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继光

20世纪20年代初正是北洋军阀派系间长期陷于混战之际，日本军政当局派遣大量间谍以各种身份作掩护，在华进行广泛的情报搜集，同时还施以所谓“谋略”，操控军阀间的争斗，策划政变，扶植代理人，以维护其在华利益。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日本当局认为直系的军事行动对其满蒙权益构成严重威胁，囿于华盛顿国际体系的制约，日方采取暗中援奉倒直政策。1924年10月“北京政变”的发生，固然与冯玉祥受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有关，但也与日本陆军利用直系内部矛盾、通过间谍活动拉拢冯氏有很大关系。

一、日本当局倒直阴谋的酝酿

北洋军阀主政时期，无论哪个派系掌权，要想稳住中央权柄，除拥有军事实力外，还须获得主要列强的承认和眷顾。而列强往往通过对所支持军阀的操控来实现其利益间的相互制衡。袁世凯死后，北洋系逐渐分裂为直系和皖系，两派长期把持中央政权，此即“北洋政府”的由来。此外地方上还有一些重要军阀派系，如北方的奉系、晋系，南方的滇系、桂系等。上述军阀派系均与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北洋时期军阀间的争斗，实质上也是列强为在华利益进行激烈角逐的反映。

日本最先支持的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段祺瑞在袁死后，通过新旧约法之争于1916年8月出任总理，正式组阁，控制了中央实权。1917年2月，日本为防止美国扼制其在华扩张，对段政府进行拉拢，表示愿与之合作“共建”强大的东亚，并提供借款支持中国参加一战。由于西方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而日本则通过与段政府签订中日陆、海军军事协定等方式不断扩大在华权益，加剧了与英、美等列强在华利益的冲突。

1917年7月平定张勋复辟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功重新上台，决定以武力统一南方。但此举遭到与西南军阀暗通款曲的直系首领、代理总统冯国璋的反对。为贯彻武力统一政策，1918年段祺瑞策划了“政治倒冯”，在总统选举问题上，迫使冯下野。为保持自身政治地位，1919年段在极力控制中央政府和国会的同时，重用徐树铮筹边西北，扩大皖系军事实力和地盘，此举引起各派军阀的不安。奉系张作霖对徐树铮进军外蒙古极为不满，转而向直系靠拢。1920年4月直奉两系所控制八省代表在保定开会，暗中结成“反皖联盟”。7月中旬，直皖双方为争夺中央政权爆发战争。关键时刻，张作霖以“武力调停”名义派奉军入关挺直。日本方面对奉军行动给予了暗中支持。原因在于日本军部观察到声名狼藉的皖系政府难以为继，遂打算在皖系垮台后利用奉系来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在奉军的援助下，直军仅用5天时间便彻底打败皖军，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军控制了北京政权。

1920年，北洋军队穿过正阳门

直系军阀的上台反映出英美列强在华势力的加强。1920年8月，直奉双方共推靳云鹏组阁。由于靳内阁亲直疏奉，引起奉系不满。1921年12月，奉系推翻靳内阁，支持亲日派梁士诒组阁。梁内阁对内赦免被通缉的皖系政客，极力压制吴佩孚，对外向日本借款，出卖铁路主权。其卖国行径遭到国人强烈反对，吴佩孚遂联合直系各省督军乘机逼迫梁内阁下台，由此引发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日本在战争中试图拉拢吴佩孚，采取了“暧昧中立”政策，使奉军在直军多路攻击下被迫退向关外。

