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我国黑龙江省漠河县兴安镇隔黑龙江相望的俄罗斯阿穆尔州阿尔巴津诺，历史上曾是我国东北边疆古城雅克萨，也是闻名中外的中俄“雅克萨之战”的发生地。关于雅克萨名称的由来，中外学术界存有异议。据我国史学家、民族学家等考证，“雅克萨原本是中国北部领土，是我国达斡尔族人民世居的城镇，是雅尔斯（YARSH）莫昆（姓氏），敖勒哈拉部落人的聚居区域。它最早的首领名为阿尔巴津（ER BAX TAI），达斡尔语是勇力过人的意思。”（乌力斯·韦戎：《达斡尔族与雅克萨之战》，《齐齐哈尔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雅克萨为女真语，意为‘涮塌了的河湾子’”（李士良、于志欣：《“军事远征”还是自卫反击——评雅克萨战争》，《黑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另一说源出满语，意为“河岸坍塌成半圆形的河湾子”（闫崇年：《雅克萨之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5期）。而据俄罗斯和波兰的文献记载，雅克萨这一名称可能与17世纪被流放西伯利亚的波兰贵族尼基弗尔·切尔尼戈夫斯基有关，19至20世纪的波兰史学家马里安·杜别茨基（Marian K. Dubiecki）甚至称他为“首位抵达阿穆尔河（我国称黑龙江）的波兰人”。

波兰人与远东的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至俄国的殖民时代。据传在顿河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受命东征西伯利亚的队伍中就曾包括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战俘。自德米特里王朝之后，大批到来的波兰人成为俄国征服和开发西伯利亚的“唯一有用的移住民”。他们中有的是出于自愿，选择皈依东正教，并在效忠沙皇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财富，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俄波战争中遭流放的战俘，或因具备军事经验而被编入哥萨克部队继续服役，或因受过教育而进入沙俄政府的贸易和行政部门任职，部分人甚至被提拔为百夫长或被任命为地方总督，表现杰出的波兰人也会被授予俄国贵族头衔，成为“波雅尔人”或“波雅尔人之子”。无论如何，西伯利亚在波兰文化中都是一个带有凶险和不祥色彩的词，波兰集体意识惯常透过民族殉道的视角来刻画其形象，其中饱含的痛苦、悲伤、忧郁、绝望等情感的杂糅交织使它具有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的地理意义。

  ▲沙皇阿列克谢一世画像

1680年，在维尔纽斯方面应丹麦国王秘书希尔德布兰·凡·霍恩（Hildebrand Van Horn）关于提供西伯利亚相关信息的请求而匿名回复的一张拉丁文便条上，以及荷兰外交官尼古拉斯·范·维森（Nicolaas van Witsen）于1692年发表的名为《北方鞑靼人和东方鞑靼人》的地理学著作中，还有1750年德裔俄国史学家格哈德·弗·穆勒（Gerhard F. Müller）于圣彼得堡出版的《西伯利亚王国描述》一书中都曾笼统介绍过切尔尼戈夫斯基的事迹。后来，曾参与波兰1863年起义，并在临时国民政府中任过职的杜别茨基在被判流放西伯利亚期间，设法在涅尔琴斯克（我国称尼布楚）和伊尔库茨克搜集了有关他的俄文档案和资料，经整理后以传记的形式于1874年发表在华沙的《画报周刊》上，从而揭开了一段被尘封许久的关于西伯利亚波兰人的历史。

根据杜别茨基的记述以及相关资料的记载，切尔尼戈夫斯基可能来自第聂伯河右岸支流捷捷列夫河畔的日托米尔附近（有波兰史学家称其来自左岸乌克兰杰斯纳河畔的切尔尼戈夫，其父罗曼曾是波兰国王扬·卡奇米日军中的沃伦护旗手），是17世纪生活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罗斯地区的一位罗斯贵族。在1632年爆发的第六次俄波战争（也称斯摩棱斯克战争）中，切尔尼戈夫斯基父子在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双双被俘。最初，他们被关押在莫斯科北部的沃洛格达，1634年俄波签署《波利亚诺夫卡条约》后，父子二人获释，但他们无意空手而回，便宣誓效忠沙皇米哈伊尔一世，并皈依了东正教。然而，在拿到饷金并娶了一位莫斯科女子为妻后，切尔尼戈夫斯基又变了卦，决定返回联邦。不料，他们在归国途中被俄军抓获，沙皇法庭以叛国罪对他们判了重刑，并剥夺了父子二人的贵族头衔。

