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守让

早年失怙，寄居姨家

郑天挺，1899年8月9日出生于北京，原名庆甡，字毅生，别号及时学人，祖籍福建长乐。

郑天挺的曾祖父郑迋珪是清道光甲辰年（1844年）进士，担任过知县、同知等官职，还曾钦加知府衔，诰授朝议大夫等。他的父亲郑叔忱，字扆丹，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郑家祖孙进士，在当地一度传为佳话。郑叔忱曾经在翰林院任职，光绪二十年（1894年）做过顺天（今北京地区）府丞兼学政，庚子年（1900年）以后在奉天（今沈阳）做过学政，后来回到北京，在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做过教务提调（今教务长）。他喜欢读书，尤其喜欢新学。1905年因疾病去世，终年42岁。郑叔忱临终之前，将郑天挺兄弟托孤给梁济。梁济是著名学者梁漱溟的父亲，和郑叔忱是亲戚，也是很好的朋友。

郑天挺的母亲陆嘉坤，字荇州，广西临桂人，1869年出生于北京。其父陆仁恺是清朝咸丰年间的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山东运河兵备道。陆嘉坤是一代新型的知识女性，她“善作诗，操古琴”，有遗著《初日芙蓉楼吟稿》。陆嘉坤的母亲（郑天挺的外祖母）姓梁，是梁济的嫡亲姑母。梁济和陆嘉坤、郑叔忱是姑舅表亲关系，梁漱溟和郑天挺是下一代的表亲，所以梁漱溟习惯称郑天挺为表弟。

郑叔忱和陆嘉坤育有1个女儿、3个儿子，女儿很小就夭折了。1905年，后来担任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在天津创办北洋高等女学堂，特聘陆嘉坤为总教习并兼汉文教习。郑天挺后来在《五十自述》一文中回忆道：“那时女子还没有到社会上工作的风气，许多亲友不赞成她去，她没有接受这种保守的意见，孤儿寡母毅然相携来津。”

1906年1月，陆嘉坤正式任职于北洋高等女学堂，她借鉴各地男学和女学的章程，亲自拟定了该校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为很多学校所借鉴。1906年10月28日，陆嘉坤因患喉症（白喉）去世，她的次子郑庆喆因受到传染而病亡，最后只剩下郑天挺和他的三弟郑庆珏（字少丹）。陆嘉坤病情加重期间，梁济曾专程从北京赶往天津看望表妹，陆嘉坤再一次托孤梁济。梁济带领几个孩子来到梁家，由其妻子张春漪抚养。

后来，郑天挺兄弟俩来到姨妈陆嘉年家。当时姨父张士鏸和姨妈陆嘉年都已经过世，他们就只能由姨表兄张耀曾和张辉曾抚养。张耀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民国初年曾担任国会议员，多次担任民国政府司法总长，是著名的法学家。张耀曾对表弟谊兼父兄，郑天挺对张耀曾尊敬有加，称之为大哥。

1907年，郑天挺进入福建人在北京创办的“闽学堂”学习。1911年，12岁的郑天挺考入顺天高等学堂学习。1912年，郑天挺考入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并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1916年，郑天挺失学后在家自修，主要是读父亲遗留下来的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从此以后，他养成了自学的好习惯，并且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幸福婚姻，惨遭变故

1921年，当时还在北京大学文科门读研究生的郑天挺与周俽（字稚眉）结婚。周俽是江苏泰州人，比郑天挺大两岁。当时他们家的生活非常困难，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在读研究生的郑天挺就在表兄张耀曾主持的“法权讨论会”兼任秘书工作，同时还四处兼课。

当年，郑天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每到周末，他们都喜欢玩牌，到了很晚才回家。周俽经常劝说郑天挺：“有时间要多读书，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玩牌上。”但是郑天挺禁不住朋友们的邀约，还是经常周末晚上打牌。有一次夜已经很深了，郑天挺回家，门不得开，于是急呼“太太”，但是周俽就是不开门。周俽的这一招还真管用，从此以后，郑天挺再也不出门打牌了。

郑天挺在1938年3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余自去年稚眉夫人殁，立志不打牌、少买书，以二者夫人尝相讽戒也。”其在1939年5月20日的日记中还记载这样一件事情：“五时偕雪屏、少榆、莘田诣逵羽打牌，竟至通宵。自稚眉夫人之殁，余不作麻将之戏，通宵更莫论矣。今日荒唐至此，不惟无以自解，且无以对亡者也。”郑天挺记得妻子对自己的劝诫，平时用妻子的要求来警诫自己，对照妻子的要求不断反省，表现出他对妻子的深爱和尊重。