日本当局倒直阴谋酝酿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系战败被挤出中央权柄，退向关外，而依靠英美的直系势力不断增强，使日本当局感到其对北京中央政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明显削弱，特别是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之下，仅凭“二十一条”来实现其在华权益和扩张显然行不通。面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日本当局开始考虑调整对华策略，物色新的军阀作为侵华工具。根据1921年日本原敬内阁在东方会议中确定的对华政策，是要利用奉系张作霖作为其在满蒙扩张的工具。而张作霖在此前后也频频向日本输诚，表示反直亲日，希冀借助日本援助再次染指中央权力。由于美、英等国自1921年底至1922年初在华盛顿召开会议，通过系列决议构建了将中国置于列强共同支配之下的华盛顿体系，打破了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阴谋。1922年4月高桥是清内阁认为日本的行动受到华盛顿会议决议的制约，同时也基于张作霖给列强留下的不良印象，对于奉系要求的援助及奉直军事纷争持保留态度，以避免同列强对峙及因援奉而激起吴佩孚的反感，期望通过“暧昧中立”来加强对北洋政府的影响。但1922年6月直系击败奉系后，吴佩孚不仅没有投靠日本，反而以美英列强为后盾左右时局。更令日本担忧的是，吴佩孚在英美支持下准备武力统一全国。日本当局对此极为警觉，基于在华权益受到直系武统计划威胁的担忧，日本当局深感有必要推倒直系政权。

直系将奉系赶回关外后，势力如日中天，握有北洋政府实权，但内部并不团结。吴佩孚为获取直军统一指挥权，大力削弱直系地方督军的军权，激起直军众将领的不满。此外，皖系首领段祺瑞失去中央控制权后，以北洋元老身份多方联络，试图东山再起。日本原以为段氏会一蹶不振，但直系内讧无疑为其提供了机会。日本试图通过倒直，重新扶植段氏。

皖系首领段祺瑞（左）、直系首领吴佩孚（中）、直系将领冯玉祥（右）

二、间谍渗透与援奉倒直局面的形成

日本政府在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组阁后迅速调整对华政策，派遣具有军方背景的间谍对北洋军阀各派进行渗透。1922年6月，加藤上台后，确定了日本对北洋政府及地方军阀采取积极渗透的方针。

日本方面积极在北京政府及地方军阀周围安插现役军人从事谍报工作，以便搜集情报，培植亲日势力。如在北洋政府担任总统府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及其下属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派往奉系内部担任军事顾问或私人顾问的町野武马、菊池武夫、松井七夫、本庄繁等，安插在冯玉祥身边担任顾问的松室孝良等。1922年9月间，日本陆军省甚至还以“顾问”之名向吴佩孚身边派遣间谍。被派遣者为吴在日俄战争期间的老相识、曾任日军文书的冈野增次郎。冈野在离开东京前往洛阳吴佩孚所部驻地的前一天，面见了包括日本外相内田康哉、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等在内的众多军政界高层，此举透露出其洛阳之行实为日本当局的有意安排。临行前，上原勇作还要求冈野劝说吴大量招聘日本军事教官。这些日本军人以“顾问”或“教官”等名义作掩护，一方面时刻掌控北洋政府及地方势力的动向，另一方面试图通过“顾问”身份，影响军阀们的决策，使之有利于维护日本在华权益。

直皖战争后，皖系元气大伤，在北方已无力与直系抗衡。奉系张作霖在1922年直奉战争中战败后退守关外，宣布东三省脱离中央管辖，实行“自治”，以图东山再起。日本军方在远东国际格局影响下，为巩固其在满蒙的权益，对奉系的态度经历了从不援助到援助的转变，最终形成了援奉倒直的局面。

直奉战争后，日本政府对待奉张仅仅将其视为地方军阀，而非皖系段祺瑞在中央的替代者，主要目的是想利用其来维护满蒙地区的安定。究其原因，在于一战以后日本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对华武器禁运协议”，在外交方面高调标榜“对华不干涉政策”，因此对于张作霖入关争霸、问鼎中原的企图并不支持，担心会影响到满蒙地区的稳定。1922年12月下旬，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就曾向奉天总领事赤塚正助指示，如果张作霖能够全力“维护东三省的治安”，那么对日本而言是“极为符合心愿的事情”。

而此时日本陆军方面也倾向于外务省标榜的“对华不干涉主义”，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对奉系给予实质性的援助。

