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经历风雨经历沧桑，培育了无数的优秀人才。在贵州革命老区，有着无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他们的奉献与业绩，是贵州人民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王若飞（1896—1945）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之一，他的一生践行了“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初心和理想。

学生时代的探索

1896年10月11日，王若飞出生在贵州省安顺城北街王家祖宅，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后来，因家庭变故，父亲在潦倒中去世，母亲黄固贞带着他和妹妹王若芬依庶祖母度日。

王若飞八岁（1904）那年，二舅父黄齐生把他接到贵阳，入达德学校上学。随后又把他的母亲和妹妹王若芬接到贵阳大舅父黄干夫家中，从此他们一家依靠二位舅父生活。

1911年，王若飞从达德学校毕业，随大舅父黄干夫到铜仁矿务局任文书兼会计。年轻的王若飞看到了矿工的悲惨生活，深感国弱民贫，政治腐败，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此时，大舅父黄干夫、二舅父黄齐生都投身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大舅父黄干夫说服驻军团长彭公武举义讨袁，二舅父黄齐生为赴各省联络的贵州代表，取道昆明、海防、香港赴上海，对倒袁成功后的总统问题表达贵州的意见。王若飞作为秘书，携款往上海与二舅父黄齐生会合。途经湖南辰溪时，被驻地袁军扣留，被关一月有余才得脱险。这是王若飞为了革命事业第一次被捕。

1917年冬，王若飞考取官费留日生资格。1918年1月，随黄齐生带领的贵州籍留日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明治大学。因为不满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侵略中国的强盗行径，他和30多名贵州籍学生愤而归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若飞回到上海。当时，吴玉章等人提倡赴法勤工俭学，王若飞决定赴法学习。同年10月，黄齐生在上海多方筹措到经费后，率领王若飞等前往欧洲，先后在伦敦、巴黎等地共同生活。他们租了一间小房间，黄齐生和湖南来的徐特立睡床上，王若飞睡地上。白天学生们出去上工，黄齐生和徐特立在宿舍为他们洗衣做饭，晚间听学生们谈论工厂、学校情况，一起讨论天下大事。有一段时间，王若飞甚至到铁工厂去做打铁工人。王若飞在圣夏门铁工厂勤工俭学期间，写下了著名而宝贵的《圣夏门勤工日记》。王若飞与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厚道、热情的王若飞多方联络、沟通、斡旋，使大家团结起来，积极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共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

1923年3月，受中国共产党指派，王若飞赴莫斯科入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黄齐生在巴黎送别王若飞。后返回祖国，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往返于上海和贵阳。

营救革命同志

王若飞回国后，1925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李大钊与国民军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商定的计划，派王若飞到河南帮助国民军第二军开办军官学校。王若飞到达开封时，由于胡景翼病故，继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的岳维峻放弃了开办军校的计划。开办军校未果，王若飞留在河南担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在此期间，与党组织派到豫丰纱厂做女工工作的李培之相识相爱，结为革命伴侣。他们结婚仅仅十几天，王若飞就送别新婚的妻子李培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年冬，王若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时，王若飞的大舅父一家、二舅父一家及母亲、妹妹都在上海居住。

自欧洲一别，王若飞与二舅父音讯不通，与家人失去联系。家人隐约听到王若飞也在上海的消息，到处寻访不得。一日，王若飞与二舅父突然在路上相遇，二人惊喜不已，同入酒家叙谈。舅父说：你的母亲和妹妹近在沪上，何不一见呢？王若飞低头垂泪，良久不能语。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大批同志被捕，亲密战友陈延年身陷囹圄，自己也身处极度危险之中。自己从小为二位舅父抚养长大，培育成人，东渡日本，远赴欧洲，再到苏联，母亲和妹妹一直为二位舅父照料，自己分毫未有回报，虽知亲人近在咫尺，怎么能让他们因自己涉险呢?然而，与亲人多年未见，怎么能不思念呢?终于在一个夜晚，他来到大舅父家，与母亲相见。母亲深明大义，知道儿子的事业不能言、不能问，必是有关家国的大事业，便叮嘱他不必以己为念。

刘方岳是少年王若飞在达德学校的同学，后一起东渡日本，远赴法国，当年因里昂大学事件被送回国。后来在贵州商人王从素在上海所开的德胜棉花号做经理。一日，王若飞突然来访，一进门就说：快弄点吃的来，饿极了。刘方岳马上出门弄来一只蒸鸡，见若飞狼吞虎咽，他暗自思忖，王若飞可能处于被追捕中。王若飞在老同学的寓所住了两三天，白天躲在家里，畅叙别情，描述红色俄国之所见，特别对陈延年的才能、气节大加赞赏。每当夜幕降临他便外出，直到深夜方回，照例狼吞虎咽吃掉老同学为他准备的丰盛晚餐。其实，营救陈延年和被捕同志的工作在秘密而紧张的进行中。半个月后，有一位自称陈延年夫人的年轻妇女来找刘方岳，向他陈述陈延年被捕的经过，并请求他设法营救。不久，刘方岳收到寄自哈尔滨一家俄国商号1万元的巨款，请他转给上海的某君。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刘方岳想到这是地下党的经费，他马上把款项汇往指定的账户。大约过了10天，他又收到500元汇款，请他出面营救陈延年。他遵照所嘱到上海四马路找吴凯声律师，出庭为陈延年辩护，终未果，陈延年至死不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狱中的斗争