1933年，郑天挺已经担任北大秘书长、中文系副教授。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们经常举行家庭聚会，教授们都带着妻子赴会。蒋梦麟校长的夫人问郑天挺为什么不带夫人，郑天挺回答说，夫人不愿涉足交际场合。教授们都希望以后聚会他能够带夫人出席，好几位教授夫人还带着周俽到商店购买服装鞋帽，对她进行穿衣打扮的指导。后来郑天挺再出席教授们的家庭聚会都带着周俽，周俽和很多教授夫人都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但他们幸福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春节正月初五下午三时，周俽肚子痛，郑天挺将妻子送进一家德国医院。正月初七下午，周俽因麻醉意外而撒手人寰。周俽去世，留下了5个未成年的孩子：长女郑雯，次女郑晏是一对孪生姊妹；长子郑克昌、次子郑克晟、三子郑克昜（后改为扬）。

周俽去世后，“每当谈笑极欢，或危患卒至，恍若君犹在室，及一凝思，始觉隔世”的情景经常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在1938年3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昨夜梦晚归家，家人饭已毕，似有人召饮而中改，家人不及知者。稚眉夫人重为料理。俄而觉，凄然不寐。”在梦中，他还写了一首诗，只是因为有违格律声韵而没有记录下来。夫人在世的时候，经常为他下厨做蟹与鲥鱼，有一次，在饭厅吃到这些美味，想起夫人，伤心不已。他的大女儿郑雯在昆明求学，托人从北平带来3件衣服，这些都是夫人的遗物。他睹物心伤，不忍多视。

万里孤征，心系故都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北大、清华和南开向南搬迁。郑天挺当时担任北大秘书长，在蒋梦麟校长和各学院院长不在学校的情况下，他实际上履行校长的职责。一直到11月份，郑天挺和几位教授才最后离开北平，前往长沙；不久随学校转移到昆明，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和总务长。

郑天挺在离家的时候，将5个小孩留在了北平。他跟次女郑晏交代，每个月到东城的一位叫沙鸥的老师那里取100元钱作为生活费。蒋梦麟带着夫人去了南方，他在前毛家湾胡同5号的私房由一位老管家照看，并且出租给了日本人。租客每个月将租金交给老管家，老管家就将这100元钱交给沙鸥老师。沙鸥老师将这笔钱交给郑家，而郑天挺在昆明就将钱还给蒋梦麟。一年多后，蒋梦麟的房子被日本人强占，100元的租金没有了，于是他们一家5个小孩在北平几乎没有了经济来源。我们在郑天挺日记中经常看到他向北平汇款的记载。

抗战时期，物价极不稳定。开始他们5个人每个月100元尚能应付各种开销，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物价上涨，200元已经入不敷出。当时的昆明使用的是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而北平沦陷区使用的是由伪政府发行的“联银券”。日本人为了打击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禁止法币在北平流通，持有法币的一定要兑换成联银券，同时宣布法币贬值，最终法币与联银券的比值为4∶1，所以郑天挺寄来的200元法币换成50元联银券，这点钱要维持一家人在北平的生活，非常不易。

1938年初，他的三弟郑庆珏失去工作，辗转来到长沙。郑天挺劝说弟弟回到北平暂时小住，顺便照顾在家的侄儿侄女。当时由于郑天挺汇款不能及时到达，或由于汇率的影响，寄来的钱难以支付家庭开销，回到北平的郑庆珏不得不在北平寻找工作。

1938年7月31日，郑天挺在章廷谦教授的家信中得知三弟患咯血症，大为惊讶，他急忙寄航空信回家询问。1944年3月，郑庆珏因肺结核迅速恶化，3周后就去世。1945年10月4日，郑天挺返回北平途中路过上海，在表姐张佩芬家里听到三弟去世的消息，惊骇泪下。

5个孩子远隔千山万水，郑天挺整天都在惦记着。1946年7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年中所怀念，惟儿辈耳。余诗所谓‘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1942年7月20日，是他的一对孪生女儿郑雯和郑晏的20岁生日。周俽在世的时候曾经跟他说，女孩子20岁生日最重要，10岁生日，她还懵懵懂懂；到了30岁生日，她已经到了婆家。想起自己身在南国，不能够为宝贝女儿过生日，他泪流满面，夜不能寐。