但在经历了1923年中国兴起排日风潮、中苏关系调整与苏联重返“北满”，以及英美制造“对华共管”舆论等事件后，日本深感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日本陆军中的部分势力强烈要求军方调整对华政策。时任日本陆军中将的田中国重向陆军中央建议：“帝国有必要对张作霖进行后援，防止中东路的赤化。”担任陆军次官的宇垣一成（1924年升任陆军大臣）也明确表示支持奉张。1924年初，日军高层逐步形成援奉的基本态度，日本政府外交部门仍打着“对华不干涉”的招牌。

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在对华政策方面存在的分歧，使其内阁无法应对中国时局的变化。1924年2月初，清浦奎吾内阁要求外交和军事部门联合制定对华新政。3月中旬，陆军方面在“草案”中提出：“鉴于东三省同帝国的特殊关系，要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给予特别的援助，以维持该地治安。”这一主张被吸收进最终确定的“对华政策纲领”中。尽管该“纲领”因青浦内阁垮台而未被公布，但却成为此后日本陆军对华行动的指南，如对奉张秘密提供军火援助。1924年4月到10月，日本陆军方面将步枪2万支、步枪子弹2000万发、炮弹1.5万枚，分3次运送给奉军，同时还对奉天兵工厂给予“充分的援助”。

在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新政策的同时，直奉之间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为预判战争结果，1924年7、8月间，日本陆军方面分别派驻华各地间谍对奉直双方进行战力调查。由于对直系军力了解相对较少，早在2月份关东军高级参谋松井七夫已赴华中、华南了解直系实力。7月间，驻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弥次郎前往洛阳（吴佩孚所部驻地）调查。8月初，贵志和本庄繁对奉军进行了调查。谍报人员调查后指出，直军战力较强、势力巩固，与奉军将终有一战；奉军素质较差，与直军交战取胜的可能性较小；要保持张的地位及满蒙安定，必须加大援张力度。此次调查结果，强化了日本陆军对援助奉张的认识。但由于外相币原多次强调不得向中国军阀进行武器援助，使日本陆军有所顾虑，援奉只能秘密进行。

1924年9月1日，江苏督军齐燮元（直系）与浙江督军卢永祥（皖系）之间，因收编“客军”问题爆发战争。由于卢为反直“三角同盟”（奉系、皖系、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中皖系主力，因此张作霖借机兴师讨直，企图逐鹿中原。对于奉张动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船津辰一郎认为，如果张作霖得胜，将为段祺瑞出任总统提供机会；即使不获全胜，也至少可以保全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因此，他建议日本政府应采取“某种主动”，防止直系军队进犯辽河以东地区。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也认为吴佩孚背后有英美支持，企图排斥日本在满洲的势力，日本政府应警告直奉双方不得将战火扩及满洲。9月12日，加藤内阁讨论中国局势，表示战乱如蔓延至满洲，日本“将采取适当的行动”。

三、倒直“谋略”的设计与北京政变

张作霖在通过日本顾问本庄繁摸清日本各方态度后，于9月17日派奉军猛攻山海关，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时任直鲁豫巡阅使兼第三师师长）派遣25万直军分三路迎战。冯玉祥所率第三军为西路，攻击方向为热河。10月中旬，两军战斗陷入胶着状态。在直奉对峙之际，日本陆军大臣宇垣一成认为应对奉张给予“有形和无形的相当的支持”。随后日本陆军实施了一系列援张行动。如组织由松井七夫、是永重夫等军官组成的“日本军事顾问团”，前往奉军方面参与指挥作战；向奉军紧急提供4000万发子弹、10万发炮弹；与奉军共享有关直军情报。

