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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2-09-01 10: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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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笔者在查阅有关王实味的史料时，一直比较关注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后，被安排翻译马列经典著作的工作，及其为此所做出的不菲成绩和宝贵贡献。现特给予据实介绍，以告慰这位不幸英年早逝的文化人。
1937年9月中旬，王实味陪同发妻刘莹及女儿劲枫（6岁）、儿子旭枫（2岁），从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来到郑州火车站，依依不舍地送别南下湖南长沙（刘莹的娘家）的爱妻和一双儿女后，立即返回开封，去见当时在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的范文澜教授，请求他帮自己写一封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介绍信。因王实味在北大念书时与范教授同属一个中共党支部，彼此早就认识。范教授自然十分高兴，随即便给王写好了介绍信，并嘱咐他先到陕西西安，去找在陕西省教育厅任职的高舍梓女士。高曾是范教授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
王实味拿到介绍信后，当即回到自己任教的河南省立女子中学。找到朱纪章校长，向他递交了自己的辞职报告。尽管朱校长十分舍不得王实味这位外语骨干教师辞职，但当得知王是前往延安投身伟大的抗日斗争，最终还是忍痛割爱，批准了王实味辞职，并给予他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
再说王实味辞去省立女子中学外语教师的工作后，抓紧行前的一些准备事宜，并于9月下旬再次前往郑州火车站，搭乘西去的列车来到西安。他在陕西省教育厅见到了高舍梓女士，递交了范文澜教授的介绍信。高舍梓见到自己老师介绍来的客人，自然十分热情，她立刻陪同王实味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很快办妥了前往延安的一切手续。王便踏上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艰难行程。
当年10月中旬，王实味随同一批革命青年，终于抵达了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古城延安。当时的延安古城，尚未受到日本侵略者飞机的轰炸，几条街道虽然不算宽阔，但却干净整齐，两边店铺多为平房。门前的招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蓝底白字，十分醒目。走出街道，便能清晰地看到宝塔山上高高耸立的宝塔，山下清澈的延河水，缓缓地向前流淌着。稍远处的黄土山坡边，一孔孔窑洞整齐地排列着……这一切，对像王实味这样初来乍到延安的外地人来说，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亮丽和诱人。
王实味拿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具的介绍信到接待单位报到后，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培训学校，其校址在延安东城门外清凉山下。学校的培训宗旨和目的，是为了适应大批爱国青年进入延安的新形势，用较短的时间向他们宣讲一些抗战的必要知识和政治常识，以提高学员们的思想政治觉悟，让其更快更好地投身于伟大的抗战事业。
当时学校的学制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研究班两类：前者称为学员队，在校学习4个月左右；后者主要是培训师资，学习时间为1年。王实味被分配到学员队。组织上根据他的政治条件（共产党员）和文化理论水平，决定让他担任第一期学员队第七队的队长。
学员队短短4个月的学习任务，很快就结束了。王实味便被再分配到设在清凉山下的中央出版发行部（后改名为中央出版局），其主要工作任务就是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王实味的英文底子很扎实。因为从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他与刘莹结婚后，为了生计，曾一度靠英文翻译来养家糊口。根据黄昌勇所著《王实味传》介绍。从1933年至1937年，他先后翻译了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长篇小说《珊拿的邪教徒》、法国作家都德的长篇小说《萨芙》、美国戏剧家奥尔尼的剧本《奇异的插曲》、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长篇小说《资产家》和哈代的长篇小说《还乡》等世界名著，由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约100万字。
王实味在中央出版局工作时间不长，后被调到马列学院编译室。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5日，这一天正是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该学院是我党在延安创办的一所专门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大学，其校址设在延安北郊的兰家坪。是人们心目中延安的“最高学府”。首任院长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
学院除了设立教学管理机构外，还组建了几个研究室。同时鉴于当时在延安能读到马列经典著作的中译本少之又少，故学院又及时成立了一个编译室，其主要任务就是翻译马列的经典著作，以方便更多人学习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编译室主任开始由院长张闻天兼任，这足见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当时编译室规模很可观，除了一批年轻工作人员之外，还有多位精通外文的专家学者。其中有精通英文的柯伯年、何锡麟、王学文；精通德文的袁文彬，精通日文的何洛，等等。因为王实味的英文翻译水平已为许多人所肯定，所以编译室刚一成立，张闻天就点名调王实味到该室从事英文翻译工作。
王实味自接受翻译马列经典著作的任务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之中。据王实味在开封省立女中教过的学生、后又在延安与他联系较多的高向明，以及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薄平等人回忆：王实味翻译马列经典著作一向认真负责，其思想高度集中，全神贯注，一天到晚总是埋头于编译室和在自己的寝室里，一边阅读英文版的经典原著，一边将其翻译成方块汉字。有时下班后、或休息日、或其他闲暇时间，他常常不是对译稿反复斟酌、修改或誊抄，就是躺在床上眼望窑洞顶，细细推敲所译著作的题旨和核心。有时竟忘了按时到餐厅吃饭，常受到同桌就餐者的责怪和奚落（因缺王实味一人，其他人也不便先动筷）。那时延安生活条件艰苦，没有通电，没有暖气。每到夜晚，王实味同其他人一样，及时点亮小油灯，一干就是大半宿；有时为了赶任务，竟通宵达旦地翻译。
