意绵绵，有着超乎时代、放在1000年以后都不落伍的内涵。它拥有放妻书惯常的行文格式，先是陈述婚姻的理想状态，夫妻似鸳鸯双宿双栖，同心同生共死。接着说夫妻不和，矛盾积累反目生嫌，恶化到犹如仇人。最后在旁人的见证下，双方友好分手，丈夫祝福妻子尽快走出离婚阴影，“解怨舍结，更莫相谈”，祝愿前妻“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文书的男主人憧憬美好的婚姻，尽管拥有一段不愉快的人生经历，依然尊重、体谅前妻，给予经济赔偿（三年衣粮），奉上真挚的祝福，尚且算得上是一位好男人。至于文书，与其说是一份离婚书，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封情书。

唐李贤墓壁画观鸟扑蝉图，表现的是唐代妇女的野外生活景象

网络舆论对《放妻书》的热议，聚焦在唐代离婚的“自由”，尤其是当时的女性可以和平地解除一段不良的婚姻。这种自由是两宋以后的古代女性难以奢望的。网络认为这是唐代社会开放自由，唐代妇女地位较高的又一例证。甚至在这批文书中，还有一份披着放妻书外衣的“放夫书”：

盖闻夫天妇地，结因于三世之中。男阳女阴，纳婚于六礼之下。理贵恩义深极，贪爱因浓。生前相守抱白头，死后便同于黄土。何期二情称怨，互角憎多，无秦晋之同欢，有参辰之别恨，偿了赤索非系，树阴莫同。宿世冤家，今相遇会，只是妻□敲不肯藂遂，家资须却少多，家活渐渐存活不得。今亲姻村□等与妻阿孟对众平论，判分离别。遣夫主富盈讫，自后夫则任委贤央，同牢延□不死之龙，妻则再嫁，良媒合卺契长生□□虑却后忘有搅扰，贤圣证之，但于万劫千生常处□□之趣，恐后无信，勒此文凭。昭迹示□，用为验约。

上引文书的男女主人公分别是富盈、阿孟。通常的婚姻是女性入住男方家庭，离婚后妻子离开夫家。但这一桩离婚，却是“亲姻村巷等与妻阿孟对众平论，判分离别，遣夫主富盈”。丈夫富盈离婚后要离开前妻阿孟家。就连双方的祝福，也是先夫后妻：“自后夫则任委贤央，同劳延不死之龙，妻则再嫁，良媒合卺契长生。”富盈应该是入赘阿孟家，进一步表明了阿孟真实地位之高。那么，放妻书是否可以证明唐代存在离婚自由？唐代妇女能在婚姻中拥有较高的地位，把握自己的幸福吗？

依据离婚原因的不同，唐代的离婚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义绝”。夫妻凡发现存在“义绝”和“违律结婚”情形的，强制离婚。比如，拥有血海深仇的、违背伦理道德的夫妻，官府认定婚姻无效，必须离婚。这类离婚比较少见，不展开论述。

第二大类是最常见的“出妻”，即丈夫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将妻子休回娘家。当然，丈夫不能无缘无故出妻，而是需要妻子的行为符合“七出”标准：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出中除了中间5种（淫荡、不孝、搬弄是非、盗窃、嫉妒）是古今都不能接受的恶行之外，古代婚姻的主要目的是诞育子嗣，“无子”便构成休妻的硬性理由；“有恶疾”在当今不仅不能解除婚姻，而且应当全力治疗。但在古代，主持祭祀是妻子的法定权利，也是她的义务。身染恶疾的女性无法操持家族祭祀，也构成了出妻的理由。