塞外风寒日甚，王若飞劝舅父离开。他从西服衬里撕下一方白绸，给不知身在何方的妻子李培之写了一封诀别信：

培之，忘掉我！不要为我的牺牲而伤痛，集中精力进行战斗，继续努力完成党的事业。培之，别了，我们在红旗下聚齐，又在红旗下分手。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但革命的红旗永远不倒，它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请你伸出双手，来迎接我们的胜利吧！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王若飞始终守口如瓶。黔驴技穷的敌人导演了一出假枪毙的把戏，在夜深人静之时，将他押到荒地，用枪对着他叫：招不招，不招就开枪了！他平静地说：开枪吧！把敌人惊得目瞪口呆。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十分震撼，他对人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

王若飞在刑场上竟面不改色、态度自若，真了不起！人才就出在共产党里啊！

为王若飞的人格魅力所感动，傅作义经常请他到家里，说服他为国民政府服务。王若飞则利用这个机会宣传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团结抗日的政要。后来傅作义说：我能够在北平接受共产党的条件，和平解放北平，跟王若飞在狱中对我的教育分不开。

1936年，王若飞被转押到山西监狱，山西省主席阎锡山钦佩王若飞的为人和才华，多次说服他为己所用，均被他拒绝。

出狱后的革命工作

1937年5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营救下，王若飞结束了五年零七个月的牢狱生活。得知自己即将无条件出狱，王若飞主动要求党组织对自己进行审查。

▲1945年8月28日，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左二）、周恩来（右二）、王若飞（右一），与陪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左三）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左一）离开延安时合影

1944年5月，抗日战争进入后期，国民党常常挑起事端，国共两党摩擦迭起，大后方人心动荡。党中央派林伯渠和王若飞赴西安、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王若飞后任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他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

中共贵州地下组织自1940年后一直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工作。1944年底，日寇侵入贵州，抗战形势危急。省临时工委向王若飞请示，派部分地下党员回乡发展抗日武装，组建游击队。安顺青年沈守鸿受组织委派，在重庆温泉国民党中央大学受训，搜集情报。这时接到组织通知，要他立即撤离，回乡开辟游击区。沈守鸿接到指示，借口家中老父生病，托同学代请假，匆匆收拾行李，进城找到南方局青年工作部的刘光，刘光把他带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告诉他：今天若飞同志要和你谈话。

沈守鸿终于见到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询问了沈守鸿一些情况后，为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然后作出指示：现在组织要派你回贵州参加开辟抗日游击区的工作，这是一项紧迫重要的任务。你要像救火一样快速行动，迎着敌人去，迟了，有的人在混乱中走散了，投敌了，要赶在敌人占领之前到那些地方去进行工作。

王若飞要沈守鸿谈谈回去后的工作打算。沈守鸿说：回到家乡隐蔽下来，把当地各种社会力量组织起来，打出抗日保家卫国的大旗，按照游击区的经验创建敌后根据地。王若飞问到还有哪些同志可以回贵州工作时，沈守鸿提出有罗明、聂静涵、朱立影等同志，若飞一一记在笔记本上。当沈守鸿提到组织问题时，王若飞明确指示：你们工作开展起来后，再把组织建立起来，暂仍直接与南方局联系。

接见一直持续到傍晚。饭后，为避免特务盯梢，沈守鸿和王若飞乘车一道离开曾家岩办事处。车行至观音岩马路僻静处，王若飞即示意沈守鸿下车。

沈守鸿回到家乡安顺新场乡后，联络思想进步、爱国心强、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和回乡大学生，成立“安顺县大学生协进会”，并分头联络，发展成员。

这是王若飞离开家乡多年后，和家乡的一次重要的联系。

参加重庆谈判

1945年8月，王若飞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随同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期间，王若飞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工作，参与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在谈判中，王若飞按照党中央要求，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的独裁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赢得了“王铁嘴”的美誉。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乘飞机回延安请示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时年50岁。

“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一切要为人民打算”是王若飞与周恩来临别时说的话，也成为他留与世间最后的遗言。

自加入党组织，王若飞便以共产主义信仰为终身追求，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虽历任党内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却始终保持质朴的为民情怀，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和其他同志：作为一个党员，应该根据自己的环境，为党和人民做一份服务工作，这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义务，绝不能自称为领导人。就一个领导人说，他也必须亲自动手，取得经验，然后才配领导别人。应该虚心放下自己领导人的架子，向群众学习。

王若飞卓越的工作才能和领导能力，不仅赢得了党内同志的尊重，也赢得了许多民主人士的由衷钦佩。马寅初称赞王若飞：“确有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本领”“有‘说得出做得成’的才能”。沈钧儒高度评价王若飞在参加重庆谈判中的表现，说他“那一种韧性的辩争，众口纷拿，屹然不动，虽有责难弗避，真不愧为民主战士的前导”。

更为难得的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王若飞没有因为自己光荣的斗争历史骄傲自满，而是保持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组织分配的每一个岗位上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习仲勋的回忆中，王若飞“朴实、谦和，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同志勤勤恳恳”“常说自己懂得不多，没有为党做了多少工作”。蔡畅说他“无论受到怎样的委屈，总是不声不响，毫无怨言”。可以说，一心为民、一心向党的无私情怀，伴随王若飞走过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

在王若飞的革命生涯中，领导过多次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从事过统战、组织、宣传、军事等多种革命工作，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无论身处顺境逆境，甚至面对生死考验，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对党忠诚始终如一，是一位忠诚、干净、担当的革命家，堪称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