夏季气候炎热，窑洞里空气流通差，他便将一张两斗条桌搬到窑洞外，往大树下阴凉处一搁，继续挥笔译书；冬日阴雨天，他总是围在靠窗户的火炉旁工作，借着从窗外射来的光亮，手不释卷抓紧翻译。如遇晴天，阳光照射在窑洞前的空地上，王实味常常把椅子搬到门外，一边晒太阳，一边翻阅刚刚译出的稿子，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有时饭后和休息日，他也会在窑洞前、丘陵间或延河边散步。这时他那疲惫的大脑，也未得到很好的休息，依然沉浸在其倾心竭力的译述中。正是这样全神贯注、无休止地忘我工作，王实味的生活起居及性格有了较大的改变：他与同志间的交往少了，与邻里间的走访、闲聊没有了，往日挂在嘴边爱哼的民间小调听不到了。
作为一位有抱负的文化人，王实味以前比较注重个人的形象：严谨、衣着得体、头发油光发亮，可现在竟也不修边幅了。或许是因为一个“忙”字，他对自己的衣食住行及日常生活，常常已无心顾及：因较长时间不理发，他常常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冬天穿的那件灰色棉袄，两只胳膊肘处被磨破后，漏出来的棉花开始打卷，他也懒得请人或自己动手缝补好；以往窗台上常爱放一束采摘来的野花，清香扑鼻，此时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书报杂志，杂乱无序地堆放着。这些都足见王实味翻译马列经典著作时的专注及忙碌。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实味在延安，从1938年春被调到马列学院编译室搞翻译工作，到1941年8月再被调入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工作为止，在前后3年多的时间里，他忘我地、默默地耕耘，在对马列原著的翻译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作出了宝贵贡献。从现在我们可以查阅到的资料看，当时王实味翻译或与他人合作翻译的马列经典著作有：恩格斯著《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马克思小传》及《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论丛》（内有马克思著作7种）；列宁著二十卷本中的《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卷及第十一卷的上半部分。另外还有不少发表在延安《解放》周刊上的单篇译文。
上述各种翻译文章都先后由延安解放社和重庆生活书店等出版发行。据粗略统计，王实味在延安单独翻译或与他人合译的马列原著约为200万字。
不过，王实味在延安从事马列原著的翻译工作中，由于个人孤傲、偏执的性格及生活上的变故等因素，如他一直未与在湖南长沙的发妻刘莹及一双儿女取得联系；与第二任妻子薄平结婚后，因两人年龄、性格爱好等差距较大，共同生活不到一年又分开了；加之他还患有肺结核病等。这些难解的纠结，使得他的性情更加火暴，待人处世缺乏静察深思，言辞激烈，不计后果。还有，他一见到别人改动自己的译文就发脾气，火冒三丈，哪怕是改动一个字也不行。编译室负责审稿的柯伯年，一次为他的译稿修饰了一些文辞，王实味见到后，便与柯争吵了一番；当时经济学理论水平颇高的何锡麟，一次因为指出王的译文里某处不应用“价钱”，而应用“价格”。王不同意改动，便与何争吵得脸红脖子粗。王实味对他的顶头上司、编译室主任陈伯达亦是如此。一次他看到自己译出的稿子被陈改动了几处，就同陈伯达争执不休。回到家里后仍怒气未消。
据其第二任妻子薄平回忆：那次周末她回到家，见王实味正在拍桌子发火：“看，他陈伯达还改动我的稿子，动了一个字，前后的意思全变了。不懂装懂，简直无知到了极点！”不过客观地说，翻译马列经典著作，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性极强的工作，为了准确无误地表达原著的本意，编译室的同志，不论是领导，还是一般的翻译人员，相互对译文进行反复斟酌、切磋，是完全必要的，合情合理的。最后由领导审查把关，也是工作职责使然，无可非议。王实味理应冷静、虚心地看待别人对自己译稿进行修改。即使认为修改得不妥当，也应冷静耐心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再相互进行深入地推敲，以求得精准地表达马列原著的本意。然而王实味却往往欠缺这一点。他的任性、暴躁脾气，使之成为编译室一个“不受人喜爱”的人。
不过时间长了，加之对王实味的性格、身体及感情生活上诸多不幸等的了解，大多数人对他在为人处世上的毛病，还是持宽容的态度。即使他后来因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惹祸，受到批判，后被打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遭到逮捕关押的厄运时，编译室与他共事的大多数人，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他的问题，并未落井下石。
当时与王实味共事的有个年轻人叫张惊秋，他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后，通过刻苦自学，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除了写文章之外，也担任过诸如“小组长”之类为老同志服务的工作，成天忙忙碌碌，喜笑颜开，许多老同志都喜欢他。可王实味却看不惯，一次他一本正经地对张惊秋说：“张惊秋，我看到你，就想起鲁迅说的笑嘻嘻的脸。”对这位充满阳光的年轻人进行莫名其妙的挖苦，很难让人理喻。
后来王实味受到批判时，张惊秋并未揭露这件事，也未写出任何批判他的文字。当然，随着王实味被打成“托派分子”，虽然有些人在揭批时言辞激烈，上纲上线，不幸酿成冤案。
但多数人心中对是非仍有一杆秤，因而30多年后王实味冤案平反时，许多与他共事的人都说了公道话，促使这一冤案终于获得平反昭雪，凸显出了人性正义的光芒。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1950年三联书店再版马克思《价值、价格和利润》一书时，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王实味的署名被抹掉了，只署了合译者王学文的名字。其稿费也全部付给了王学文。或许出于对王实味付出劳动的尊重，王学文在接到稿费后，只收取了一半，而将另一半上交给了有关部门。这说明人们并未忘记王实味在翻译马列著作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作出的宝贵贡献，也可视为人们对这位不幸英年早逝者的无声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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