1636年，切尔尼戈夫斯基一家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叶尼塞斯克。作为一个有文化、打过仗的波兰人，他被破格提拔为百夫长，在迅速掌握俄语后，又在地方政府机构中任职。据传他曾与声名狼藉的俄国殖民军头目叶罗费·哈巴罗夫一起在叶尼塞河畔开发农业。1650年，他被委任为车臣沃洛科地区（位于叶尼塞斯克以东）一个农垦定居点的管理人。后来，他与家人又被迁往伊利姆斯克，最后被安置在基廉斯克。切尔尼戈夫斯基除负责在勒拿河畔的乌斯季库特督办盐厂外，还被授命指挥当地的一支哥萨克部队，以保障商路安全。就这样，这位波兰贵族在远东较为平静地生活了近30年，他领取沙俄政府的薪金，与妻子育有三儿两女，一家人可谓其乐融融，直到一场灾难突然降临。

1664年夏，在基廉斯克一年一度的集市上，伊利姆斯克堡的督军拉夫连季·奥布霍夫强暴并绑架了切尔尼戈夫斯基的女儿佩拉吉亚（一说妹妹，但无史可考）——一位美丽的东正教牧师的妻子。被这一卑劣行径所激怒的切尔尼戈夫斯基决意报复，他率众叛乱，扫荡了集市摊位。根据穆勒的记述，他们在奥布霍夫返回伊利姆斯克堡的途中发动袭击，在船上杀死了他及他的随从，并解救了女儿。

  ▲建立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米哈伊尔一世

自知犯下弥天大罪的一伙人议定推选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首领，由他带领穿越西伯利亚荒原，向东逃往位于中国满洲的黑龙江一带，以躲避沙俄政府的缉捕。至于为何选择这一逃亡方向，波兰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当时生活在俄国西伯利亚各要塞的居民当中，不断流传着关于罪犯和哥萨克逃往中国边境地区，以及“博格达汗”（源自蒙古语，也译作“博克达汗”，是俄国人对明朝和清朝初期皇帝的称谓）和当地的索伦部部落善待逃亡者的传闻，以至于切尔尼戈夫斯基“每每总能看到勒拿河畔搭造木筏的自愿移居者，在漂流至奥廖克马河河口后随即驶向追逐幸福和财富的未知土地。”

另一种则认为，“黑水”畔神话般富庶的“新世界”不断诱惑着沙俄的探险家和殖民者，其中就包括哈巴罗夫。这位一度暴发的富商在因服刑而破产后，曾于1650年向雅库茨克总督请缨“远征达斡尔之地”（一说奉沙皇之命）。翌年，他率部以残暴手段强占了达斡尔族头人阿尔巴西的住地，经加固设防后改称“阿尔巴津”。对于切尔尼戈夫斯基而言，投奔“老相识”无疑是当时最佳的选择。

在匆匆搜集武器和物资后，一支由84人组成的队伍乘船踏上了漫长而艰苦的逃亡之旅，除切尔尼戈夫斯基的家人外，队伍中还包括一名来自基陵加河河口救世主修道院的修道士赫默根尼（Hermogenes，也译作额摩尔金）。一行人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饥寒交迫地跋涉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每当遇到河水结冰，他们就拖着船沿着河岸步行前进。在抵达通吉尔河（为奥廖克马河右岸支流）流域，并由此向黑龙江上游支流及分水岭地区进发的途中，他们与当地的鄂温克、达斡尔、鄂罗奇等部落间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切尔尼戈夫斯基的部分同伴因此而丧生。翌年春，在饱经严寒、饥饿和病痛的折磨后，侥幸生还的60名逃亡者（一说近70名）最终来到已被清军捣毁的阿尔巴津堡。

1659年，清军藉上年“破罗刹于松花库尔瀚两江之间”（清·何秋涛撰：《朔方备乘》，第61卷）之势收复并捣毁阿尔巴津堡后并未派军驻守，而是退回黑龙江下游的瑷珲等地，这为切尔尼戈夫斯基一伙重建并盘踞此地创造了契机。他们承袭东斯拉夫地区的古老习俗，在江岸边高耸的悬崖上安放十字架，并据此安营扎寨。