基于直强奉弱的现状，日本军部认为如果奉张有直系内部力量襄助，则有可能打破僵局，获取胜利。基于此种考虑，日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通过在华间谍秘密策划了间接倒直的“谋略”。该计划主要得益于战前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身份作掩饰的间谍林弥三吉对直军将领冯玉祥所做的情报工作。林弥认为冯“表面阿附曹锟，实际上与孙文、段祺瑞暗通款曲，态度暧昧”，建议日本陆军方面拉冯反吴，从内部破坏直军。为打破直奉胶着状态，上原指示林弥执行“谋略”计划，“快速策冯倒吴，务必使吴败北，保持张之地位”。游说段祺瑞、张作霖的事宜，交由与北洋首脑较为熟悉的退役陆军大佐寺西秀武来执行。他先是密电段祺瑞，告知奉直双方大战在即。久图东山再起的段认为时机到来，密派吴光新游说张作霖，怂恿其拉拢直系内部力量，伺机推翻曹吴。寺西随后到奉天向张作霖献联段、拉冯、倒吴之策，紧接着赴天津与段密商拉冯倒吴具体细节。段后派贾耀德联络冯，张派顾问町野武马赴津与段密商反直举措。经过日谍寺西的串联活动，张、段携手拉冯反直的计划基本形成。

对于策反冯玉祥起事，则由林弥三吉具体负责。林弥利用冯与吴佩孚之间的嫌隙进行离间。冯因非曹吴嫡系，虽有战功，但仍被吴抢地盘、扣军饷。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秘密联络孙岳（京畿警备副司令兼北京戒严司令）、胡景翼（援军第二路司令）等直军将领寻机反吴。同时，冯还邀请黄郛（时任教育总长）为其谋划。黄具有留日背景，1923年经张绍曾牵线与冯相识并成为知己，被林弥以重金收买。林弥安排与黄熟识的铃木贞一和土肥原贤二与其接洽。铃木则通过黄的牵线向冯接近。土肥原为北洋政府总统顾问坂西利八郎的下属。在直奉两军前线僵持之际，土肥原向黄郛提供了坂西从总统府窃取的情报，大意为总统曹锟通过秘书长王兰亭、外交总长顾维钧等谋划，企图向美国求援。黄把文件副本转给了冯，并鼓动其断然起事，推倒曹吴。为策动冯顺利起事，段祺瑞建议张作霖付给冯一笔“军饷”。张最初犹豫不决，后经顾问松井七夫鼓动，表示同意。这笔“军饷”由张通过南满铁路公司贷款获得，经三井银行汇给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吉冈显作，再由其转交给段。段派段祺树、王乃模会同松室孝良将横滨正金银行的一张100万元支票交予冯。冯拿到“军饷”后开始择机倒吴。

日本间谍铃木贞一（1888—1989年）

10月中旬，奉军猛攻山海关，吴佩孚离京前往督战。冯认为时机已到，命鹿钟麟率部秘密回师。22日冯部进入北京，控制了火车站、电话局、电报局等要害部门。23日上午鹿钟麟带兵软禁总统曹锟，迫使其发布解除吴佩孚现任职务的命令。同时，又推翻直系内阁，以曹锟名义宣布由黄郛代理国务总理。随即迫使曹辞职，黄以代理总理摄行大总统职权。11月1日，以黄郛为总理的“摄政内阁”成立，直系政权宣告垮台。此事件即为“北京政变”。

政变发生后，前线直军腹背受敌，南下陆路被地方实力派所阻，海上退路被日本海军阻塞，最终主力在冀东被歼灭。吴佩孚率残军在日本间谍町野武马建议下经天津从大沽口浮海南逃。直系势力退到长江流域，对中央政权的操控就此终结。冯玉祥推倒曹吴后，张作霖违背与冯此前相约不入关的承诺，带兵直逼京津，拥段担任反直军统帅。冯迫于奉军压力，辞去国民军总司令职。日本政府以“日支特殊关系”为借口施压摄政内阁，获得对解决中日悬案的保证。针对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日奉通过拥段排孙手段，于11月下旬扶植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导致黄郛内阁倒台，使北京政变的果实落入其手中。

日本军部通过援奉拉冯的伎俩使直系政权垮台，实现了其间接倒直的目的，巩固了其在满蒙的权益，进一步加强了对华渗透与控制。对于日本军方操控北洋政府地方势力的典型手法，英国驻日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曾说：“历史将无可辩驳地表明，日本陆军的既定政策就是（在华）挑起各种争端，从各种挑衅事件中取利。”真可谓一语中的。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