为了平衡七出赋予男性在婚姻中的绝对优势权利，法律设置了限制条件，即“三不去”。《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无娘家可归的），不去；与更三年丧（曾为公婆守孝三年的），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凡有“三不去”条件之一的，妻子即便构成“七出”的情况，丈夫也不得出妻。丈夫执意出妻有罪，《唐律疏议·户婚》规定：“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在实践中，除非女方染有恶疾或者犯奸，否则丈夫很难顺利出妻。唐律规定：“妻子年五十以上无子立庶以长，则四十九岁以下无子不合出妻。”唐代女性50岁以下不能因“无子”而遭休弃，可人到50岁，很少有没有为公公婆婆守孝3年的。同时，古人30岁嫁娶50岁服官政，通常也构成了“前贫贱后富贵”的不去条件。所以，虽然有七出法律，男方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妇女的权益便得到了保护。

第三大类是“和离”，即“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协议离婚。敦煌放妻书便是“和离”的文书。现存最早有关和离的律条载于《唐律疏议》，已经有相当完备的解释，说明在唐代婚姻中和离制度已正式确立（张艳云《从敦煌〈放妻书〉看唐代婚姻中的和离制度》）。既然是协商离婚，女性就拥有可以与男性抗衡的权利。从这一点看，唐代妇女在离婚事件中的权利、地位似乎不逊于男性。

唐韩休墓壁画饮宴图，表现的是唐代社会生活景象

唐代女性离婚并不自由

放妻书也好，法律规定也罢，建构出来的女性自由似乎空间辽阔，但这种印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后人对明清女性地位的对比，并加上了若干女性主义的想象。考诸史实并结合逻辑推演，唐代女性在离婚中远谈不上自由。

首先，唐代婚姻和当时的社会一样，是男子本位的。男性在离婚事件中掌握完全的主导权。对女性自由的讨论要在上述现实的基础之上展开，否则都是一厢情愿式的想当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法律保障家庭的稳定，并不提倡离婚。《唐律疏议》直言：“伉俪之道，义期同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放妻书也通常强调“鸳鸯双飞，二体一心，生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之类内容。对于妇女主动的、单方面的主张离异，法律是严惩的：“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若有心乖唱，意在分离，背夫擅行，有怀他志，妻妾合徒二年。”由此可见，女性只有在丈夫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启动离婚，而不像男子那样拥有弃妻权。

所谓的和离，无论是男女双方多么迫切摆脱婚姻还是女方强势的“放夫”，呈现出来的形式始终是男子单方面的离婚，这与古代中国社会的男子本位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放”字蕴含着男性的主动权，剥夺了女性挣脱痛苦、寻求幸福的权利。当然了，和两宋及以后礼教提倡的女子守节、从一而终相比，敦煌放妻书多少赋予了唐代女性的离婚权，承认了女性的觉醒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放妻书还暗含对再婚的鼓励，祝福离异女性早日找到真正的幸福。这在两宋以后是不可能公之于众的。所以，唐代女性的自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女性地位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高峰，遗憾的是高峰之后走向了衰落。

其次，婚姻在任何时代都不是单纯的情感事件，而是夹杂物质、利益等诸多因素的权衡结果。经济考量是离婚的重要因素，在唐代也不例外。考虑到女性在经济生活中处于绝对劣势，她们在离婚过程中也毫无优势。她们所抗争的，不是离婚主导权，而是经济利益。

在敦煌《放妻书》中，可以看到家庭经济状况的恶化几乎是造成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且妻方似乎是占据了一个主动的地位；但由于这样的做法有违于“夫妻之义”，所以即使是在这边陲之地，也遵循户婚律的有关精神，强调“夫妻之义”并回避了以书面方式议论这种关联，实际上这种离婚契约订立之主要目的，可能是出于避免财产争讼的。在被认为是“放夫书”的文本中，夫妻离婚的理由便明确书写为“家资须却少多，家活渐渐存活不得”。而放妻书直书的“所有物色书之”“夫与妻物色具各书之”，即离婚时男方应归还女方陪嫁之物，并有“三年衣粮，便献柔仪”等语，即男方要给女方一定的赡养费。