据杜别茨基的记述，重建的阿尔巴津堡是一座用木头搭建的四边形建筑，它面朝黑龙江坐落在左岸的陡坡上，其内部临江一侧的两座塔楼顶部布置了瞭望哨，从那里可俯瞰江面，底部则被辟成生活区。对面一侧仅有一座主楼，主楼开设大门，是要塞唯一的出入口，大门上方设有议事厅，其上方为瞭望台。此外，内部设施还包括一个粮仓，由于是岩石地貌，堡内无法打井。要塞最初被长126英尺、宽91英尺的木头围桩所包围，后在其外部又构筑了防御工事和堑壕，除一座守军的兵营外，围桩附近还建有一个约包括40间房屋的小村庄，以及一座由赫默根尼主持修建的小教堂，据传其中曾供奉着他从基廉斯克带来的一幅圣母像。重建后的要塞以切尔尼戈夫斯基家族纹章的名字——雅克萨（Jaxa/Jaksa）重新命名。

此后的几年间，由于大批流放犯、不法之徒、战俘和逃亡的农民慕名前来投靠，加之当地部分原住民的入伙，雅克萨逐渐成为这些“殖民者”啸聚的“大都会”。切尔尼戈夫斯基俨然以独霸一方的“领主”自居，除统揽军事、司法和行政权外，他还颁布了《法典》（一说为赫默根尼制定或与其合作制定），并以“王”的名义向当地索伦部部落征取“实物税”——“雅萨克（Jasak）”（即毛皮和皮革类贡品）。

与此同时，他令要塞居民在周边地带屯垦、放牧和狩猎，并在黑龙江下游沿岸建立新的屯营，试图通过“筑室散处，耕种自给”的殖民活动达到“开疆拓土”、立稳脚跟的目的。杜别茨基在传记中声称其势力范围曾延伸至“东边的结雅河（我国称精奇里江）支流及上游十几英里的地区”。

割据一方和恣意的殖民活动使雅克萨先后遭到沙俄西伯利亚当局和清政府的攻挞，不堪夹击的切尔尼戈夫斯基再次选择投靠俄国。为了得到沙皇的宽恕，他呈递了一份由101名要塞居民联名的请愿书，其中还特意阐明杀害奥布霍夫的缘由。不仅如此，从1669年起，雅克萨开始向尼布楚的沙俄当局进贡貂皮，以示臣服。

鉴于17世纪中叶前后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等沙俄殖民军团伙对黑龙江流域殖民扩张的失利，沙皇阿列克谢一世对切尔尼戈夫斯基的“贡献”颇为赞赏，不仅开恩赦免了他的罪行，还于1674年委任他为要塞的副总督，以资褒奖和鼓励。

于是，这个曾经杀害沙皇督军的流放犯摇身一变成为了沙皇的宠儿。是年，雅克萨被沙俄吞并，并再次改称阿尔巴津。1675年，切尔尼戈夫斯基率所部哥萨克南下奔袭我国东北腹地根河一带（今呼盟境内），之后便从史料、文献的记载中消失了，其后续命运无从知晓，有推测称其死于途中。从俄方的资料中仅能得知，他的三个儿子滞留西伯利亚，并于1680年4月19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参军入伍。

透过这部传记，不难看出作者对切尔尼戈夫斯基生平的考述存在有失偏颇和过于理想化的问题。例如，为了塑造切尔尼戈夫斯基“睿智可汗”的形象，杜别茨基称其采取了有别于哈巴罗夫的温和策略，设法取信当地部落，令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而须缴纳的贡赋“……对他们而言并不繁重，他们不声不响地缴纳，也没有想过要反叛，当地人当时并未因此而怨声载道”。

而据我国史料和方志记载，沙俄殖民军曾于康熙四年（1665年）“入索伦部，取貂皮，而淫其妇女”（杨宾撰：《柳边纪略》，第12卷），事发后被宁古塔将军巴海率军歼灭，随后便“筑城于雅克萨，为边患者二十余年”（王锡祺撰：《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一帙》，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5）。

再如，为了强调雅克萨的名称与波兰贵族的渊源，杜别茨基淡化了清政府为和平解决中俄争端而作出的外交努力，以及屡次遣人赴雅克萨“宣谕”，要求俄人撤回本国的史实，而将其解读为“中国当局视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非西伯利亚籍人士，并未将其名字纳入从前在阿穆尔河的波涛中游荡的暴徒之列，他们尊重这位定居者，因为在他缴权后，当局曾以波兰语致信雅克萨的居民，当中并未使用别的称谓，而是切尔尼戈夫斯基所起的名字……”

综上，另结合17世纪俄国哥萨克侵扰我国东北黑龙江地区，以及清政府和当地各族居民联合抗击俄国殖民入侵的历史，就雅克萨名称的由来这一存在争议的问题，杜别茨基对切尔尼戈夫斯基生平的考述似乎尚不足以构成有足够说服力的佐证。

（作者，何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