三弟和儿女们也经常写信给他，每读到他们的来信、看到他们随信寄来的照片时，他极为欣慰。1939年9月8日的日记记载：他“午得三弟书，昌儿禀，并诸儿照片一张，殊慰。”9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今日为晟儿生日，年九岁矣。日前寄来像片，甚胖。”1942年下半年，郑天挺一年多没有获得子女的书信。他在侄儿郑廉致给他的信中了解到，大女儿郑雯进入伪北大西洋文学系学习，二女儿郑晏在光华女中上高三，长子郑克昌在盛新中学上高一，其余两个孩子没有具体的消息，他对几个子女惦念不已。

大女儿郑雯不堪忍受日寇统治下的北平生活，于是背着叔叔郑庆珏，独自离开北平，奔赴昆明。当到达河南洛阳的时候，她囊箧皆空。郑天挺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他急忙设法筹措资金寄给女儿。郑天挺在1943年8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忽见公司汽车来，仅一女子，似是雯儿，又不甚似。车停，果雯儿也！一时悲喜交集，泪欲落者屡矣。”到了晚上，他和女儿一起聊家常，“雯言晏儿在光华女中，能为班中表率；昌儿在盛新中学近半年，尚知用功；晟儿在小学五年级，个性强，不听话，而能自治，喜看报，日以地图对照，且能与三弟讨论欧洲局势；昜儿最聪明，有心计云。十时雯儿归，谈至十二时半乃寝。”

到昆明后的郑雯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据郑天挺在1945年2月11日日记中记载：“雯儿新译美国作家‘意大利俘虏还家’一段，于今日《中央日报·增刊》发表，此其初次试译，由王逊、孙毓棠为之审正。”她努力学习，在文学翻译中已经初露锋芒。联大三校复员，郑雯已经从昆明到达上海。1946年7月12日，她从上海乘坐飞机返回北平，因飞机在济南发生空难，不幸离世，年仅23岁。听到这个噩耗，郑天挺悲伤难抑，痛彻心扉！

终老津门，寿而且乐

1945年11月3日，郑天挺返回已经离开8年的故都北平。他回到家里，次女郑晏正在准备父亲回家后的第一顿饭，看到久别的父亲，她小声地喊了声“爹爹！”郑天挺撇开众人，用慈祥而和蔼的眼光看着她，然后用铿锵有力的语言说了四个字：“劳苦功高！”父女相视，不禁热泪盈眶。

1948年风雨苍黄之际，郑天挺坚守信念，留下来保护北大。1950年5月，郑天挺辞去了北京大学秘书长的职务，专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及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这段时期是郑天挺最为幸福的时期。他们一大家子住在北京大学分配给他的一座四合院中，当时次女郑晏和长子郑克昌已经参加了工作，并且都成了家。郑天挺和儿女们生活在一起，非常幸福。特别是孙辈出生，三世同堂，热热闹闹，更加增添了他的幸福感。每当工作之余，郑天挺含饴弄孙，享受着这难得的天伦之乐。

1952年9月，郑天挺服从组织安排，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最初他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教明清历史，还开设了各种专题研究的课程，标点史籍，主编明清史资料，撰写相关研究著作。当时除次女郑晏和长子郑克昌已经在北京工作外，次子郑克晟在北大读书，最小的儿子郑克扬还在读高中。

1963年，郑天挺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当时他在生活上最大的困难就是吃饭的问题。为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组织上决定将他的次子郑克晟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往南开大学工作。南开大学为郑天挺在北村安排了一套住房，上下两层。郑克晟夫妇居住在第一层，郑天挺的卧室和书房安排在第二层。每到寒暑假，住在北京的儿孙们经常到天津来，跟随他小住一段时间，他们一家又过上了三世同堂的温馨而美好的生活。

这个时候，郑克晟已经成长为一位在全国有影响的明清史专家。在父亲的指导下工作，亲炙其教诲，他的教学和研究能力更上层楼。

郑天挺的4个子女结婚后，又为郑天挺增添了11个孙辈。他关注着孙辈的成长，孙辈也关心关注着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愉悦。在郑天挺处境最为艰难的“文革”时期，外孙女黄培专程赴天津查明失联的外公的下落。见到外公落魄的样子，外孙女流下了伤心的泪水。郑天挺在一堆破报纸中找出5元钱塞给外孙女，要她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外孙女多番推辞，外公说：“不能破坏我定的规矩。”黄培接过钱，买回了一大堆外公喜爱的食物。当黄培结婚的时候，外公谆谆教诲她说：“你父母婚姻美满，他们从不吵架，相互谦让，你要以他们为榜样。你几个舅舅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这是郑家的传统，你要传承下去。”

“文革”结束后，郑天挺焕发青春，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他虽然年届耄耋，但是身体康健，意气风发，经常参加学术会议，接受许多学术任务。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上呼吸衰竭，于1981年12月20日中午去世，享年83岁。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