唐代《放妻书》复制品

经济纠纷似乎在唐代离婚事件中并不少见。比如，户部尚书李元素以出妻免官，便缘起不付赡养费：

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庆之孙，性柔弱，元素为郎官时娶之，甚礼重，及贵，溺情仆妾，遂薄之。且又无子，而前妻之子已长，无良，元素寝疾昏惑，听谮遂出之，给与非厚。妻族上诉，乃诏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恳切披陈，云‘妻王氏，礼义殊乖，愿与离绝’。初谓素有丑行，不能显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处置。访闻不曾告报妻族，亦无明过可书，盖是中情不和，遂至于此。胁以王命，当日遣归，给送之间，又至单薄。不唯王氏受辱，实亦朝情悉惊。如此理家，合当惩责。宜停官，仍令与王氏钱物，通所奏数满五千贯。”（《旧唐书·李元素传》）

皇帝给李元素指定的赡养费是五千贯，大致相当于当时顶级富商一年的收入。当然，李元素最大的损失还是仕途的终结。

最后，留下文书的当事人，大抵是那个时代的上层。道德和法律的光芒，透过社会阶层的层层累积之后越来越暗淡，照射到社会底层的亮光已经微乎其微了。上一个例子中李元素妻子王氏之所以能得到高昂补偿，得益于她出身大士族琅琊王氏，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和资源可以利用。难以计数的普通女性，她们的人生列表中最核心的事项是生存下去。生存压力已经耗尽了她们的时间、精力和生命的光彩，婚姻概念、夫妻忠诚比较淡薄，道德文章甚至夫妻大义都可以为“活下去”让路。因此，唐律中有关婚姻的条款想必并未在民间得到贯彻执行，没有登记的事实婚姻普遍存在，随意的分分合合普遍存在。此外，男子娶亲的成本，以及妇女独立生活的艰难，都为普通人的婚姻加上了一层牢固的防护罩。敦煌放妻书，体现的是河西地区上层家庭的行为规范和婚姻状况，并不代表广大的妇女，自然不能得出唐代妇女享有离婚自由的结论。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唐代妇女的社会自由度。任何社会事件都是复杂的，具有广泛关联性和利益纠葛的婚姻更是复杂的综合体。从一对对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斑驳的光影。下面举一个中唐离婚事件说明之：

颜真卿为抚州刺史，邑人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资给不充，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请公牒，以求别适。真卿判其牍曰：“杨志坚早亲儒教，颇负诗名。心虽慕于高科，身未沾于寸禄。愚妻睹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赞成好事；专学买臣之妇，厌弃良人。污辱乡闾，伤败风教，若无惩戒，孰遏浮嚣？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杨志坚秀才，饷粟帛，仍署随军。”四远闻之，无不悦服。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云溪友议》）

杨志坚妻子嫌贫爱富，因丈夫“资给不充”而心生离意，并且拿着丈夫表达同意的诗句去官府备案。这表明当时抚州一代女性拥有相当程度的离婚自由。可是，杨妻的主动，依然需要得到丈夫的同意（索书求离），更是在丈夫同意后遭到了刺史大人以伤风败俗为由的刑罚（笞二十），说明这种自由是受到限制和打压的。再一次的反转是，尽管刺史厌恶杨妻的行为，也只是打了二十板子，结果是“任自改嫁”。受刑后的杨妻最终达到了离婚目的。这似乎可以说明当时妇女离婚、改嫁并非罕见，离异妇女的改嫁权利也是得到尊重的，敦煌文书中也有“新妇乃索离书，废我别嫁可曾（憎），夫婿翁婆闻索道离书”的记载（《敦煌掇琐》）。接着第三层反转来了，刺史颜真卿通过惩罚杨妻、提携杨志坚，鲜明地表达了对女性离异的反对态度，“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妇女权益受到了打压。尽管自唐以后直至清代，和离都载在朝廷律法之中，说明这种自由是存在社会需求、符合人群心理的，但女性的离婚自由之路却越来越狭窄了。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美好，亦真亦幻，盛开在唐代女性地位高峰的敦煌文书中，之后便没入历史的黄沙之中了。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